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談起朵拉·瑪爾，就不得不提起畢加索。
在2018年6月21日的佳士得倫敦印象派及現代藝術的晚間拍賣上，畢加索於1942年創作的《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Femme dans un fauteuil ）》最終以近2,000萬英鎊成交。這件作品中呈現了畢加索標誌性的扭曲元素、鮮豔生動的色彩以及動感十足的筆觸，被認為是畢加索繪於二戰期間最傑出的朵拉肖像作品之一。
《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Femme dans un fauteuil ）》
畢加索一生為朵拉·瑪爾創作了眾多畫作，她作為他的靈感來源，為他提供了不少創作素材。在遇到朵拉·瑪爾後，畢加索確定了立體主義時期的獨特創作風格。在畢加索創作廣為人知的畫作《格爾尼卡》時，朵拉·瑪爾作為他的情人陪伴身邊，也曾在該畫作中幫忙繪製過數筆。
《格爾尼卡（Guernica）》
但人們很少想起，朵拉·瑪爾在遇到畢加索之前，是一名超現實主義攝影師，在20世紀30年代，這一新興的流派中，朵拉·瑪爾的作品是不可忽視的一盞明燈。
朵拉·瑪爾(Dora·Maar)原名 Henriette·Theodora Markovitch，於1907年出生於法國，母親為法國人，父親是克羅地亞出生的建築師，其父後來搬至阿根廷工作。作為他們的獨女，朵拉·瑪爾成長於阿根廷。20世紀20年代末和父母搬回巴黎後，她開始學習藝術，很快將注意力集中在了攝影上。自那時起，她結識了Jacqueline Lamba（後來成為André Breton的妻子），以及佈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一眾在現代攝影史上大放異彩的人物。因為天賦和勤奮，她很快掌握了攝影這項新藝術形式的技巧。同年她把自己的名字縮短為朵拉·瑪爾，並開始職業攝影師的生涯。
在超現實主義藝術興起的時期，被這一藝術流派所影響到的現代藝術家們認為，其使命是挖掘新的、未被探討過的那部分人類的"心靈世界"。他們刻意表現的對象是人類的下意識活動，偶然的靈感，心理的變態和夢幻，以剪刀、漿糊、暗房技術作為主要手段，在作品畫面上將影像加以堆砌、拼湊、改組，任意的誇張、變形，創造一種現實和臆想、具體和抽象之間的超現實的"藝術境界"。最廣為人知的藝術家代表：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
沒有既有風格的約束，沒有固定的表現手法，不受理性的束縛，沒有任何美學和道德的成見。朵拉·瑪爾豐沛的想象力，通過該藝術流派的展示手法，在她的作品中任意馳騁。
在給《費加羅報》拍攝的系列中，她將比基尼模特的形象和波光粼粼的游泳池重疊。
她還試驗極具超現實藝術屬性的照片拼貼（photomontage），鏡子、娃娃等角色給作品帶來詭異的氛圍。
她為生活中常見的平凡事物注入了魔幻感，欣賞她的作品就彷彿進入了魔幻小說家筆下的世界，現實中的景象在作品中被放大、縮小乃至扭曲變形，塑造成了全新的“符號語言”，而這些“符號”代表著情緒、詩意、感性、政治理想等等情緒化的反應，這些”符號“無法被翻譯成語言明確解析，觀賞者在欣賞作品時，通過取得與這些情緒的“通感“，便能充分體會到它們的藝術魅力。
由於超現實主義反對戰爭、反對疾病的思想影響，她同時還拍攝了大量反映現實生活困窘、迷茫、苦難的街景、人像等攝影作品。
1935年末，艾呂雅在讓·雷諾阿電影《蘭基先生的罪行》（Le Crime de Monsieur Lange）拍攝現場介紹畢加索與擔任場景攝影師的朵拉相識，這是二人的初遇，當時的畢加索54歲。第二年初兩人在雙叟咖啡館（Café des Deux Magots）重逢，並很快發展為情人關係。
