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典范，但是，近些年来网上翻案风盛行，标新立异的观点层出不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而李世民作为标杆式的人物，自然未能幸免。不过，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早已彪炳青史，想要推翻实在是太困难了。于是乎，有些人就开始另辟蹊径，从其他方面入手批判李世民。修宫殿，也就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李世民
说实话，李世民当皇帝确实厉害，但要说修宫殿，实在是太不突出，终其一生，也就修了几个宫殿，要么规模很小，要么非常朴素。不但完全不能和他之前的隋朝杨氏父子相比，而且也大幅落后于他身后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修宫殿本身，并不能认为就是暴政，宫殿的基本功能是居住和处理政务，就类似于现在建造住宅楼和办公楼，你能说它不对吗？之所以有的皇帝大兴土木被后人批判，是因为他们建造的宫殿过于奢华，完全超过了正常居住和处理政务的需要；同时，他们在建造时滥用民力，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活，搞得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而李世民修建宫殿，并没有出现上面的问题。
李世民反复强调修建宫殿一定要朴素，因为宫殿奢华问题还专门处罚过将作大匠窦璡。至于李世民修建的部分宫殿（例如玉华宫）耗费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建筑规模比较大，李世民把百官的办公场所都建起来了，摊子铺的大，耗费自然也就相对较大。但玉华宫本身非常朴素，仍然只是满足基本的居住和处理政务的需要。
李世民修宫殿也并未破坏正常的经济生活，当然，既然是修宫殿，百姓就要服力役，一旦服力役，其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苛责古人，在唐朝前期，百姓服力役是法令明确规定的，课口每年要服役20天（如有需要，最多加到50天），作为皇帝，要做的不是不让百姓服力役，而是要把握好度，将其控制在百姓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在贞观年间，百姓并未因为修建宫殿而出现大规模骚动，说明李世民在这方面做的是不错的。
因此，仅就修宫殿而言，李世民也没有什么黑点。
但是，谁让李世民留给后人的黑点太少呢。没有黑点，创造黑点也要批判，终于，经过仔细搜索后，有人貌似找到了李世民在修宫殿方面的一个大黑点，那就是贞观十四年（640）修建襄城宫，据说李世民为此使用了多达190万人，耗时1年才修成。
具体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本文对此详细分析一下。
一、修建襄城宫的相关记载
据《唐会要》卷30记载：
（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五日，营襄城宫。初，太宗将幸洛阳，遣将作大匠阎立德，访可清暑之地，以建离宫。遂于汝州西山，前临汝水，傍通广城泽，以置宫焉。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
至（贞观）十五年（641）三月七日，幸襄城宫。及至，暑热甚，又多毒虺。太宗大怒，九日，免立德官，而罢其宫，分赐百姓。
（《册府元龟》卷14、卷625记载略同，《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较为简略，“役凡百余万”）
据此看，贞观十四年（640）八月，李世民计划巡视洛阳，命令将作大匠阎立德找一个清凉避暑之地修建离宫。阎立德就在河南汝州建了一座宫殿，是为襄城宫。等到贞观十五年（641）三月，李世民到达襄城宫后，发现宫殿里面很热，又有很多毒虫，于是大怒，免去了阎立德官职，废弃襄城宫，将襄城宫的砖瓦木石等材料分赐给百姓。
阎立德
襄城宫事件本身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问题出现在修建襄城宫的耗费方面，史书说“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这里的“役工一百九十万”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意思是动用了役工190万人，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在严重的滥用民力。
那么，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认为，这里的“役工一百九十万”，指的是役使工匠的耗费是190万，而不是人数是190万。下面我就具体分析一下。
二、贞观年间唐朝不可能因修建宫殿而役使190万人
襄城宫修建于贞观十四年（640），当时唐朝全国有多少人呢？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统计数据，贞观十三年（639），唐朝全国在籍人口是300余万户、1200余万口。
这里面，能够承担赋役的人口（课口）有多少呢？史书没有直接记载，但我们可以进行推算。
查《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全国人口为52,880,488人，其中，课口为7,662,800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5%。
查《通典》食货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全国人口为52919309人，其中，课口为8208321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5%。乾元三年（760），全国人口为16,990,386人其中，其中，课口为2,370,799人，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4.0%。
通过上述三个数据，可以大致看出唐朝前期课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情况。
我们就拿最高比例15.5%来推算，贞观十三年（639），全国人口1200余万人，据此推算课口为186万。
也就是说当时全国能够承担赋税和力役的只有大约186万人。
如果修建襄城宫居然要动用190万人，那就说明，李世民把全国的课口都调去河南汝州了。朝廷不收租庸调了？朝廷没有其他需要服力役的事情了？百姓不继续生活了？全国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停摆了？
而且，汝州巴掌大的地方，这190万人的吃住问题如何解决？
汝州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明确的说，所谓“役工一百九十万”，指的断然不可能是190万人。
三、“役工一百九十万”含义分析
其实，只要通读史书原文，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出含义：
