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为什么我们还是追不上王小波?

蒋方舟:王小波代表的是艰苦的思维生活

当我跟别人聊到王小波的时候,我发现他影响的最大一批人是60后和70后,那时的社会是非常沉默的,大家都不愿意去表述自己的观点,都不愿意去做那个说真话、说反话的人,都不愿意跟别人显得不一样,在那样一个沉默年代里,王小波像一枚带着闪光的炸弹炸开一个沉默的话语石,让很多70后发现,原来我是可以说话,可以拥有一个所谓自由的灵魂,可以和大家都活得不一样。

而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恰恰相反,是一个喧嚣的大多数的时代。喧嚣的大多数,所有人都希望表达,所有人都争夺话筒、拥有话筒,都希望自己的声量比别人更大。王小波生活的时代是有趣的灵魂太少的时代,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所谓的有趣的灵魂太多的时代。每个人因为拥有自己的平台,都愿意表现的跟他人不一样,然后把这个不一样当作赖以为生的救命稻草。王小波生活的时代是社会不鼓励人们特立独行的时代,但是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鼓励年轻人特立独行的时代。

我记得自己刚刚开始出名的时候,那时12岁,2000年左右,当时只要上电视节目一定被批斗,一定说你这个小孩以后不行,肯定写不出来东西。那个时候但凡像我这样稍微具备特殊才华或者能力的孩子一定被当作被批斗的对象,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消费市场和舆论市场都在鼓励大家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王小波所说的这些话,已经在这个时代一一得到了印证,我们还需要读王小波吗?我们依然需要读王小波。王小波对我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拥有有趣的灵魂,而是他选择了一个并不是更轻松,而是更艰难的路,就是一个思维的路。我并不愿意用非常简单的所谓的浪漫和自由这种虚无的词去描述他,我愿意读王小波是因为他对于美、他对于真实,一种近乎刻苦和自我折磨式的追寻。王小波不代表一种轻松的诗意的生活,他代表的是艰苦的思维的生活。

徐则臣:王小波解放了作家思维和小说叙事语言

王小波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读王小波之前,在我们读王朔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非常端庄的书面语,但是从王小波到王朔,出现另外一种语言,当然王朔稍微极端一点,就是非常平滑的口语,平滑的有点贫。但是王小波是介于贫和朴素之间的语言,这种语言我把它称为书面口语,它既是口语,同时也是书面语,兼有两者之间的部分。所以你读王小波的语言,永远不觉得腻。

这一点大家觉得好像是个人风格,其实不是,这肯定不是一个偶然的,而是基于他对文学和世界之间关系的一个认识。

我一直是把王小波和王朔两人放在一块来谈,因为他们俩对当代文学作出的贡献非常接近,就是他们俩解放了作家的思维。我们过去看小说,尤其是王小波的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看到的第三人称的小说和第一人称的小说,大部分一直在讲故事,无论是第三人称的这个人物,还是第一人称这个"我",其实一直是卷在故事里,跟故事在跑,也就是说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这个"我",这个叙述者,其实是一直隐藏在故事里的,你看到的是一个故事的河流一直往前流淌,而王小波他的小说主人公"我"一直是强烈的渐离效果,一会儿出来,一会儿告诉你昨天我见到陈清扬,后来又说我昨天见到陈清扬的时候做了什么什么事,过一会儿又说我21岁那一天如何如何,讲了一大段又跳出来告诉你我21岁那天下午怎么怎么样,他时刻能让你感觉到这个叙述者从这个故事里面忽然跳出来站在一边,就像画外音的介绍一下,指着这个东西说故事是这样的,当你非常投入的沉浸在这个故事里的时候,突然他又跳出来告诉你咱俩是分开的,故事是什么什么样的,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在这之前,我们的小说基本没有这样的,我们的小说是一个人物,你跟着故事一路狂奔,最后把第三人称、第一人称给忘了,是把叙述者、引导者混在一个故事的人群里面往前走,在这一点上其实王小波解放了我们的叙事思维。故事本身的逻辑特别强大,很多控制欲很强的作家,在讲故事的时候,讲着讲着也会跟着故事跑,他缺少足够的意志力能够及时的从故事里面跳脱出来。而且在这之前,叙述者在小说里面跳脱出来被视为是败笔,视为一个作家的问题,反而在王小波这里把这一点光明正大地做了出来,而且时刻提醒你我是区别于这样的故事,而且所有的故事给你的感觉都是一个事后的回忆,引导你到现场,然后他告诉你过去哪一天怎么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什么事,在今天我回头想了想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一点是王小波解放了作家的思维,解放了我们小说叙事的语言。

