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度恢弘的隋唐文化中，盛唐无疑是其中最为灿烂的一章，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独具特色又迸发出创造的光芒。这一时期的盛唐社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信仰自由、军威四震，版图不停扩大，盛唐大帝国的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至亚细亚，在社会与文化中充斥的“逸”风，具体表现为盛唐对于社会思想的兼容并蓄，以及文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洒脱飘逸，而这其中，孟浩然更是具有“逸”性诗人的典型代表。
盛唐“逸”风
盛唐是中国专制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这一时期的唐朝，无论是在文化、经济、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充满着无与伦比的自信。唐朝是一个文化政策开明的时代，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在多元扩展和深化中创造出新，而这种文化政策又营造了一个思想上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孕育了文人们浪漫奇诡的文思与洒脱自然的个性。
关于盛唐的分期，本文对盛唐的界定采用学界通行说法，将盛唐时限界定为先天元年（公元 712 年），终于“安史之乱”爆发。这一时期与玄宗一朝相始相终，并且，正是在公元 712 年，诗人孟浩然送好友张子荣应考进士，同时开始了自己的漫游干谒之旅。
一、思想上的兼容并蓄
盛唐气象以其博大的胸襟、兼容并包的气势著称。盛唐“逸”风来源于统治集团的思想政策，前代文化的推动作用。宽松的社会氛围，思想上的兼容并蓄，表现在宗教上则是人民信仰自由，文化上则是多元文化交流加深，呈现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象。《诗大序》中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诗歌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宗教等紧密相关，盛唐时期文化艺术繁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关系密切，要研究盛唐文人的“逸”气，必然从盛唐时期思想政治上的兼容并蓄政策开始。时代的新风推动政治改革，李唐为首的关中门阀让“重冠冕”成为了新的社会观念，以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与繁荣，营造出宽松的文化氛围。如《新唐书》中所载：“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这种大肆鼓励文化发展的政策其直接作用就是各地文人学子齐聚京师，盛世的乐音已然开始奏响，文治蔚然勃兴。文化的繁荣也吸引了周边国家如新罗、百济、吐番等国家遣来子弟入学，这种文化繁盛程度“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
唐玄宗作为与唐太宗相媲美的著名皇帝，对艺术也非常重视，其能诗善文，好音乐，好书法，崇尚道教思想，并且存诗众多，如《送张说巡边》、《三杰诗》等。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身为女道士，自由出入宫廷，是唐玄宗联系盛唐诗坛的重要人物，其喜爱文艺，对一些重大诗人如李白、王维等人的仕途成就有着重要作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宫廷对文艺与宗教的重视，对盛唐诗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盛唐诗坛在唐玄宗崇尚道教的影响下，带有某种‘仙气’。”[4]这种“仙气”未尝不是后来盛唐诗人挥洒不尽的飘逸如仙之气。
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兴起，为天下寒士改变出身和门第燃起了希望之火，“及武后柄权，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以皇室为中心的关中门阀，被武则天着意打压，通过科举制的创新，放松对举子资历的限制，“除贱民与商工杂色外，均能应考，从而刺激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非世家门阀出身的地主阶级开始通过科举考试跻身朝堂，打破了世家垄断官场的权利，寒士平民也能通过努力争取到发言权，改变家族命运，这更加激发了盛唐士人们为国尽忠的荣誉感，通过“科举”以及“参军”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报效国家中找到自我价值。再次是引荐制度的形成，导致盛唐文人为了博取功名，造成声势，士子往往会漫游天下，结交豪俊名流，激扬声价，形成了一股漫游之风。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唐朝时期漫游天下的诗人比比皆是，一路交游，一路留下无数诗篇。