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
请注意后面这句“杂费称是”，“称是”，意思是相称、相当。举个《资治通鉴》的例子：
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
胡三省在此明确注释为：言他物与布金银钱绢相称也。
也就是说，只有在说到同一类事物的时候，才能用到“称是”，上面的例子，说的就都是财物。
回到襄城宫这件事情上，后面既然说了“杂费称是”，说的是耗费、费用，依此反推，前面说的“役工一百九十万”，也必然指的是耗费、费用，具体说是役使工匠要产生的耗费、费用。
关于这一点，我在史料记载中也找到了佐证，这里举出《续通志》为证。
据《续通志》卷212记载：
乃起襄城宫于汝州西山，费百余万。
很显然，《续通志》认为，所谓“役工一百九十万”，指的就是役使工匠产生的耗费、费用。
至于说这里的耗费、费用究竟是指什么，我提出两种解读：
（一）金钱意义上的费用
在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凡是课口，每年要服力役20天（如果没服，则需要缴纳一定费用，这就是租庸调中的“庸”），如国家有需要，可以在20天之外加役，加15天（合计35天）可以免除“调”，加30天（合计50天）则可以“租调”全免。但是，通常情况下，每年力役最多也就加到50天，超过50天，如果朝廷还要让人出力役，那就得花钱雇。（这里说的是通常情况，隋炀帝那种把人往死里用的不算）
因此，役使工匠是会产生费用的，至少会减少朝廷的“庸”的收入，如果时间长了，还会额外产生雇佣的费用。
比如，唐玄宗时期，曾修建大明宫，后又因故缓修，为此，唐玄宗发布《缓修大明宫诏》，特意指出：
所有先役工匠，即优还价值，勿令悬欠，仍即放散。
唐玄宗
可见，当时对于修建大明宫的工匠，朝廷是需要付钱的。
大明宫
除雇佣工匠的费用之外，为了保证工程项目正常建设，朝廷还有其他一些必需的支出，都要计算在内。
至于这一费用的计量单位，是计量布帛的尺、丈、匹，还是计量开元通宝的文、贯，我并不确定，留待以后再详细研究。
（二）工作量意义上的耗费
当时，对于营造事务，也经常会用工作量来衡量其耗费。我举三个例子：
1、张玄素劝谏
贞观初年，李世民想修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谏，提到他看过隋朝建造宫殿时，从南方豫章郡运送大型木材时的场景：
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旧唐书》张玄素传）
张玄素剧照
根据张玄素的描述，当时拖拽一根大木头，就需要2000人用生铁做的轱辘（铁毂）运送，另有数百人单独携带其他的铁轱辘跟随，用于随时更换损坏的铁轱辘。运送一根大木头，就需要耗费数十万工作量（数十万功）。
至于工作量的具体计量方式，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是推测使用的应该是“人天”的方式，即一个人工作一天是一个计量单位。因为，按照张玄素的描述，木材从豫章郡运往北方（张玄素是河东蒲州人，隋末在河北景城县任职，他看到造宫殿的场景只能在北方），大概要走二三千里的路，每天走二三十里，大约需要100天左右才能到达，二三千人乘以100，就是二三十万，符合张玄素“数十万功”的描述。
2、刘仁轨劝谏
贞观十四年（640），李世民到同州校猎，栎阳丞刘仁轨上表劝谏，提到：
今既供承猎事，兼之修理桥道，纵大简略，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旧唐书》刘仁轨传）
请注意，刘仁轨用词是“费”，即耗费，所以这里的“一二万工”，指的并不是人数，而是工作量。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才将其明确记载为“动费一二万功”。
据此判断，当时的“工”与“功”字可能是存在混用情况的。
3、安市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进攻高句丽安市城，曾命江夏王李道宗在城外修筑土山：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
这里的“用功五十万”，指的也是60天（六旬）的工作量，据此反推，应该有差不多8000多唐军参与了修筑土山。
具体到修筑襄城宫的所谓“役工一百九十万”，我认为，上述两种解读都说得通。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工作量的解释，即“役功 一百九十万”。
至于为了修筑襄城宫到底投入了多少人，由于修筑襄城宫的持续时间不能确定，因此，不是很好推测。假设襄城宫是从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一直修建到贞观十五年（641）三月，耗时7个月、210天，则投入工匠大约9000人；假设只是使用了贞观十四年和贞观十五年两年的力役时间，则耗时100天（因为通常来说，每年力役最多50天，2年合计100天），相应的，投入工匠大约1.9万人。需要指出的是，投入的这些人里，并不是简单的临时从当地及周围百姓中抽调，因为将作监自己是有编制内的工匠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将作监有“短蕃匠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四人，明资匠二百六十人”，二者相加就是1.3万工匠，足以应付襄城宫的主体营造，最多需要临时征发一部分百姓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而已。
总之，修建襄城宫，投入人力和物力是有限的，并不是很多。
四、李世民对襄城宫事件的处理
由于阎立德选址严重不当，导致襄城宫无法居住，因此李世民处罚了阎立德，免去了阎立德的官。这算是正常处理。当然，阎立德作为负责营造的官员，绝非无能之辈，襄城宫这一次明显是发挥失常了，因此，李世民并未将阎立德一棍子打死，不久又重新启用阎立德，贞观十八年（644）李世民征讨高句丽，阎立德负责海船建造、土山建造、桥梁建造，此后又负责修建了翠微宫、玉华宫、及李世民的山陵（昭陵），均圆满完成了任务。
昭陵
比较特别的是，对于无法使用的襄城宫，李世民决定拆毁，将砖瓦木石等分赐给百姓，“罢其宫，分赐百姓”。个人认为，这一处置，对于一个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刚修的宫殿根本没法住，必然让李世民很没面子，按说，一般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尽量低调，不能住就闲着呗，但不能对外大肆宣传，搞得尽人皆知。但是，李世民并没有这么做，他选择了直接面对失误，并尽最大可能减轻普通百姓的损失。说实话，百姓分到了襄城宫拆下来的砖瓦木石，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都知道襄城宫修失败了，私底下的议论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如此，李世民仍然选择拆毁襄城宫，分赐百姓，是很难得的。
以上是我对贞观年间襄城宫事件的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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