我们过去小说是按时间顺序下来,一直往前走,偶尔有一个倒叙,有一个插叙,但在王小波手里反反复复的倒叙,他把一个场景,比如说这个用第一视角写一遍,后面又再写一遍,但是相互补偿,把整个场景完整的呈现出来。

还有一点我看到很吃惊,比如说"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故,只有以下三个途径,一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二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三我是无手之人。"这种是说明人的方式,就是他把很多的非小说的元素引入到小说里面,我们过去的小说看不见,无论我们传统的小说,四大名著,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什么事有三个原因,第一原因是什么、第二原因是什么、第三原因是什么。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把这些有渐离效果,能够让作者出戏的一些东西全部抹煞掉,让读者一直沉浸在故事里面。但王小波用很多这样的方式,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奇怪,我看我那个朋友也在这样写,后来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后来又看到王小波。大家看现在年轻人的小说,这样的手法已经非常非常多,这样一个手法,其实对一个作家在表达的时候起到了松绑的意义,过去我们沉浸在一个故事里面,越拧越紧,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拧着拧着松一下再出来,作家和人物在故事和文本之间来回穿梭,小说的文本会显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看。

当然也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想为什么王小波可以做到这点?原因是,就像刚才蒋方舟说的,是因为王小波有极强的思辨能力的作家。很多作家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的确小说家是要讲故事,但如果没有足够强悍的思辨能力,他是没法从故事里面跳脱出来,及时在作者我和叙述者我和人物三者之间来回兜圈子,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也没有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强悍的思辨能力的话,他很难用这样一种类似的不断论证的方式写小说,我们看王小波的小说,更多的是用写论文的方式写小说。我们现在举出来的特别著名的思想比较深刻作家,大部分选择的方式都是以写论文的方式写小说。这个时代存在两种作家,一个是以写小说的方式写小说,一种是以写论文的方式写小说。比如说艾柯,虽然艾柯的小说写的特别好看,但是从艾柯的小说里面能看到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辨脉络,就是相互打架,他的思维不但的在这个故事里面,通过他的思辨来推动小说往前走。而我们传统小说是完全靠着故事、靠着情节、靠着情绪往前推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王小波对当代以及后面的很多小说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所以在今天,我们喜欢王小波不仅仅是喜欢王小波那样一个反叛的姿态,他的那样一些反叛的语言,同时还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足以支撑他这样一个姿态和这样一个言论。

彭敏:王小波是一个先行者

王小波的文学,包括他的小说和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定语境下产生,用很奇怪的姿态闯入到原本很正式、原本和你有意识性的对抗的情景里面,王小波选择的可能是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在他写作的年代,那样一个人们都用统一的话语来言说自己、来面对我们现实处境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小说家跟他的小说完全不一样。包括他还写过一些诗,我现在记得的印象特别深的诗是他说"我走在天上,我走在云端,我的阴茎挂下来。"在那时他敢用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表达自己。而且这种表达,我们都说中国当代诗歌在思想风潮往往领先中国小说很多,但实际上从王小波的诗到后来诗坛出现的写作,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先锋的反抗对传统的捣毁,往往是很悲剧性的命运。你用非常惊世骇俗跟别人不一样的方式来捣毁特别僵硬的传统,但是人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你的姿态,看到你的这种表演,最终你可能留不下一个典范性的文本,所以文学史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说,这个人建立了什么派别,他提出了什么主张,但是这个人留下什么典范性的作品?可能是没有的。但是王小波不同,他不光用一种姿态向文坛宣告他的诞生,同时他留下那么多典范性文本。王小波是一个先行者,同时他先行的步伐能够留下一些值得我们后人去追问的非常好的路径。

汪意丰:王小波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我们传统里的种种弊端。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一是看到他的这种生活和经历,看到他特殊经历里面的一种反叛和追求自由的渴望,二是通过他的这个方式看到他的性格,他的性格里面有这种风趣、潇洒、幽默、尖锐的品质。王小波面对历史和传统的时候,他是一个有反思能力和进步精神的、有学者品质的人。王小波身上还有一个艺术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特色,这是王小波从头到尾的丰富性。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者,他还是一个艺术家。

主持人:李银河回忆王小波先生,她说我喜欢你,因为我觉得你的心里有一个泉,这个泉永远都不会枯竭。她说王小波心里这个泉一直在流淌,直到他生命终结的45岁,王小波心里的那个泉,你们觉得是什么?

