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甚至可以說是清官的代表，被稱為“包青天”。
包拯以清廉公正聞名於世，人民將他奉為中國司法之神。中國民間信仰傳其為文曲星轉世，死後成為陰曹地府第五殿閻羅王之一，稱森羅殿主及閻羅天子、包府千歲、文曲星君。
千年以來，人們用多種方式來傳頌包拯，評書、戲劇、小說、影視劇等等，讓包拯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曾說包公是文曲星的轉世，與狄青一文一武開創了北宋的“鹹平之治”和“仁宗盛治”。
可我們都知道， 演義裡都是“騙人的”，劇中人物和真實的歷史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是顛覆性的。
比如蘇定方就有話說。
其實，包拯的事蹟在史書上記載的比較簡略，遠沒有戲曲、演義那樣豐富多彩。因為戲曲、演義絕大部分都是虛構的，都是人們在包拯身上寄託了太多太多關於清官的美好想象罷了。
如果我們翻開史書，就會發現一個真實的包拯，其實並沒有後世文藝作品中塑造的那麼美好。
1.包拯斷案如神？
包拯最為人知的故事就是公案故事，在這些故事裡，包拯身為開封府尹，坐鎮大宋東京汴梁，朝中有八賢王當靠山，文有師爺公孫策，武有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和御貓展昭，江湖中更有許多俠士相助。他化身成名偵探，斷案如神，剛直不阿，不畏權貴，上打昏君，中斬奸臣，下懲刁民，讓人看了十分解氣、痛快。
許多包公戲中都有類似“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的唱詞，讓觀眾誤以為包拯擔任開封府尹多年。
但據《續資治通鑑》記載，包拯從宋仁宗嘉佑元年十二月（1057年1月）被任命為權知（暫時代理）開封府，嘉佑三年六月升任右諫議大夫，由歐陽修繼任，一共只擔任了一年半的開封知府。史書上沒有記載任何關於包拯在開封府斷案的事蹟，只是說包拯在開封府尹任上“立朝剛毅，權貴斂手，吏不敢欺”，把開封治理的井井有條。
包拯唯一一件斷案是“審牛舌案”，還是他擔任天長縣令時的事。
但這件“審牛舌案”同樣記載於《宋史·穆衍傳》裡。
“審牛舌案”究竟是包拯所為，還是穆衍所為，卻成了一件無頭公案。
倒是和包拯同時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謬誤篇》中記載：“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罪，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呵之曰：‘但受脊杖而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抨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矣！”
“號為明察”的包拯卻被小吏忽悠，做了一件不明察的事。
2.狸貓換太子真相大白，和包拯無關。
《在狸貓換太子（打龍袍）》這出戏劇裡，包拯可謂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宋真宗時，劉妃與內監郭槐合謀，以剝皮狸貓調換李宸妃所生嬰兒，李宸妃隨被打入冷宮，後流落民間。真宗死後，仁宗趙禎即位，包拯奉旨赴陳州勘察國舅龐煜放賑舞弊案。途中，包拯受理李妃冤案。
包拯趁進宮賀壽之機，將流落民間的李妃帶進宮中，李妃才得以與自己的親生兒子仁宗見面。包公又設計讓太監郭槐供出真相，一切才 真相大白。由於包拯在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升為丞相。
包拯在這出戏裡大出風頭，不但治好了李妃的眼病，還鍘了太監郭槐，懲治奸臣龐太師父女，甚至打了龍袍。
這在歷史上當然是假的。
因為這段是歷史發生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而包拯在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才當了天長（今屬安徽）知縣。
一個九品芝麻官能管得了皇帝他孃的事？
腳後跟想想都不可能。
3.並非不畏權貴剛直不阿
包公戲中最能體現包拯的形象的，除了斷案如神、清正廉明、剛直不阿之外，就是不畏權貴了。
在《宋史·包拯傳》中記載了一件事：“時張堯佐除節度、宣徽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
只有一句。
外戚張堯佐被包拯、唐介等人參了一本，下場究竟如何呢？《包拯傳》中沒有再說。
這就事有蹊蹺了。本著做歷史名偵探福爾摩斯的精神，我們繼續追查下去。
在《宋史·唐介傳》中卻說的很詳細。
“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
翻譯：唐介對同僚說：“這是皇上要給張堯佐宣徽使這一職位，而借河陽知府這個虛名罷了，我們不能就此罷休啊。”同事們都模稜兩可，甚至開始和稀泥。唯獨唐介繼續上奏表示反對。
這些同事包括誰？其中就有包拯。包拯上奏：“萬不得已，宣徽、節度可選擇一個授予他（張堯佐）。這樣，才合天意，順人情。”（《宋史·張堯佐傳》）算是打了退堂鼓。
但唐介一人獨自上言抗爭，要求罷免張堯佐，結果觸怒了宋仁宗，被貶斥出京，到英州為地方官。
中途退縮的包拯安然無恙，烏紗帽依然戴的穩穩的。
4.瓜田李下升官路
《宋史·包拯傳》中記載了一件事，令人對包拯“刮目相看”。