但总体来说唐代统治者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行不悖，不仅有力地促使儒道佛相互吸收，而且营造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风气开放的时代，人们信仰自由，在诗文上更加无所拘束，因此李白才会写出“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篇》）这样放诞不羁的诗句来，杜甫亦可写出“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样大气的诗文。
从多元文化交流来看，盛唐则是一个开阔发达，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伟大时代。《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初中书令温彦博对于安边的主张，“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李靖大破颉利可汗于阳山，敌军部众纷纷降唐，大唐并没有忌惮养虎为患，反而以博大的胸襟以及无比的自信，接纳了降军。这种开阔宽容的对外政策直接导致的就是盛唐的多元文化合流。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之间，中原民族一直与边外的少数民族进行着胜者与败者的角色互换，而在这场角色互换中，文化也在进行着互相融合。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掺进了胡人的彪悍精神，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中，也处处凸显了胡人的影子。这种胡汉合流程度，据《贞观政要》记载：“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胡人居长安者进且万家。”这些杂居造成的文化融合，在盛唐诗人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李白的《少年行》、岑参的《送颜真卿赴河陇》、元稹的《法曲》、王建的《凉州行》等。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早已悄无声息地浸润了汉人的日常作息中了。这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一时期的盛唐人们在力图打破束缚，突破传统，最终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除开与少数民族的交往，外域文明中的文化艺术、科研技术等也“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拥而入。”外域文化的涌入，使盛唐的风气更为飘逸无拘无束，它在缠枝卷叶冬忍花纹中绽放，在海马葡萄镜中反射，在拜占庭的引水上层建筑中迸射思维碰撞的火花，恰如日本学者井上清所言：“唐朝文化由于是同印度、阿拉伯和以它们为中介甚至和西欧文化都有过交流的世界性文化，因此，学习唐朝也是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11]。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称唐朝是中国最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威望之高，能够让“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12]。长安城中居住的有来自高丽、日本、叙利亚、吐蕃等各国遣来的使节以及寻求贸易发展的商人，这种盛景说是“万国来朝”亦不夸张。这种“世界性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对其他文化进行兼容并蓄，扩大了盛唐文化的张力，主动对外来文化的精英进行吸收，转化为自身文化繁荣发展的能动力，为开放、飘逸、明朗、高亢、昂扬奋发的“盛唐之音”做好了思想准备。
二、文士们的洒脱飘逸
“盛唐气象”具有蓬勃的朝气，一往无前的“逸”气。反映到文人身上，所显示出来的就是文人们性格上的洒脱、诗风上的飘逸。