蒋方舟:前段时间重新看鲁迅,我发现晚年的鲁迅完全反对早年的鲁迅。比如说鲁迅在晚期的时候跟一个青年学生通信,早期的时候他号召年轻人干革命,年轻人给他写了一封信,类似于我听了你的话干革命,现在好痛苦,怎么办啊?鲁迅大概的意思说,不好意思,是我害了你,干革命不重要。他最后一句话特别好,"但是爱人不要挨饿",你让你身边的人过上好的生活比干革命更重要。很有意思,晚年的鲁迅是在反对早年的鲁迅。

我不知道如果王小波活得更长的话,我们会不会看到之后的王小波反对之前的王小波?当他看到大部分人不再沉默而变得喧嚣的时候,他是不是又开始怀念沉默的力量呢?

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王小波心里的泉?因为他过于短暂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有一个很完整的结论。但是他有两点不会变,一个是战斗的姿态,他战斗的姿态面对的是庞大的社会,无论这个社会是平庸的、沉默的、庸俗的还是怎么样的,只要这个社会不是他理想的,他就会与之战斗。他战斗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虚无,这种虚无在他的那个年代可能是以一种大家都不愿意讲话的方式,在这个时代他可能会反对消费主义,他可能会反对表面的有趣,或者表面的特立独行。

徐则臣:王小波一直有一个非常人难及的思考力。首先这个人是很有情趣的。我之所以希望蒋方舟来点评,这个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女性的视角来看,比如李银河来看。可能我们在座的每个男人都觉得自己内心有一眼永不枯竭的泉,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多少年只是同样一个人,但是在另外一个人,在李银河来看,王小波可能是每天不一样的新丈夫。这个新是他身上体现新的东西,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活力不仅仅是王小波这个人很风趣,每天能说几个笑话,早上起来让你哈哈大笑,晚上你又很高兴,肯定不是这些东西,而是让你时刻体会到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体会到这个人实时在升级变化,今天2.0,明天3.0、4.0,这个东西从哪来?就是他思考的创新力。

包括他的创新能力,刚才我谈到他对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贡献,其实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游戏精神,这种游戏精神不是目前泛泛的娱乐精神,而是像卡尔维诺意义上的游戏精神,他把文学从原本沉重如山的状态里面解放出来,变成了思维的乐趣。其实王小波一直强调,思维本身是一个游戏,他自认为是高智商的人,而且在他的文章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个高智商的人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只有这种有充分的足够的思维能力,而且能够享受到思维乐趣的人,他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往外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两个人生活20年、30年、一辈子,我相信肯定很大程度上要建立于你今天看到的人跟昨天是一个人,但同时又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化妆打扮成一个新的面孔,的确很好,但更有保证的是,你从内心里每天给对方一个新的感觉,这些东西可能是李银河更看重的。

二十年后,为什么我们还是追不上王小波?

活动现场

主持人:如何看待王小波作品中性爱描写?

彭敏:王小波无论为人还是写作,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他任何想写的东西。很多时候在中心的人有一个姿态,在边缘的人也会有一个姿态。王小波在世的时候处在文化边缘状态,所以他要找到一种说话的姿态,只能用捣毁的方式,你写西装革履、大家闺秀,我就来写男欢女爱;你不屑的东西、嗤之以鼻的东西,我特别认真的来表达它,所以他最后反而在传统的背面,在远离中心的地方探索出适合他的道路。而且有的时候中心,尤其是传统,往往会有一些在中间下不来,反而在边缘有很多缝隙供一些不在边缘的人探索追寻。所以我觉得王小波也是这个特殊时代、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赶上某些转变,所以他抓住这些异质性的东西,把它表现得很好。