此時畢加索本人正陷入生活的不順期，同時伴隨著藝術靈感的枯竭，讓他苦惱不已。當他遇到坐在咖啡館鄰座的朵拉：藍色的眼珠，濃密的眉毛。她不停地在桌子上用一根尖尖的小刀在她的手指間穿插，一不小心就會有一滴血染紅她黑色手套上的玫瑰花。她的小刀、手指和手套緊緊抓住了畢加索的心。畢加索向朵拉索要了手套，甚至後來還鎖進了他珍藏物品的展示櫃裡。
在兩人確立了關係之後，朵拉作為畢加索靈感繆斯的人生旅程就此開始。對於世人和畢加索來說，這是一段全新的開始，全新的畢加索就此誕生。他通過觀察朵拉的表情和姿勢，將她的面部在畫布上解構重組，結合富有詩意的幻想，一副又一副以朵拉為原型的藝術作品誕生了。一開始，畫中的她是有著明媚微笑的女子，我們可以看出這時畫家作畫的色調也顯得明快同時充滿熱情。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愛情的消逝以及伴隨著畢加索與其他情人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朵拉在畫作中的形象變為了哭泣的女人。畫家採用了具有強烈視覺衝突的色調搭配作畫，可以讓觀畫者感受到哭泣的女人內心的衝突與掙扎。
最後，在繆斯和情人地位被弗朗索瓦絲·吉洛（Francoise Gilot）取代後，朵拉經歷了精神崩潰，並逐漸退出公眾視野，在宗教和神秘主義中尋求慰藉，晚年以獨居為主。然而她始終持續自己的藝術創作，儘管拒絕參與展覽，也不允許攝影作品被複制。直到1997年去世之後，她的眾多作品才被髮掘，其藝術家的聲譽才逐漸恢復。
我們可以從她的生平看出，在遇上畢加索之前，她是才華橫溢的獨立女性，具有時下新潮的思想和獨特的創造性思維，然而遇上了畢加索以後，他用一副《哭泣的女人》就幾乎定義了她的整個人生。
在此文中，我們分享朵拉·瑪爾的攝影作品，目的是想讓大家繞開畢加索的畫作，重新認識朵拉，讓大家看到一名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激情、大膽、創新和沉思，瞭解一個真實的藝術家，而不是以大師背後的靈感繆斯作為對她一生的片面評價；同時也希望能夠與大家以此為契機，共同欣賞超現實主義這一現代藝術表現方式，對多元化的世界更多一份理解。
《朵拉·瑪爾肖像（Portrait of Dora Maar）》
《朵拉與小貓（Portrait of Dora Maar）》
《哭泣的女人（Femme en pleurs）》
雖然真正的超現實主義已在1966年伴隨著安德爾·佈雷登的逝世而消逝，但是其所傳遞的愛、自由與內心的萌動，以虛幻誇張的夢境表現手法來對抗痛苦的現實，詮釋生命意義的創作方式，仍然值得我們深入地瞭解與思考。
“我儘管傲慢，但這並不妨礙我妒忌。我們所分享的東西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從來不把現在的畢加索與認識我之前的畢加索相比，也不與在我之後的畢加索相比。我知道人們是這樣形容我的：在畢加索之後，她只愛上帝。如果我沒有說過這話，我感到很遺憾；如果我說過，我一點也不否認。我愛的人，他給我的愛必須是獨一無二的。我不願成為他唯一的情人，但我要求成為他獨一無二的情人。傲慢，神聖的傲慢。我並不要求上帝只愛我一人，只要我對他的愛是獨一無二的，我就滿足了。他沒有命令我做任何事情，是我自己選擇生活在這種愛情當中。”
——朵拉·瑪爾（1907—1997）
本文於2019-7-25發佈於微信公眾號：趣味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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