在性格上，盛唐文人周游山水、放逸林泉，同时关心国事，积极进取。李白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人物，才高气逸，任情而发，追求自然之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既是李白诗的风格特征，也是其人生洒脱的标志。这些如李白一样的诗人中，有渴望进入朝堂的“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岳阳楼》）的孟浩然，也有“功名只向马上取”（《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岑参，还有“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的王维。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盛唐诗人，纵情山水，四处交游，他们互为好友，时常聚在一起谈诗论道，他们满怀志向，同时又不献媚于权贵，他们顶着一副副傲骨，渴望为国尽忠，在建功立业中奉献自己的一生。尽管取仕的意愿强烈，但更多的却是洒脱与坦然。李白虽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的苦闷，同时又相信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既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感慨，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英雄气概。尽管李白渴望平步青云，辅佐君王的愿望总是落空，但是他从不悲观失望，更多的是怀抱着理想，洒脱地游走于尘世之中，高唱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李白所体现的也正是盛唐诗人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会有失意，但不抱怨。正是他的这种鲜明的精神，洒脱的性格，带领着盛唐诗人掀起了盛唐诗坛的高潮。在李白之前，有经历跌宕起伏还满怀报国之志的张说，他用率真的个性，散漫的笔触写下了“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是诗”（《醉中作》），浑然天成，自然无迹；还有著名的酒徒、呼鹰走马放荡不羁的王翰，他将自己洒脱的个性融入诗中，写就了“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气尽忆长安”（《凉州词》）这样追求真实而尽量避免修饰的诗；有求仕无果而后寄情山水的孟浩然，有被贬谪而仕隐的王维等。正是这样一大批性格洒脱不羁而又各具特色的文人们，创造出了繁盛多彩的盛唐文学。
表现在诗风上的，就是自由而积极的开阔风气，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豪迈风度，将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都渗透进了盛唐文艺之中。诗人的作品里，不论是颓唐、失意、忧郁、甚至是张扬，其中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青春朝气，还带着大国气度下的自由与欢乐。洒脱豪迈的李白，曾经用“观夫笔走群象，思通神明，龙章炳然，可得而见”（《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概括自己的创作过程。李白的创作灵气，既来源于自己日常的多观察，也有冥冥之中的神灵相助，总的来说也就是“神来、气来、情来”，这种浪漫自由的任性，表现在其诗中就是澎湃的激情和神奇瑰丽的想象，既有气势宏大、变幻难测的壮丽，也有风神散朗、自然天成的清丽。在李白的诗里，有笑傲王侯的痛快畅怀也有珍惜当下的纵情欢乐。他代表的是这一时期的诗人满载的“逸”气，是整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满怀抱负，志向高远，要求突破各种传统束缚，跻身社会上层，完成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孟浩然、王维、王勃、高适、岑参、王昌等人无不是这一时期满怀豪情的典型诗人代表。这一时期的诗风，在中国诗史上前无古人。同样的题材，盛唐以前不如其积极开阔，悲壮居多，盛唐以后则是“苍凉”居多。盛唐的诗风根植于盛唐开阔博大的飘逸之风，这是用饱满的生活热情、对新鲜事物的敏感进行浇灌，与时代的发展同时成长起来的盛唐气象。文人们洒脱飘逸的个性让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爽朗的语言，奔放的情操，新鲜的旋律，豪迈的抒情，无论是热情的高歌，还是低沉的叹息，都是盛唐文人内心的自然流露，不着修饰而又得心应手。这才让“盛唐之音”成为了盛唐“逸”风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孟浩然之“逸”性
