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際，儒學因全真教的盛行以及理學的北傳處於失重狀態。儒學不受重視, 科舉制度荒廢使得元初的儒生處境極為惡劣，儒生的存亡直接關係到儒道的興衰。面臨此種困境，元好問深感要維繫儒道與堅守士道。他的守“道"主要體現在維繫儒道與對士人獨立的堅守兩個方面。

金朝時期，整個國家社會已經最高統治者都崇尚儒家文化，以儒家文化治國，下面讓我們探討一下金朝的崇尚儒家的政策制度以及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金朝走向滅亡。

一．金朝為什麼實行崇尚儒家的文化政策——以元好問來論述

1.金朝盛行儒釋道“三教合一”政策

金朝盛行儒釋道“三教合一”政策，但是隨著時局的發展，道教在金朝獲得新生意義並一度打破三家勢力均衡的狀態成為主導性角色。傳統中國一貫以儒學為主導，旁釆佛、老

迄於金亡，道教的勢力已經蔓延到足以染指士人的精神世界，他們中的很多都皈依道教，金末元初，特殊的環境再一次成就了道教的盛況。元初統治者把儒學與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而視之，儒教的主導性地位逐漸喪失。

加之程朱理學經趙復作《傳道圖》《師友圖》《希賢圖》等書，開始在北方傳播，傳統的儒學開始滲入理學的觀念與思想，這是堅守傳統儒家思想理念的元好問等人所面臨的艱難環境。

“吾道” “吾儒”“聖道"也成為元好問此一時期創作中頻繁提到的字眼，表現出他對儒學命運不可測的緊張感以及致力於恢復儒道的信念，如何復興儒道是擺在他面前的艱鉅任務。

金朝女真文

元好問在入元時期的詩文創作，有一些關於全真教的議論，在他的描述中，明顯感覺到他對全真教在當時的盛行頗為不滿。然而，雖然元好問對佛教寺廟的興建也有不滿，但是他本人對佛教還是有所保留，他的詩文唱和集中體現出他與某些僧人的密切往來。

值得注意的是元好問對這些人所稱道的是他們傑出的文才與清心寡慾的品格，元好問似乎並沒有把他們當成僧人，更多的是當成知己、友人。相比於佛教，元好問更為憂慮的是全真教的侵入。

早在趙秉文、李純甫時代，儒學地位就己面臨全真教的威脅。與此同時，日趨高漲的儒學自覺使得具有同樣憂慮的金代士人聚集起來。他們己經不滿足於儒學在三教中的衰落地位，急欲嘗試打破三教之間原有的殄域，建立起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信仰秩序。

在金代統治的最後二十年中，由於對金朝統治及僑學命運的擔心，士人群體內部的“

而在晚金思想復興的領導人趙秉文看來，所謂的“吾道”己內化為士人試圖重建政治、思想秩序的動力。他倡導的是儒家思想體系在國家政治秩序中的主流地位，儒道是大中之道、聖道，是其他思想流派無法比擬的。趙秉文對儒道的宣揚對元好問等金末士人產生很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金朝的儒風。

趙秉文的努力體現了士人對儒道的堅守，這也是元好問等人所致力的方向。如今混亂的時局以及儒教所面臨的尷尬處境，令元好問有著與前輩士人同樣的憂慮。

2.統治者發揮“天下一家”,“四海皆兄弟”之說

皇統八年左丞相宗賢等建議“州郡長吏當並用本國人”，金熙宗馬上反駁廣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諺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色人，量才通用之。”“本國人”專指女真族廣諸色人”包窩漢在內各民族。這是政治路線上兩種不同主張的鬥爭。

宗賢等從女真人角度出發，強調使月本族人,顯得狹隘保守;熙宗從才能層面著眼,不分族別量才使用,顯得開放布展。熙宗反對宗賢等使用的理論有二，其一，堅持儒家民族中“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臣子”與“兄弟”雖有區別，但前者屬政治用語，其義不差。

其二廣疑人勿使，使人勿疑”源於《尚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和《詩經•悠高》“任賢使能”，

其後，不僅“州郡長吏”廣用遼宋降人和通過科舉選拔的“諸色人”，而且“諸色人”進入了中央決策機構任宰執。契丹降人簫仲恭於天會末任尚書右丞，皇統初拜平章事，繼之為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命。漢人劉筈於皇統間為平章専，亦屬宰相。這種做法，加強了國內的統一。

3.不狹隘的民族觀的影響

世宗對科舉從多方面加強，使之走向鼎盛。海陵王時期僅設詞賦和律科，世宗又増加了經義科。天會、皇統間的錄取人數時多時少不穩定。

海陵王時，錄取者一般不超過六七十人。然而世宗於大定四年，令“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二十五年再次下令:“自今文理可採者取之，毋限以數。”歷代取進士都有數量限制,然而世宗竟然兩次下令不限人數。

