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肺炎看华夏三千年抗疫史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此借用伟人毛主席的《送瘟神》,祈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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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一线医务人员


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对比中外,可以说国内的抗疫措施是更加有效的,我们中国人更有信心战胜新冠肺炎,毕竟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成功战胜了无数次疫病,可以说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史。

什么是瘟疫

瘟疫说白了就是由于某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病情强烈凶险具有大流行特征。历史上曾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的瘟疫有:天花、流感、鼠疫、结核病、疟疾、非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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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病毒图片


商周时期

“瘟疫”在古代也被称为“疫”“痢”“瘴疠”它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

早在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瘟疫,在生理上让人们虚弱甚至死亡,在心理上也会让人惊慌失措。《周礼》中都有“以索室殴疫,大丧”“民必疾疫,又随以丧”的记载,如此的恶性循环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动荡,由于对疾病的认识不够深入,大部分人都会用巫术治疗瘟疫,将瘟疫神话,成为人人谈之色变的“瘟神”。

战国时期

秦朝就有了“消毒”预防意识,《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记载,“者(诸)侯客来者,以火炎其衡厄(轭)。”翻译就是:“诸侯国有来客,要用火熏其车上的衡轭。”这是秦朝当时的做法,诸侯国的车辆过往秦地必须要用火熏,杀死附着在车的衡轭和驾马的缰绳、皮带上的寄生虫。据说后来百姓结婚留下来一个习俗,新人跳过火盆寓意驱灾避祸,也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说到这里感觉像不像疫情当下的中国出入某地进行的消毒措施呢?其实古人的智慧远非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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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跳过火盆,寓意驱灾避祸


秦朝当时还有比较完善的“投书”举报制度,如果乡里之间发现谁是“疑似患病者”,他们还会主动向官府告发。除了有防范意识,秦人还有严格的隔离制度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还有记载:“城旦,鬼薪疠,可论?迁疠迁所。”这里的“疠迁所”就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隔离区。可见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就对瘟疫有了一定的认识。秦朝的有效防护,很大程度上杜绝了瘟疫的大范围扩散。

两汉时期

根据《汉书》、《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爆发瘟疫达到20次。汉朝公元2年,青周发生瘟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次唯一一次记载西汉发生的瘟疫。其余19次,均发生在东汉时期,诸如“光武建武十三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尤甚”、“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朝廷焦心,以为至忧”等记载,读到这里丘山都感觉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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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频发,哀嚎遍野


东汉瘟疫爆发频繁的原因除了反常的天气以外,还有就是东汉时期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东汉中后期朝廷上下极尽奢华,大兴土木的风气盛行,“殚极土木,互相夸竞”。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森林额过度开采使动植物大量死亡导致细菌滋生,产生瘟疫。东汉末年中国境内整体气温下降,北方大地暴起伤寒瘟疫,一时间北方大地尸横遍野,无数百姓死于瘟疫,各地起义频繁,当中最有名的就是黄巾起义。

瘟疫不仅能决定个人的生死,甚至还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每逢战乱,必有瘟疫。东汉末年魏蜀吴的战争中,造成军队减员的除了大规模战争以外,瘟疫的爆发也占一大部分。当中最有名赤壁之战,就是因北方曹军不适应南方气候,军中产生瘟疫。《曹操集·又遗孙权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周瑜传》:“时曹公军众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所以曹操赤壁兵败,也是和瘟疫有关,若不是这样恐怕历史都要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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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


建安二十二年,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除孔融、阮瑀早死外,

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传染病,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也是死于瘟疫。在那个年代,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面对瘟疫人们几乎没有招架之力。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在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多口。到了三国末年(280年),魏蜀吴合计只有户数149万多户人口剩下560万。