在盛唐的名诗人中，孟浩然恐怕是唯一一位游走在尘世里，未进仕途，终身不仕的诗人。这一位无尽倜傥又翩然出尘的逸士，也与其他诗人一样，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但有别于子美“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悲怆沉痛，不同于太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万丈豪情，孟浩然面对仕途的失望，只有“徒有羡鱼情”的淡淡无奈。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他壮逸的政治理想并没有被时政接纳，孟浩然坦荡的心境与淡然的处世态度，让政治这项充满阴谋与权益的活动平增一份豁达与坦然，不然怎会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开阔意境呢？淡然的孟浩然放弃了功名利禄的诱惑，在归隐田园中保持了人格的纯洁。
一、行不为饰——逸散之姿
王维曾给孟浩然画过画像，在他的画像中，“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欵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在这段描述里，孟浩然旷逸闲散的形象跃然纸上。王士源对孟浩然的个人形象描述是“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正是这样一个清奇飘逸的人，做事“行不为饰，动求真适”，作诗“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写出了充满隐逸之趣、清逸之韵、壮逸之气的诗。“行不为饰”所表现的是孟浩然性格上的洒脱，这与其对魏晋风流的崇尚是有关系的。孟浩然深受魏晋以来崇尚通脱自然、任达、希企隐逸、宅情方外等风气的影响，早年被誉为“文不为仕”的典型代表。公元706 年，唐中宗神龙二年，孟浩然和张子容、辛谔等同乡一起参加李唐匡复后的科举考试。四月，孟浩然在襄阳的县试轻松上榜，夺得县试高第，并深得当时身为襄阳刺史张柬之的欣赏。但是张柬之的个人遭遇让年轻的孟浩然心里一阵唏嘘，感叹世事沧桑、荣辱无常，生发出“座非陈子惊，门还魏公扫”（《襄阳公宅饮》）的感慨，借曹操和荀彧的典故暗指张柬之被罢相是遭韦后构陷。这一年的五月，因朝堂震荡，张柬之被贬去了新州。祸不单行，在这一年七月的时候，张柬之被流放泷州，死在了被流放途中。此事对孟浩然影响极大，年轻的他对朝政感到失望，拒不参加襄州府试，甚至为此与父亲决裂，隐居在自家南山的草庐中，这一行为颇有魏晋风流之态。正是此时，孟浩然认为自己闭门读书十年，只为明志，非为求仕，这种旷达大义之举，让他背负了“文不为仕”的才名，同时也为他的隐居生涯埋下了一个最深的伏笔。
李白在与孟浩然的交游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曾写诗赞颂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诗句之意是：孟浩然年轻的时候就看清了世间的功名利禄，不出来做官，等到他头发白了，仍然在山中隐居，“卧”字极言其闲适的生活。这首诗表现了孟浩然隐逸的潇洒之态，仿佛有些怪诞的放逐行为正是孟浩然内心追求洒脱不羁的体现。孟浩然蔑视仕宦的潇洒壮逸让同样豪迈不羁的李白产生了惺惺相惜的同类之感，甚至产生了和孟浩然一同隐居的想法。孟浩然旷达的性格，在他的诗中经常有所体现，生性潇洒的孟浩然，往往是想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无论是拜访朋友还是随性赋诗，都是乘兴而行。即使拜访的朋友没有遇到，他也是以安然无事来坦然面对。孟浩然在洛阳访袁瓘，然而袁瓘已去岭南，孟浩然作诗“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洛中访袁拾遗不遇》）进行排解，诗中虽有访友不遇的失落之感，但最后还是带有春天的积极气息，听说傲霜斗雪的梅花在岭南会开放得很早，但是，那里的梅花开放得再早，又怎么能比得上北方春天的美好呢？孟浩然在诗里所传达的，依旧是对前途充满期待的乐观心境。
二、风流天下——豪逸之性
李白在诗中说孟浩然“风流天下闻”，这个“风流”也即是指孟浩然为人的豪逸在荆楚之地早声名远播。孟浩然的盛名早在其入长安之前，便已被称颂。李白小孟浩然十二岁，孟浩然才学远播的时候，李白还隐居在安陆，对孟浩然的崇拜自然可以理解。王士源的孟浩然诗集序中称孟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正是如此，孟浩然走到哪里，朋友就交到哪里。孟浩然的交友被王士禛描述为“交游之中，通悦倾盖，机警无匿”，这足以说明孟浩然为人的性格，这种潇洒让所有与孟浩然接触过的人都愿意与之为友，并进行赠诗酬唱。
