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熙寧初年，王安石被宋神宗提拔，進入核心領導層，準備實施變法，就遭到御史中丞呂誨的彈劾，捏造王安石的“十大罪狀”，急於的王安石容不下反對意見，最後神宗無奈貶謫呂誨，加深了王安石與臺諫的矛盾，王安石的變法大路註定坎坷曲折，原本獨立的臺諫監察地位由此喪失，逐漸變為相權的附庸。

一、宋朝始創臺諫，廣開言路

太祖趙匡胤建朝之初，通過“杯酒釋兵權”進行軍事上的改革，集兵權於一身；政治上，實行“三權分立”制度，將以往都由宰相統籌負責的行政、軍政、財政剝離，分成三個互不統屬的機構：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各成體系，各自對皇帝負責。

同時，又深感唐末官場腐朽的教訓，極其重視國家監察制度的運行，設立了兩個功能完全一樣的監察、輿論機構，就是御史臺和諫院，合稱臺諫，相當於監察院中紀委和中央新聞單位的合體。

清陳廷敬“臺諫清風”牌額

北宋士大夫“好持議論，不避權貴”，朝廷寬容臺諫官員，致使彈劾之風盛起，即使是兩府最高長官，也會因為一點小事被彈劾，即須待罪聽責，甚至丟掉管職。

作為“天子耳目”的臺諫勢力，具有雙重作用。

1. 帶有“民主監督”意義的臺諫制度，能夠使朝廷廣開言路、掌握民情眾意，糾正各級官員的貪汙失德，廟堂之上的天子通過掌控臺諫，及時瞭解百姓疾苦，防止大臣擅權專恣。
2. 臺諫制度是大臣互相制約、防止擅權的重要手段，朝廷不同派別的政治力量，都希望藉助臺諫官去詆譭對方，排擠政敵，有的臺諫官員因而變異為加劇朋黨之爭的病態勢力。

臺諫具有風聞奏事、彈劾群臣的重要特權，是朝廷上及其重要的一股力量。身為臺諫最高長官的呂誨彈劾王安石，是真正的為民做主，還是朋黨意氣之爭？

二、呂誨捏造十大罪狀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剛拜參知政事，準備施行變法，此時呂誨上呈上疏錄，列舉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狀”，開篇道：

臣切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系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オ，言偽而辦，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那，德宗不知，終成大患。

攻擊王安石裝忠良，實詭詐，又把他比作唐朝奸臣盧杞，盧杞被當時天下人說是奸邪之人，只有唐德宗一個人不相信，結果釀成大禍。“建中所以致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疏陸贄，其不亡者幸也。”呂誨當面把皇帝比作昏庸的唐德宗，可見他對王安石是恨之入骨。

臺諫是宋朝獨立的國家機構

呂誨接下來的每一條罪狀都觸目驚心，尤其第十條“動搖天下”，指責王安石以變法為名新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包攬兵權財權，挑戰祖宗家法，擾亂國家體制。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

然而，王安石的各項法令並沒有施行，呂誨憑什麼說他是大奸之人，擾亂國家體制？六年前，呂誨在“濮議”之爭中沒有達到目的，不惜誣告韓琦和歐陽修，“揚君之惡以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當時臺諫，大率類此，而誨其代表也”。可見，正如梁啟超所言：“一言以敝之，曰意氣用事”。

王安石以退為進，連上兩道奏章，請求辭職，而後稱病。雖然歷朝皇帝秉承“異論相攪”的祖宗家法，但年輕的皇帝面對新舊兩黨的同時進逼，逐漸失去了容忍的耐心。一是不滿呂誨催化黨爭、阻撓變法的行為

呂誨最終被貶鄧州，激起了御史們對王安石專橫跋扈的反感。對王安石來說，呂誨的貶謫使他決心與反對變法的臺諫官員徹底翻臉。

為保臺諫者立的牌坊

三、執意變法的王安石對付臺諫反對勢力的手段

呂誨被貶後，王安石用“摻沙子”的方法，提拔變法者去掌控臺諫，採取超常之舉：干預臺諫官員的選拔任用。

宋代臺諫官員的選任，按照侍從薦舉、宰執不預、皇帝親選的遴選原則及程序。在對監察長官的選任上，不僅御史臺的“一把手”御史中丞的任用要由皇帝直接決定，連“二把手”侍御史知雜事，也因為這一職位“專決庶務，實總邦憲”的重要性，也多由皇帝來選任。

但神宗皇帝出於對王安石的倚重和信任，允許首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的先例。北宋原本獨立的臺諫監察地位由此喪失，使臺諫監察權從此開始淪為相權的喉舌與附庸。

熙寧二年（1069）六月二十二日，呂誨被免職後，王安石舉薦呂公著接任御史中丞一職。王安石破壞臺諫制度的“倒行逆施”，激怒了深受冒犯的臺諫官員們，也遭受到自己人的背叛。