宋朝時，三司使掌全國錢穀出納、均衡財政收支，為中央最高財政長官，號稱“計相”。
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
翻譯：外戚張方平任三司使，因購買豪民的財產而獲罪，包拯上奏彈劾，罷免了張的官職；但宋祁取代張方平，擔任三司使，包拯又加以指責；宋祁被罷免後，包拯以樞密直學士的身份權兼三司使。
“命下之日,外議渲然”。（《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這種行徑連一向對包拯稱讚有加的歐陽修都看不過去了，不禁對他冷嘲熱諷。歐陽修說道：“包拯真是《左傳》中所說的蹊田奪牛，別人的牛踩了自家的田地，就要把人家的牛給搶奪來賠償，這種已經懲罰過重了，又貪戀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過分了嗎！”
歐陽修還評論包拯：
“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
但包拯厚黑學玩的溜，接連把前兩任三司使參倒，躲過了輿論風聲，最後自己擔任三司使。
包拯的這波升官操作術，玩的真是溜兒。
5. 包拯並非公正廉明
有一個京劇著名劇目《鍘包勉》，主要劇情為：
包拯的親侄包勉在擔任地方官以後，貪贓枉法，草菅人命。
被害人肖劉氏向包公訴冤，包拯聽後雖怒不可遏，但又十分為難。因為包拯自小被遺棄(此為劇本虛構)，由嫂子將他撫養成人，嫂子對他恩重如山，包勉卻是嫂子唯一的兒子。
在公私兩難之中，他最終選擇了大義滅親，決然下令斬首包勉，然後再回到赤桑鎮向嫂子賠情。
這是一處戲劇，自然寄託了人民對清官公正廉明、維護法紀、大義滅親的美好理想。
然而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
北宋民間筆記《聞見前錄》紀載，章惇考中進士後在開封長輩家中聽候任命，竟然與長輩的小妾私通，被人撞破後慌不擇路，在翻牆逃走時踩傷一名老婦，結果被捉往告狀。
但包拯見章惇為新科進士，竟然判其無罪，只讓章惇與老婦賠錢私了。只問踩人案，不問通姦案。
在講究三綱五常的宋朝，根據大宋律例，私通長輩之妻妾在宋代屬“十惡不赦”之一，定罪後至少要判兩年，而且不允許遵議親議貴之例給與“收贖”，也就是說花錢免災。
如果包拯真的按照大宋律例來懲罰章惇，那麼章惇不但前途盡毀，而且名聲掃地，終生為人所不齒。
難道就因為章惇是讀書人，是進士，就刑不上大夫嗎？
書中還記載，包拯的一位下屬王尚恭在開封府下轄武陽縣（今河南新鄉原陽縣）擔任知縣，但他似乎沒有得到包拯清正廉明、廉潔愛民的影響，反而徇私枉法，侵害人民。武陽縣百姓到開封府上訪，向包拯控訴王尚，請求包拯作主懲治。但包拯得知為狀告者為王尚恭後，竟然認為武陽縣百姓無理取鬧，讓衙役們將百姓驅逐，。
但這兩件事僅記載於《聞見前錄》，無其他史料記載，所以只能作為孤證。
6.包拯並非一張黑臉
一提到包拯，大家腦海裡就會浮現下圖：
一張臉漆黑如墨，額上掛有一彎明月，故有“包黑子”稱號。
黑臉的寓意大概為了塑造包拯鐵面無私，公正廉明的形象，以鎮懾昏君佞臣刁民，一彎新月又代表其昭如日月之意。
但在包拯的家鄉合肥包公祠裡，包拯的塑像並不是黑臉，而是相貌清秀，白麵長鬚。
為什麼後世文藝作品中包拯會是一張黑臉呢？
與包拯同朝為官的侍御史王抃，“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宋史·趙抃傳》。
想來是後世戲曲的編劇，張冠李戴，把王抃的“鐵面”易容到了包拯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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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包拯為官時，做過許多利國利民的好事，所以從宋元至今，人們對其傳頌不已。我們對包拯的功績，當然要給與肯定，但不是將其神化。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更何況是一個清官？
可為什麼包拯會被神化呢？
因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人民飽受昏君暴君、貪官汙吏、豪強權貴，土豪劣紳、惡霸無賴的欺壓凌辱，生活悲慘。
在絕望和困苦之中，人民期盼有人能夠把他們救出水火，擺脫苦難。
人民常常把希望寄託在明君身上，希望明君愛民如子，整肅朝綱，讓天下太平，人民安樂；
如果沒有明君，就把希望寄託在清官身上，希望清官為民請命，嚴肅法紀，懲治奸臣惡霸；
如果沒有清官，就把希望寄託在大俠身上，希望大俠能夠懲惡鋤奸，鋤強扶弱，打抱不平。
但最後大俠都成了朝廷的鷹犬，比如五鼠和御貓，於是人民的希望便破滅了。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人民一旦有這三種期盼，就表明當時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人民生活在困苦之中。
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里，人民不會期盼明君、清官和大俠，更不會有清官戲。因為人民受到侵害時，通過法律手段就可以維護自身的利益，無需祈求明君、清官和大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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