孟浩然重视友情，将朋友相聚之乐远远置于个人前途、个人生命之上。这种豪逸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只适合名传天下但隐逸终身，可以说，孟浩然的终身不仕，英年早逝与其豪逸不拘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序》中记载，太守韩朝宗欣赏孟浩然的才华，要引荐孟浩然入朝，但久等不至。孟浩然正在与好友饮酒，以“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它”为由拒绝了韩朝宗，韩朝宗只好自己先走了，引荐做官之事因孟浩然的“豪逸之性”就此作罢。无论这件事是否为真，但这种“豪逸”的性格非常符合孟浩然“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自洛之越》）的高洁品行，对他而言，与朋友相聚的快乐远远超过俗世的虚名。关于孟浩然的死，也与他的“豪逸之性”有关。孟浩然早有背疽，但每逢好友相逢，便不顾其他，只顾眼前的相聚之乐。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孟浩然背疾刚愈，便不顾自己不可食鲜的遗嘱，没有告诉王昌龄自己这一隐疾，与王昌龄“相得欢饮”，终于“食鲜疾动，终于南园”。然而，孟浩然这种不顾健康，只顾朋友相聚的豪逸性格早已有之，在开元二十六年，好友王昌龄被贬岭南，孟浩然备制酒席相送，写诗“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痼疾，更贻魑魅忧”（《送昌龄王君之嶺南》）相赠。“沉痼疾”表明孟浩然早已有了经久难治的背脊，不可食鲜，但朋友相聚，哪里顾得许多，尤其是在好友被贬需要安慰的时候，孟浩然置办了乡味土产，新鲜查头鳊进行招待。观孟浩然的一生，可谓其成名是因其“豪逸之性”，无仕亦因“豪逸之性”，人生终结也是因其“豪逸”，豪逸的个性就像他人生中的底色，贯穿其始终。
豪迈纵逸的孟浩然“平生重交结”（《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因此朋友非常之多，他所到之处，无不有朋友相送，即使无法相送，亦会寄赠诗句。别友怀旧的诗在孟浩然的诗集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并且各具深情。未遇到友人时，便寄诗以抒发思念之情，倾吐心声，如其《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南行舟中寄袁太祝》《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等诗抒发了孟浩然从对友人的思念，他从心底对朋友奉献真情，继而由友人的经历想到自己的境遇，希望自己能实现人生夙愿。有的诗则抒发了孟浩然对友人的关心之情，“不知王逸少，何处会群贤”（《上巳洛中寄王九迥（一作王迥十九》）。逢到友人，便用诗记录和朋友相遇的惊喜心情，“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弱岁早登龙，今来喜再逢”（《李少府与杨九再来》），分别友人时，则作诗送别，表达自己的祝福与不舍，“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这句诗是鼓励丁大凤在大好的时机前不要迟疑，早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送张子容进士赴举》一诗则表达了自己对友人的留恋和对友情的珍惜。孟浩然沉湎于友情的欢乐，置个人的政治荣辱和生命安危于不顾，正因孟浩然对朋友的真诚，他的朋友都“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18]，“忘形之交”指相处不拘行迹的朋友，孟浩然能够和如此多的人成为忘形之交是很不容易的，必然与他好逸的性情有关。孟浩然是一个隐者，但不是远离尘嚣的道人，他也有常人的情感，他在寄赠友人的诗中赞扬对方、同情对方、关心对方、鼓励对方、安慰对方、祝福对方，充满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无功利的真情，隐逸中的他将自己的心性也淡然如春天的和风细雨、鸟语花香，温暖着身边的人。而他的友人们也被他这种豪迈的真情所感动，张子容写“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除夜乐城逢孟浩然》）相酬，李白写了五首诗相赠，王维写诗来安慰失意的孟浩然；甚至好友陶翰听说孟浩然准备自长安入岷峨，为他写下了《送孟大入蜀序》为其进行勉励。
文如其人，诗人个人的气质是能够从诗中看出来的，如张巡“门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惟闻横笛音”（《闻笛》），祖咏“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望蓟门》），这二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是激愤强烈，昂扬向上的。而孟浩然，其诗如《宿建德江》高远清幽，飘逸出尘，韵味悠长。诗的前两句“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诉说了羁旅之愁，暮色将至，万鸟归巢，渔人收网，天地一片朦胧，诗人移舟近岸，思念起远方的故乡。江河无垠，天空仿佛比树木还低，江水澄清如练，月色与人相伴，“天低”与“野旷”相互依存，“月近”与“江清”相互映衬，人在舟中，仿佛置身于广袤而宁静的宇宙之中。诗人一颗在漂泊之中孤寂的心此刻和天地是如此亲近，诗至此戛然而止，留下了不尽的意蕴。潇洒的孟浩然不为仕名所累，个性散逸自由，豪迈的孟浩然重视友情，风流之性走到哪里都有朋友相聚，正是如此，他才能够怀一腔浩气，文不为仕，救患释纷，江河湖海，任其走遍，穷途苦旅无所畏惧。
