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肺炎看華夏三千年抗疫史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山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在此借用偉人毛主席的《送瘟神》,祈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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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一線醫務人員


隨著疫情在世界範圍內的蔓延,對比中外,可以說國內的抗疫措施是更加有效的,我們中國人更有信心戰勝新冠肺炎,畢竟在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成功戰勝了無數次疫病,可以說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也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戰役史。

什麼是瘟疫

瘟疫說白了就是由於某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病情強烈兇險具有大流行特徵。歷史上曾對人類造成巨大影響的瘟疫有:天花、流感、鼠疫、結核病、瘧疾、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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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圖片


商周時期

“瘟疫”在古代也被稱為“疫”“痢”“瘴癘”它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

早在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瘟疫,在生理上讓人們虛弱甚至死亡,在心理上也會讓人驚慌失措。《周禮》中都有“以索室毆疫,大喪”“民必疾疫,又隨以喪”的記載,如此的惡性循環使社會產生了嚴重的動盪,由於對疾病的認識不夠深入,大部分人都會用巫術治療瘟疫,將瘟疫神話,成為人人談之色變的“瘟神”。

戰國時期

秦朝就有了“消毒”預防意識,《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有記載,“者(諸)侯客來者,以火炎其衡厄(軛)。”翻譯就是:“諸侯國有來客,要用火燻其車上的衡軛。”這是秦朝當時的做法,諸侯國的車輛過往秦地必須要用火燻,殺死附著在車的衡軛和駕馬的韁繩、皮帶上的寄生蟲。據說後來百姓結婚留下來一個習俗,新人跳過火盆寓意驅災避禍,也是從這裡演變過來的。說到這裡感覺像不像疫情當下的中國出入某地進行的消毒措施呢?其實古人的智慧遠非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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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跳過火盆,寓意驅災避禍


秦朝當時還有比較完善的“投書”舉報制度,如果鄉里之間發現誰是“疑似患病者”,他們還會主動向官府告發。除了有防範意識,秦人還有嚴格的隔離制度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還有記載:“城旦,鬼薪癘,可論?遷癘遷所。”這裡的“癘遷所”就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隔離區。可見兩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對瘟疫有了一定的認識。秦朝的有效防護,很大程度上杜絕了瘟疫的大範圍擴散。

兩漢時期

根據《漢書》、《後漢書》記載,兩漢時期爆發瘟疫達到20次。漢朝公元2年,青周發生瘟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這次唯一一次記載西漢發生的瘟疫。其餘19次,均發生在東漢時期,諸如“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尤甚”、“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為至憂”等記載,讀到這裡丘山都感覺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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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頻發,哀嚎遍野


東漢瘟疫爆發頻繁的原因除了反常的天氣以外,還有就是東漢時期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東漢中後期朝廷上下極盡奢華,大興土木的風氣盛行,“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這樣做的直接後果就是自然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森林額過度開採使動植物大量死亡導致細菌滋生,產生瘟疫。東漢末年中國境內整體氣溫下降,北方大地暴起傷寒瘟疫,一時間北方大地屍橫遍野,無數百姓死於瘟疫,各地起義頻繁,當中最有名的就是黃巾起義。

瘟疫不僅能決定個人的生死,甚至還能改變歷史的走向,每逢戰亂,必有瘟疫。東漢末年魏蜀吳的戰爭中,造成軍隊減員的除了大規模戰爭以外,瘟疫的爆發也佔一大部分。當中最有名赤壁之戰,就是因北方曹軍不適應南方氣候,軍中產生瘟疫。《曹操集·又遺孫權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周瑜傳》:“時曹公軍眾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所以曹操赤壁兵敗,也是和瘟疫有關,若不是這樣恐怕歷史都要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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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


建安二十二年,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除孔融、阮瑀早死外,

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傳染病,司馬懿的兄長司馬朗也是死於瘟疫。在那個年代,無論是王侯將相還是平民百姓,面對瘟疫人們幾乎沒有招架之力。根據歷史記載,中國在公元156年全國戶數是1607萬多戶,人口是5006萬多口。到了三國末年(280年),魏蜀吳合計只有戶數149萬多戶人口剩下560萬。

兩晉南北朝

兩晉的瘟疫連續了三國時期的破壞力,短短52年的西晉,確切年份記述的疫病流行共有12次之多。東晉的疫病比起西晉來,總次數略有增加,標明年份的疫病流行共有130次。即使貴為天子的晉武帝,在瘟疫面前也沒有特權。《晉書-卷三-武帝紀》記載:“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瘟疫的持續爆發,主要與當時社會秩序比較混亂有關。西晉初年,疫病就比較少,但由於自八王之亂,中原大地再起兵戈,戰爭的爆發是疫病增多的主要原因。東晉在政權相對穩定後,疫病也隨之減少,但東晉末年,疫病出現的次數又再次明顯增加,由此可見社會動亂對疫病的流行影響非常明顯