• 臺諫官聯名彈劾

臺諫集團的長官劉述、劉琦等人上奏痛斥王安石專橫跋扈無所顧忌，用商鞅韓非之術，棄祖宗愛民之法，搞得天下人心惶惶不安。請求皇帝立即撤除王安石參知政事的職務，群情激奮的御史臺幾乎都成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王安石奮起還擊，不斷將反對他的臺諫官們掃地出門。

同知諫院範純仁上奏指責道，人臣以盡忠為職，人君以納諫為美，如果祖宗創立的言諫監察制度遭到破壞，如何保證宋朝長治久安？何況王安石離經叛道黨同伐異，難道不該被罷免？一直就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立即同聲相應，上奏說王安石變法本來就不得人心，現在皇上又因為他要罷免御史，這完全是不顧民心，雙重失策。如果監察官員忠於職守反而受到處分，臣恐今後天下人都會閉上嘴巴，陛下再也聽不到真話了！

• 被自己人背叛

呂公著被王安石提拔為御史中丞，卻帶頭攻擊青苗法，屢上奏章，幾乎所有的臺諫官參與其中，脅迫王安石下臺，更使王安石痛恨反對派，攻擊反對派行動開始，呂公著、李常、程顥等人的言職被解除，導致變法以來

熙寧五年（1072）八月，唐垌羅列出王安石六十餘條罪狀，其核心內容是攻擊王安石專權害政，引用親黨。而滿朝重臣外則韓琦，內則文彥博、馮京等輩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最後唐垌將矛頭指向宋神宗 ：“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侍衛、近臣們聽到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論，無不相顧失色。“唐垌鬧殿”，是王安石與反對派已經勢同水火的標誌性事件。

千秋獨行王安石

臺諫官員不斷遭到罷黜打擊，遭到貶斥的官員不斷增多，御史臺的官員幾乎被全部撤換，取而代之的是王安石的支持者李定、韓絳等人。在對臺諫言官的高壓政策下，“御史緘默”不敢講話成為普遍現象，最後竟出現“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的怪事。

在宋神宗派全力支持下，王安石掀起了變法高潮，迅猛推出涉及財政、稅收、農業、兵制等諸多方面的改革法令，逐一頒行了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官吏們手忙腳亂地接過新法條文，甚至都來不及認真研讀，就必須按照規定時限迅速貫徹推行下去。

四、王安石與臺諫的爭鬥對變法的影響

宋神宗為了全力支持王安石變法，優容臺諫監察，一聽到誰議論新法便懷疑為有意反對。由此不問其是非曲直、有理無理，臺諫有以一言論及新法者皆紛然逐出，如由變法派推薦出任臺諫官的楊繪、劉摯、謝景溫、薛昌朝、林旦、範育等，均先後被罷。

到熙寧後期，朝廷敢言之士屢遭罷黜，臺諫官凡有論及新法錯失者皆獲罪受斥，“或小有違憐，即加貶逐”。這樣做的惡果致使士大夫“諱言時政”，嚴重敗壞了臺諫監察的敢言之風。

王安石雖然具有超出一般封建政治家的抱負和能力，但也始終無力跨越“權力崇拜”這個專制政體下的觀念魔咒,陷入極大的統治盲目性。變法派看似表面越來越強大，實則日益陷入孤立，滿朝文武官員對於新法都是一片頌諛之聲，變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但得不到及時糾正，反而在官員們心照不宣的沉默中，積澱成危如累卵的火藥桶。。

不僅如此，王安石對反對派一律採取高壓政策的同時，對那些高唱頌歌的佞諛之臣卻大開倖進之門。只要高調擁護新法，表面唯唯諾諾，並且不擇手段堅決推行新法的人，王安石不管其人品節操如何，一概予以重用。而這些投機分子往往並非真心參與改革，只不過借變法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一旦風向有變就會翻雲覆雨，火中取栗。

從此，朝廷真正反對變法的聲音很難聽見了，新法迅即得到全面推行如果王安石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的話，應該認識到此時新法的實施更需要大批的優秀人才，其中監察人才尤為急需。變法越是推進，越是急需有正義感的臺諫官員及時發揮“拾遺補闕”作用。

改革上的用人失誤給變法帶來了致命的危害。王安石重用的這些人，或為迎合上意而急功近利，激起民怨沸騰 ；或因公售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最後，導致變法派不團結，變法意志不堅定，互相傾軋、自毀長城。蘇軾多次上書指責他“求治太急，進人太銳”，王安石不無悲涼地感慨道 ，上古時期的大臣中只有鯀能夠治水，所以即使他是本族禍害，也不能棄之不用啊。

總結：

王安石變法一直是在傳統專制文化的濃厚氛圍中，憑藉皇權力量強制推行。呂誨被貶，王安石乘勝追擊，徹底馴服了桀驁難馭的臺諫勢力，制衡大臣、防止擅權的臺諫制度名存實亡。導致王安石專權，正如梁啟超後來感嘆 ：當時君子皆不願與王安石為伍，他最後只好選擇擁戴變法者作為同道，無論其人品如何。王安石缺少真正的擁戴者，缺少一股強有力的勢力集團支持，改革之路註定孤獨前行，走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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