孟诗之“逸”韵
盛唐杰出诗人孟浩然，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价他“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这里我们不详述孟浩然之诗是否真是“一味妙悟”，只讨论是什么导致了其诗“独出韩退之之上”。学界多认为“清”是孟浩然诗歌的特出之处，而我们更认同“逸”才是其诗作“独出”的原因。严羽认为“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金石”之声指高昂的钟磬声，较丝竹清音要更为洪亮悠长，仿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也正是符合孟浩然诗歌有“逸韵”这一特点。“逸”既是孟浩然的人生性格，也是其诗作表现出来的独特韵味。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提出“飘逸”的概念，认为高人作诗，应该如“华顶之云”，有“御风蓬叶，泛彼无垠”之感，而孟浩然的诗作正是符合这一特点。
“逸”是中国美学史上极具特色的审美范畴。原意是逃走、遁离，《甲骨文大辞典》中未见此字，但《汉语大词典》中关于此字的释义却有十四种之多。其释义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奔跑的意思。又由“奔跑”“逃亡”引申出了“释放”、“隐遁”、“隐逸”等意义。其二，“逸”有“散失”的意思，由“散失”引申出“亡佚”，“过失”等意义。其三“逸”有“疾速”的意思，引申出“超过”，“超逸、闲放”等意义。本文所讲的“逸”即指“超逸、闲放”、“闲适、安乐”之意。尽管“逸”有这么多意义，但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学作品中，被作为审美标准则是出现在三国时期，曹丕的“公干有逸气”，其后，“艳逸”、“宏逸”、“逸藻”等词汇相继而出，用来表示作品飘逸超群的特点，“逸”初步进入文学作品鉴赏论领域。
关于“逸”的渊源已有学者出过专篇学术著作，这里不作赘述。盛唐“逸”风则是指盛唐时期，文人在诗歌作品上表现出来的超逸闲放的诗歌品格。“逸气”指文人雅士在生活情趣和诗歌艺术绘画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清高、放旷、超逸的审美情趣。“逸韵”则是指逸士高人在其诗歌绘画等作品中所包含的自然通脱的气韵之美。“逸趣”是指文人的诗歌作品自由旷达，风致韵味被表现地淋漓尽致，具有天然的趣味。
“韵”指文艺作品余味无穷。宋朝范温《潜溪诗眼》中称“不俗之谓韵”、“潇洒之谓韵”、“有余意之谓韵”，其中“有余意”即是指作品可以余味，言已尽而意无穷，仿佛美妙的歌声可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好的作品写景抒情，不露斧凿痕迹，意味深长自然有韵味，具有这种韵味的作品会透露出风骨神气，孟浩然的诗作即具有这种逸韵。
我们在这里认为孟浩然诗的“逸韵”是指因其诗作的飘逸流畅、奔放明朗而体现的风骨神气，同时也指孟浩然高洁潇洒的人物个性体现在诗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特有的精神气质。
一、“隐逸”之趣醉四方
孟浩然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有名的隐居圣地，也是繁荣佛学的策源地之一，“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孟浩然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青年时期，其仰慕前代贤人庞德公隐居鹿门山的高风，因此隐居鹿门山，而在其隐居过程中，他也渐渐地感受到了隐逸之趣。这种“趣”也即叶嘉莹先生认为的“由于内心之兴所产生的一种情趣”。他在写自己隐逸于山林时，常常用了一个“趣”字，如其“缅怀沧州趣”（《宿天台桐柏观》），唯有隐逸，能让他感到生命的快乐，在他看来，隐逸生活中所蕴藏的，是和世俗截然不同的高雅之趣。重儒风的家世、尚佛道背景共同推动了“平生慕真隐”、“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大人》）的决定，这也是他崇尚道佛、向往真如的必然结果。佟培基先生笺注的《孟浩然诗集笺注》中共载孟浩然诗共计二百七十首，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中辑录的孟浩然诗一首，此次研究中孟浩然诗共计二百七十一首，在孟浩然的隐逸诗中，关于“饮酒”、“泛舟”、“寻佛问道”的诗歌内容最多。