縱觀中華歷史,瘟疫高發期是在南北朝時期。在南北朝的351年裡發生了77次瘟疫,發生率達到了22%。但是在這一時期政府已承擔徵集、實驗與發放藥方給百姓免發放防疫湯藥,減輕瘟疫的危害程度。與南北朝幾乎同時的,西方的拜占庭帝國遭受瘟疫的毀滅性打擊。現在想想疫情防控的措施和背後體現出來的人道主義精神中國要領先世界幾千年。

唐朝時期

唐代從貞觀十年(636年)到大順二年(891年),255年共爆發大的瘟疫21次,並且瘟疫時常與自然災害並行。《舊唐書37·五行志》記載了永淳元年六月的一場瘟疫:“關中初雨,麥田澇損,後旱,京兆、岐、隴螟蝗食苗並盡,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籍於路。”僅僅唐太宗在位時,就發生了六次瘟疫。由於人口增長,人員流動更加頻繁,最主要的時戰爭也沒有完全停止,助長了疫情的發生和傳播。好在貞觀年間政治比較清明,國家運轉機制趨於穩定,有能力救災,疫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後來安史之亂,地方藩鎮割據,又有了疫病的擴散,杜甫在《迴木翟》中提到“衡嶽江湖大, 蒸池疫癘偏。”可見當時疫病程度有多麼的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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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導致瘟疫爆發


兩宋時期

兩宋時期,北宋的168年裡,至少有59年發生過疫災,南宋的152年裡,僅都城臨安一地就爆發了15次大瘟疫。“吳越大飢疫,死者過半。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這是《宋史·列傳第七十五》中的一段記載。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叫趙抃,是宋朝與包拯齊名的清官能臣。也就是這位治世名臣開創了世界上最早的隔離與封城制度,這就是正史中的趙抃“救荒之術”。

面對瘟疫,兩宋時期主要立足於“防控”,首先就是美化環境,朝廷設立虞部,“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只能類似於今天的自然資源部。再就是提高醫療水平,朝廷設立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之事”,出現疫情時,這些機構分工明確,大大提高了藥品調劑和瘟疫治療的效率。除了穩定人身的治療藥物,兩宋時期還出現了穩定人心的避瘟符咒,雖然現今看來確實有點封建迷信,但是在當時確實在心理上給了人們很大的信心,配合有效的藥物醫治,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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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醫館


元明清時期

元朝的滅亡和瘟疫有著直接的關係,元朝最後一個皇帝是順帝,他在位三十五年(1333年至1368年)是元朝歷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時期,史書載有十二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發生,瘟疫蔓延之處,人和牲畜大規模地死亡,屍體成堆,村落一個接一個的消失。慘狀用萬戶蕭疏、哀鴻遍野來形容,毫不為過。到順帝后期,幾乎每年都有一場疫病。最後朱元璋部將徐達兵逼大都,順帝北走,元亡。

明朝時期,瘟疫也是時常出現,梅莉在《關於明代傳染病的初步考察》一文中統計的瘟疫為178次,到明朝末期崇禎年間,農民起義不斷,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的同時,許多地方流行爆發了鼠疫,“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病也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

清朝開始的時候,清兵入關水土不服,皇室貴族容易的天花,康熙皇帝在幼年就有過和天花鬥爭的經歷

。清朝末年也是這種厄運,疫病流行頻繁。光緒帝在位三十四年,其中十九年有疫病,宣統帝在位三年,其中兩年有疫病。當時主要疾病是霍亂、鼠疫和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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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皇帝


抗疫名醫

在和瘟疫鬥爭的過程中,湧現出很多懸壺濟世的名醫:

東漢末年張仲景寫出傳世鉅著《傷寒雜病論》,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

“外科聖手”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的療法

東晉葛洪著《肘後方》,書中最早記載一些傳染病如天花、恙蟲病症侯及診治

北宋龐安時《傷寒總病論》提到“療疫氣令人不想染,及避溫病、傷寒”;

南宋竇材《扁鵲心書》中收錄

“中和湯”,治療傷寒、瘟疫

明代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也提到硫磺消毒治瘟疫

清末淮陰人士吳瑭,著成《溫病條辨》,這本書是祖國治療溫熱病較有系統的一部溫病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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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聖張仲景


無數次大大小小的疫病並沒有摧毀我們這個民族,反而使我們更加的強大。我們當前既擁有最先進的醫療條件又有古人總結的治病良方,這次小小的肺炎疫情,相信也不再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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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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