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金融危機陰影下，《蝸居》熱播。
2020年，疫情危機爆發下，《安家》熱播。
11年了，海清夫婦把上海房價從1.98萬/m²看到5.67萬/m²。
11年了，中國人把全中國平均房價從4695/m²看到9313/m²。
11年來，為什麼韭菜生生不息？下個10年，還會有那麼多韭菜接盤嗎？
“我要買房子”
為了這個目標，《蝸居》裡的海清夫婦擠在10平米的出租房，連續一週吃掛麵，歷經險阻，終於鎖定了一套90萬的房子，買房的定金還是借高利貸來的。
類似海清夫婦這類的購房者，在當年數不勝數。
當年的收入普遍不高，國人也還沒有被房價深刻教育過，為什麼很多人砸鍋賣鐵都要買房？
原因無非就三個字：缺房住。
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達到30m²，30m²什麼概念呢？同期的德國是39.4 m²，法國是35.2 m²，英國是35.4 m²，已經開始接近發達國家了，這麼看，好像當時的中國並不缺房住。
但別忘了，中國的住房面積是以建築面積計算的，扣掉20%的平均公攤，2009年人均住房面積就只有24 m²。 如果再排除掉那些單位宿舍、自建房、筒子樓等這些被市場淘汰的非商品房，真實的人均住房面積還會更低。
而當時中國的城鎮化率為46%，每年還在以超過1%的增速高速增長，意味著全國人口正大規模的從農村流入城市。
人口不斷的湧入，城市住房面積又緊缺，再加上當年的人口紅利還處於高峰期，城市缺房住成為了一個普遍現象。
所以，我們看到，海清夫婦不惜借上高利貸買房，09年的《蝸居》一度成為國民熱劇，影響至今，也正是從09年開始，中國樓市走出了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迎來黃金10年。
可以說，《蝸居》的海清夫婦是何其幸運，剛好在最合適的時機抄底了樓市。
可誰也沒想到，11年後的他們又為買房而困擾了…
“我覺得我們倆挺可憐的，倆博士畢業，兩個人在這個地方，辛辛苦苦七八年，連一套像樣的兩居室都買不起，可笑吧！”
11年後，準備二胎的海清在《安家》裡在對丈夫抱怨道。
這一次，海清夫婦不再蝸居在寒酸的出租屋，而是早早買了房，精打細算七八年，卻依然解決不了房子的問題。
這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畢竟11年過去了，當年的剛需小年輕早已熬成了人父人母，剛需改善成了當下的主流。
但問題在於，11年來房子是多了，好房子卻不多：
當下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已經去到39 m²，即便是扣除掉20%的公攤，也高達31.2 m²，城鎮家庭平均每戶套數也高達1.09套，說明我們已經告別了缺房時代。
而根據統計局2015年的抽樣調查，存量住房中有62%是一居或兩居房的小戶型；有78%為6層及以下建築，這其中有很多是沒有電梯的；16%的住房沒有廚房或衛生間。
21世紀都快走完20年了，居然還有那麼多品質如此之差的房子，這也就難怪為什麼《安家》在首播第一集時，大家對那個奇葩戶型如此感同身受。
這種情況就是房地產行業常說的“結構性缺房”——房子不缺，缺的是品質好的房子。
《安家》第一集的“跑道”戶型
現實中在上海就有！
“結構性缺房”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在三四線城市有房，或者在農村有“大別墅”，卻在一二線大城市打拼但沒有房的群體。
這部分群體佔比可不小，只不過一直以來都被我們忽略了。
因為在過去的城鎮化下，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買得起房的會在城市買房，買不起房的很多都是回老家買。為什麼每到年底開發商都要在三四線城市搞一波“返鄉置業”？瞄準的正是這部分群體。
而這幾年房價上漲實在是太快了，越來越多人只能被逼著回三四線城市買房，這部分群體佔比越來越大。
但是他們回到三四線城市發現，找不到對口工作，當地年輕人又都跑去大城市了，最後還是無奈回到一二線大城市繼續打拼。
這種現象，在一二三四線人口增速中已經得到明顯的體現：
2011-2016年，三四線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僅為0.3%，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0.5%，甚至遠低於一二線城市。這說明，現在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從農村到城市，而是農村、三四線城市集中流入到一二線大城市。
當三四線城市人口集中迴流到一二線大城市，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
那就是大城市都市圈化越來越顯著。因為相當多的人在一二線城市幾乎是上車無望，這部分人最終會賣掉三四線的房子選擇在一二線城市的周邊區域買房，既可以享受大城市紅利，又可以相對承受得起。
比如深圳東部的惠陽，這兩年隨著深圳連接惠陽的14號線、16號線的開工，再加上僅1萬出頭的房價，已經吸引了不少深圳剛需的外溢。
最後，回到開頭的疑問。
過去11年，《蝸居》開創了 “蝸居時代”：剛需首套，有房就好，
助推了中國樓市黃金10年，樓市的財富效應，自然吸引了源源不斷的韭菜。今年的《安家》則昭示了“安家時代”：房子夠住了，但好房子依舊不夠，“結構性缺房”成當下主流，下個10年，韭菜恐怕還會繼續接盤，只不過這一次韭菜少了，也更精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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