在佟培基笺注的《孟浩然诗集笺注》中，孟浩然共有诗 270 首，其中泛舟诗与饮酒诗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我们可以说，正是“泛舟”与“饮酒”，构成了孟浩然隐逸生活的大部分乐趣。隐逸中的孟浩然，常常带着自己的酒，或是“泛舟”于江河之上，与鱼鸟同醉，或是与好友一起弹琴纵酒，或是登高“访幽人”，这一切都带给他贴近自然的快乐，他陶醉在这种快乐里，在这种快乐里找到了脱离权势的纯粹的“任怀自得”之感。
一、屡迷青嶂合——山林之逸趣
《吟谱》中评价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24]。的确如此，孟浩然喜欢陶渊明的任真自得，他时常在诗中提到陶渊明：“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李氏园卧疾》）。隐逸的生活让孟浩然在思想上更加接近陶渊明，渴望着“再来迷处所，花下问渔舟”（《梅道士水亭》）。隐逸中的孟浩然“行不为饰，动求真适”、“虽屡空不给，自若也”，隐逸中的孟浩然和经常“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陶渊明非常相似，二者的精神境界也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朱光潜先生认为“景是各人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孟浩然笔下的山林之景，也是其个性旷逸的体现。孟浩然将自己的心绪与追求都融入进他所写的景中，其中最多的就是他笔下的山林。
孟浩然常常杖策入山林，或是登眺怀古，或者寻访道人居士，在这个“登”和“寻”过程本身，孟浩然已经感受到了“山林”中的“逸趣”。孟浩然在隐逸生活中，真正感受到了山水自然之乐，他笔下的山水诗都具有原始的新鲜感，是物性原原本本的呈现。孟浩然的山水诗以自然之身呈现自然，不多于赘述其中深意，山水物象本身自有其深意。他于田园山水的描写中呈现了山水和自然的本身，剔除了用心思索的自我，对事物进行了“以物观物”的凝视，达到了一种“坐忘”和“丧我”的境界。如“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有三层深意。第一层是景物白描，“众山”和“孤屿”相对，众山环抱合围，就仿佛在举起酒杯遥遥致意，中间湖上的孤屿，自有韵味，它仿佛是一个点缀但又缺其不可，它是大家共同题诗的素材，也是这自然之境中的点睛一笔，达到“坐忘”之境界。第二层是情景交融，他乡遇故知，本是人生一乐事，对酒题诗，也是正常，但作者将“众山”与“孤屿”也纳入进人类活动中来，人和自然相融，不分彼此，也即“丧我”。但根据本诗的最后一联，我们还能得出第三层境界，“以物观我”，孟浩然看着“众山”与“孤屿”两相对比，形成强烈反差，就放佛是得意之人与失意之自己的对比，不由得生发出“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永嘉上浦馆送张子》）的感慨来。联想到诗人自己“终于布衣”[28]的结局，悲上心头，家乡还在远方，而自己仿佛是那凄清的“孤屿”，远远看着“众山”的热闹。同时，这里的“孤屿”与谢灵运《登江中孤屿》暗合，因此此句被《河岳英灵集》誉为“无论兴象，兼复故实”[29]。同时，此句又被纪晓岚评为“雍容闲雅，清而不薄”[30]。又如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过故人庄》）一句，层次分明地写出近景与远景，围绕着村落的绿树与斜倚在绿树外的青山，相映成趣，营造出一种和谐错落的幽美景致。绿树犹如母亲的怀抱，温柔地拥抱住山林里的小村，青山就有如岗哨，远远地注视着这个“故人庄”，在此句中，被忽略掉的是城郭，青山、绿树、村落水乳交融，打成一片，城郭作为人为痕迹太重的景物，只能默然无语。在孟浩然的山林诗里，自然之景才是最亲切的，自然之物能够容纳诗人所有的失落与不幸，他的天地在这里，因此他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用诚恳动人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山林，对这片村庄的喜爱之情。
在孟浩然的隐逸生活里，“众山”和“孤屿”、“绿树”和“青山”自成禅意，万事万物各自充分发挥其生机活力，作者“以物观物”，而不是“以我观物”，不作解说，达到一种“春来草自青”的佛法境界。这种自然无迹是孟浩然所追求的佛法境界，也是其写诗的最高追求，也即将作者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形象进行无迹交融。
