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底，一場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突然襲來。從一開始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對不利，再到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統一指揮，在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唯一擁有的手段就是社會防控。我們緊緊抓住社會防控的手段，開展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防控，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強行改變了疫情的發展曲線，有效控制了疫情的發展。截止目前，每天僅有個位數的新增確診病例。無疑為全球貢獻了一份抗擊疫情的“標準答案”。
目前，全球疫迅速蔓延，已有幾十個國家發現確診病例，其中不乏美國、英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中國這一人口大國，以及為全球抗擊疫情貢獻了一份“標準答案”，但即使如何次，疫情依然在意大利、韓國甚至美國，愈演愈烈。為什麼有了中國成功抗擊的寶貴經驗，各國依然出現了疫情大規模擴散甚至失控的現象呢？其實，並非他們不願意仿照中國抗擊疫情的方式，而且由於自身社會制度等客觀因素，無力仿照中國。
一、經濟發展大於人民身體健康
面對疫情，中國始終把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期間，中國犧牲了經濟發展，動用全社會的力量來應對疫情，全國各行各業幾乎全部停工和延遲復工，經濟損失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對於疑似和確診患者的所有醫療開銷，除社保報銷之外，全部由政府買單，經估算，每例輕症患者的花銷至少幾萬，而重症患者的治療開銷至少50萬。即使面臨著巨大的經濟損失，但中國始終把中國人民的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而標榜人權的西方國家呢，在巨大的經濟損失面前，一些國家為了保全經濟，甚至提出了可笑的“群體性療法”，即面對疫情不做防護，而讓部分群眾自然感染新冠病毒，通過自身產生抗體來抵禦疫情。這真是無比的荒謬，讓人民群眾感染疫情，冒著生命危險去考驗自身的免疫系統。
二、私有制讓國家動員能力掣肘
我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面對疫情，國家可以動用其強大的力量去進行社會動員。例如，面對武漢醫院床位數量不夠的問題，國家迅速利用其能力，在10天之內完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兩所現代化醫院的建造。而這在西方國家，通常需要花費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除此之外，政府還爭用了學校、體育館等設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建立了“方艙”醫院，用於容納數以千計的輕症患者，有效控制了病毒的擴散。
目前，韓國疫情也迅速擴散，為了有效應對疫情，韓國也想通過建立“方艙”醫院的方式來解決病床不足的問題。但是其私有制讓政府徵用酒店等設施變得不可能，因為私有制國家中私有財產是神聖不能侵犯的。因此，政府只能通過購買汽車賓館等方式來建立“方艙醫院”，而政府的相關經費是有限的。除此之外，韓國還利用集裝箱進行患者的收治，但是醫療條件顯然比中國的“方艙”醫院差遠了。
三、私有制企業以利益至上
為了應對疫情，需要大量的基礎醫藥、口罩、防護服等相關物資。疫情初期，我國也出現了相關物資緊缺的情況，大量愛國人士開始了一場全球“掃貨”的偉大愛國行動。隨後，公有制制度優勢再次突然，大量國有企業為應對疫情，甚至臨時購買相關生產設備，紛紛開始生產口罩、防護服等醫療設施，滿足國家需求。除了國有企業之外，偉大的愛國精神再次洋溢在華夏大地。各民營企業，例如格力、比亞迪、富士康等企業紛紛開始生產口罩等醫療物資。今天，擁有14億人民的中國，不僅滿足了自身抗擊疫情需要，還開始支援全世界。
而在世界最強大的美國，群眾要想診斷新冠肺炎，需要支付約4000美元的高額費用，而且還不包括其他治療費用。為了降低群眾的治療成本，要求相關企業降價，為避免自身利益受損，企業可能選擇停產。
四、沒有中國人民的團結和大局意識
擁有5000年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熱衷於禮儀、仁、孝道、愛國等意識的國度。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屈辱歷史，進一步錘鍊了偉大團結、愛國和大局意識。面對國家抗擊疫情的需要和號召，擁有14億人民的華夏大地，突然凝固。大家紛紛待在家裡，不僅自我約束，還幫助基層管理者監督身邊的人，甚至“六親不認”，舉報自己的家人。
而在西方國家，為了避免疫情擴散，學校停課、部分企業停工等，學生為了慶祝聽課甚至紛紛上街遊行，而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政府甚至無法阻止這一行為。
新型冠狀病毒，是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的，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獨善其身。面對國外一些國家所採取的相關措施，我無意指責或批判，因為每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倫理道德和自己的國情不同，他們也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而採取相關的措施。
但至少通過對比，我們可以再次看出，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國再次彰顯了自身社會制度的巨大優勢，以及人民群眾偉大的愛國、團體、大局意識，讓我們能夠通過空前的社會防控和社會動員戰勝新冠肺炎疫情。
我相信，這將又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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