大定二十五年以前，每次錄取最多才400餘人，二十八年竟錄取586人在金朝管轄的半個中國。一次錄取這麼多進士，在科舉史上也是罕見的。大量漢、渤海，契丹等士人，通過這條道路紛紛走入了政界。

世宗努力履踐各民族均可參與政權的政策，從這個角度不難理解世宗也在加強儒家民族觀中的開放性、整合性。尚書左丞唐括安禮是位政績卓著的備士，在民族關係上勸諫世宗廣聖主“

有一次,他回答世家詢何時格外強調廣猛安人（指女真人）與漢戶，今皆一家, 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安禮的儒家民族觀相當開放和包容，反覆強調備家的“一家”說，甚至將“國人”的範圍由單純女真族擴大別國內各民族。

世宗雖有時反駁,但宏觀上,還能理解乃至認同,與熙宗、海段王不同的是，他多強調些女真族的主體地位,但這並不狹隘。

二．儒學與金代社會演變

有金一代，儒學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儒學的傳播與金代社會的演變緊密相連。近年來，學術界就該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並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儒學與金代治國方略。董克昌撰文指出，金朝統治者雖然崇信佛、道，但儒、佛、道三者的地位並不相同，

穆鴻利認為，金朝統治者在為政指導思想上常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有金一代，從熙宗到哀宗一直把尊孔崇儒作為國家大事，從未中斷，尊孔崇儒對金代女真文化的突變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是縮小了女真人與其他先進民族之間的差距，促進了女真變夷從夏的漢化過程。

其次，在意識形態領域，封建思想和儒家經典廣泛傳播，女真族文化水平空前提高，最後，在尊孔崇儒的影響下中原文化與女真文化雙向滲透，大大推動了北方諸民族的融合進程。

在金代尊孔崇儒的具體措施方面，學術界研究頗多。張志勇詳細研究了金世宗的寬仁治國思想,認為這一思想主要表現為：崇尚儒學，禮法結合；勸農力田，與民休息；整飭吏治，賞罰分明；任人唯賢，德才並重等。

在寬仁治國思想的指導下，金世宗適應當時金朝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整和改革，並取得了顯著成效。孟古託力著重分析了儒家思想対金代民族觀的影響。

認為熙宗皇統年間制定“崇儒重道”基本國策以後，儒治得以全面展開，儒家民族觀得以向縱深發展，這一時期，金朝以“

同時，其保守性、排他性得到了有效抑制、劉慧宇撰文指出，儒家思想是女真社會変革的思想基礎，隨著專制皇權的建立，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女真社會意識的主流，明顯表現就是社會上大興尊孔崇儒之風。

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金代封建專制政體得到鞏固，封建禮樂制度、法律制度、科舉取士制度逐漸得到完善”。

三．金朝的滅亡原因

儒學傳播與金朝興亡。自元世祖提出“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疑問以來，史學界就女真是否亡於“儒”聚訟不斷，直到今天仍然時常引起熱烈的討論。

張晶撰文分析了金代女真民族文化心理的變遷軌跡，指出從熙宗到章宗，由於統治者的率先垂範，女真人的文化心理發生了普遍性變化，而女真人賴以起家的純樸勇悍的民族精神也伴隨著對中原文明的耽溺而漸致漸泯。

從純樸勇悍轉向儒雅文弱，這種民族文化心理的變遷一方面適應了女真封建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加速了女真王朝的沒落富。李祿峰、蔡東洲撰文指出，以學習漢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漢制改革給女真人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其一，令女真人失掉了民族特色，其二，加速了女真的滅亡，劉浦江認為，所謂 “金以儒亡”是說金朝因過分的漢化而喪失其民族傳統，最終導致亡國，而不是說金朝亡於儒生之手。

認為女真人的漢化徹底改變了其傳統的生活方式，養成他們懶惰奢靡、耽於逸樂的生活作風，從而使這個一度生氣勃勃的民族最終走向衰落。

女真人的漢化徹底銷蝕了其傳統的尚武精神，使這個昔日強大無比的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變得不堪一擊氣宋德金撰文認為，儒學誤國說不僅與歷史實際不符，而且在理論上也十分有害。

四．金並非以儒亡

儒學不應是金國覆亡的根源，就金朝後期的一個嚴重社會弊端——吏治而論，也否定了儒者、儒學誤國的說法。此外，宋德金認為，那種認為女真的漢化改變了他們質樸的民族傳統，養成懶惰奢靡的生活作風及徹底銷蝕了其傳統的尚武精神的說法也值得商榷。

金朝中後期以後，女真懶惰奢靡作風的養成和尚武精神的銷蝕是客觀存在的，但這一存在是否即女真漢化的結果？或者說女真漢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這一客觀存在？這些問題尚待考察。

參考文獻：

《尚書》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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