进入了这种境界的孟浩然，自然能够时时从山水之景、田园之景中感受到隐逸之趣，这与其所接触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首先则是其对儒家思想的追求，孟浩然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书怀贻京邑同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他原本具有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积极求仕，在其诗中他明确表达了“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的人生理想。但是同时，张柬之被贬乃至含冤死在流放路上的事情，给了孟浩然很大的刺激，在孟浩然眼里，匡复李唐的一代名相张柬之被蒙冤而无人声张，是无道，好不容易被匡复回来的李唐江山被韦后、武三思等人把持，是无道。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因此，孟浩然做了罢试隐逸的决定，用罢试和隐逸山林来对无道的朝廷进行无声的反抗。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读书做人，应义字当先，孔子身为万世师表而辞官不仕，庞德公具满腹才情而拒刘表之请，自己文不为仕，并非空庸无志，当今朝廷奸臣当道，与其同流合污，倒不如隐居山林洁身自好。这种对“义”的重视，也符合后人对他“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救患释纷以立义”的评价。在这种儒家思想推动下的孟浩然，执意罢试隐逸，无论是父母的强烈反对，还是襄州刺史韩思复与襄州主簿贾弁的谆谆相劝，都没有让孟浩然放弃这个想法。
时代巨变，李唐王朝的主人在更迭，诗人内心的一湖春水也被时代的新风吹皱了。武后垂统，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在科举上“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给天下寒士得以上升朝列的希望。孟浩然一边读书写诗，一边在山水间徜徉，既身怀鸿鹄之志，又钦慕隐士风流，这形成了他在“隐”和“仕”中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开元十五年好友王昌龄应试及第，激励了孟浩然的求仕之心，次年孟浩然离开家乡，到长安去应举。他对此次应举充满了信心，“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他以为柳条长出嫩芽的时候，自己就可以回家报喜了。然而事与愿违，满腹才气的孟浩然落第了。这次落第让他郁郁寡欢，在干谒、科考、献赋等求仕之路纷纷宣告失败后，他“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东京留别诸公》），走上了寄情山水的漫漫征程。开元十七年秋，他自洛阳经汴水往游吴越，登天台山，宿桐柏观，泛镜湖，探禹穴，游若耶溪，上云门寺，礼拜石诚寺，至杭州观钱塘江潮，浮海，于开元十九年除夕，在乐城与张子容相会，第二年北归襄阳，一路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山水诗。他想无拘无束地游走在山水之中，享受“沧州趣”的快乐，因此他写下了诗句“愿言解缨络，从此无烦恼”（《宿天台桐柏观》）。开元二十二年，孟浩然再上长安，然而，孟浩然并没有如他意想那般顺利进入仕途，伤心中的孟浩然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盛唐官场的现实与残酷，自己一直无人举荐，求仕屡屡失败，在困顿失意里，他想到了“故乡园”，因此回到了故乡。
在命运与个人选择的多重推动下，孟浩然将自己的人生重心更多地放在纵情山林上，他在大自然中寻求真理，山林里的一切一切在他看来都是闲逸而自在的。在《寻香山湛上人》这首诗里，孟浩然调动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将自己投入到山林中。松林下的泉水发出好听的声音，“逸响”指奔放的乐音，生满苔藓的石壁让人产生思古怀古之情，“钟声”原本是人类之物，但在这个山林里已经浑然无迹地融入到山谷中，作者在此达到“忘我”境界，他想进一步“物我合一”，因此，尾句表达了自己的期望，“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上人》），“身世两相弃”来源于鲍照的“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咏史》），“弃世”来源于庄子的“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身弃世则表达了自己步入仕途的想法，而连身都弃去则是道家清静无为忘我的思想原型，此时的孟浩然已有了道家隐逸思想的萌芽，为其日后如庄子一般观“天地有大美”，行迹不羁、放逸山水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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