两晋南北朝

两晋的瘟疫连续了三国时期的破坏力,短短52年的西晋,确切年份记述的疫病流行共有12次之多。东晋的疫病比起西晋来,总次数略有增加,标明年份的疫病流行共有130次。即使贵为天子的晋武帝,在瘟疫面前也没有特权。《晋书-卷三-武帝纪》记载:“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废朝。”瘟疫的持续爆发,主要与当时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有关。西晋初年,疫病就比较少,但由于自八王之乱,中原大地再起兵戈,战争的爆发是疫病增多的主要原因。东晋在政权相对稳定后,疫病也随之减少,但东晋末年,疫病出现的次数又再次明显增加,由此可见社会动乱对疫病的流行影响非常明显

纵观中华历史,瘟疫高发期是在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朝的351年里发生了77次瘟疫,发生率达到了22%。但是在这一时期政府已承担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给百姓免发放防疫汤药,减轻瘟疫的危害程度。与南北朝几乎同时的,西方的拜占庭帝国遭受瘟疫的毁灭性打击。现在想想疫情防控的措施和背后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要领先世界几千年。

唐朝时期

唐代从贞观十年(636年)到大顺二年(891年),255年共爆发大的瘟疫21次,并且瘟疫时常与自然灾害并行。《旧唐书37·五行志》记载了永淳元年六月的一场瘟疫:“关中初雨,麦田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籍于路。”仅仅唐太宗在位时,就发生了六次瘟疫。由于人口增长,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最主要的时战争也没有完全停止,助长了疫情的发生和传播。好在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运转机制趋于稳定,有能力救灾,疫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后来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割据,又有了疫病的扩散,杜甫在《迴木翟》中提到“衡岳江湖大, 蒸池疫疠偏。”可见当时疫病程度有多么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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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导致瘟疫爆发


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北宋的168年里,至少有59年发生过疫灾,南宋的152年里,仅都城临安一地就爆发了15次大瘟疫。“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这是《宋史·列传第七十五》中的一段记载。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叫赵抃,是宋朝与包拯齐名的清官能臣。也就是这位治世名臣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隔离与封城制度,这就是正史中的赵抃“救荒之术”。

面对瘟疫,两宋时期主要立足于“防控”,首先就是美化环境,朝廷设立虞部,“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只能类似于今天的自然资源部。再就是提高医疗水平,朝廷设立翰林医官院,“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出现疫情时,这些机构分工明确,大大提高了药品调剂和瘟疫治疗的效率。除了稳定人身的治疗药物,两宋时期还出现了稳定人心的避瘟符咒,虽然现今看来确实有点封建迷信,但是在当时确实在心理上给了人们很大的信心,配合有效的药物医治,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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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医馆


元明清时期

元朝的灭亡和瘟疫有着直接的关系,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是顺帝,他在位三十五年(1333年至1368年)是元朝历史上疫病流行最多的时期,史书载有十二次之多。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疫病发生,瘟疫蔓延之处,人和牲畜大规模地死亡,尸体成堆,村落一个接一个的消失。惨状用万户萧疏、哀鸿遍野来形容,毫不为过。到顺帝后期,几乎每年都有一场疫病。最后朱元璋部将徐达兵逼大都,顺帝北走,元亡。

明朝时期,瘟疫也是时常出现,梅莉在《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一文中统计的瘟疫为178次,到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农民起义不断,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许多地方流行爆发了鼠疫,“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病也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清朝开始的时候,清兵入关水土不服,皇室贵族容易的天花,康熙皇帝在幼年就有过和天花斗争的经历

。清朝末年也是这种厄运,疫病流行频繁。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其中十九年有疫病,宣统帝在位三年,其中两年有疫病。当时主要疾病是霍乱、鼠疫和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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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皇帝


抗疫名医

在和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悬壶济世的名医:

东汉末年张仲景写出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外科圣手”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

东晋葛洪著《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

北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提到“疗疫气令人不想染,及避温病、伤寒”;

南宋窦材《扁鹊心书》中收录

“中和汤”,治疗伤寒、瘟疫

明代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也提到硫磺消毒治瘟疫

清末淮阴人士吴瑭,著成《温病条辨》,这本书是祖国治疗温热病较有系统的一部温病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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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张仲景


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疫病并没有摧毁我们这个民族,反而使我们更加的强大。我们当前既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条件又有古人总结的治病良方,这次小小的肺炎疫情,相信也不再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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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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