徐则臣: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能数得着的禁忌可能就那么几个,一个是政治,一个是性,一个是我们的传统。一个反抗者,你想打破这些,一个真的反抗者要全方位的打破这些。所以在王小波的作品里面,除了性之外,属于我们禁忌的范围还有哪些触及到?我想可能所有都触及到,因为他就是一个反抗者,一个真正的反抗者必须全方位打破这样一些东西。

而性,我记得很长时间看过一个论断,说在一个非常正襟危坐的民族里,如果把性的禁忌打破了,就获得了彻底的自由。也可能我们很多人在一块,政治是禁忌,我们可以放开来谈政治。但是一帮非常私密的人在一块,他有可能不敢放开来谈性。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来说,性这个东西可能比政治、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像洪水猛兽,所以一个作家如果要在作品里面破一些东西,要立另外一些东西,性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途径。我倒不是说这是一个策略,它肯定不是一个策略,是你不由自主就要涉及到,因为打破这个禁忌以后能呈现出更多的东西,而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占有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性的名义下,他可以揭示出人性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从来都相信,一个人如果永远羞于谈性,永远不在任何场合谈性,这个人的内心肯定有一些问题,不是说他阴暗,而是他回避某些问题,他一直把自己裹得很紧,不愿意敞开自己,觉得谈性是道德败坏、不守德操等等。传统文化里面,我们约定俗成的空间里面,一直捂着的东西,一旦敞开了,这个人内心就不干净等等,我觉得是限制了我们。所以王小波在这个地方放开来坦坦荡荡谈性,不仅仅是胆量的问题,而是他意识到某些东西,而且自觉自发地开始解决一部分问题。

蒋方舟:当我们谈到文学跟性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个人觉得在不同的艺术作品里面,性所承担的东西和它带给读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性,你不会有感官上的刺激,你感觉到的就是一种荒芜。包括很多人把《色戒》里面的性当成黄片看,我觉得他里面的性承担的是残酷。其实不同的文学载体,这个性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它也不是完全禁忌的象征。

我最早看王小波的小说是和贾平凹老师这些乡土作家一起看的,我当时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城里作家和农村作家就是不一样,你看农村作家写性会觉得时时刻刻都有饥渴感,这种饥渴感是张艺谋电影里男主角永远精瘦,偷偷摸摸对女主角说我们来整吧,或者脱衣服的时候急不可耐。但是在小波老师作品当中看到的性,我并不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饥渴,他的性是潇洒的性,是温柔的性,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禁忌、当作有偷窥的乐趣、让读者有感官的刺激,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当作和吃饭、谈恋爱、调情一样正常的事情去写,所以我们看到他作品里面性的时候,不觉得猥琐,甚至被唤起的感官反应都非常少,就是因为他把性日常化。这个在中国作家,尤其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中是非常少有的,当大家普遍对于性一片饥荒的时候,王小波提前在这个问题上雍容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纪录片《寻找黄金时代》里,王小波说,我经常在思考生活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生活就是一个洋葱头,有很多虚伪的东西,一层一层的皮都是假的,剥到最后也没有剥到芯儿,其实表现作家一种无奈和绝望,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日新月异,每天都有很多新的东西生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内心有的时候也会很无奈、很荒芜、很苍凉、很迷茫,这时候我们读王小波要汲取什么样的能量,我要问问在座的四位嘉宾。

蒋方舟:这段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自己觉得还挺感动的,我刚才不断地谈到鲁迅,也不断谈到战斗的姿态,我听到这段话的感受就像我们看鲁迅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是一个战士,他向周围不断的伸出矛,但其实敌人不存在的。我读到小波老师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他作为一个战士,他必须反对一切他看不惯的更大的世界,但是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有迷茫,但是他依然要维持战斗的姿态。

徐则臣:王小波的确如我们所说的,一直以一个放松的姿态,绷紧了神经战斗的人,但是我也相信在日常生活中,在他的某些言论和文章中,他其实是非常平常、放松的,有平常心的人,如果我们把他的每一句话都作为微言大义来理解,我觉得王小波真的会被累死,而且他不仅自己要累死,还要把我们都累死。我在阅读王小波的时候真的出于情趣,觉得好玩,比如他的随笔,我过段时间就会看,认认真真地很专业地看,当然我也可以一条条说出来,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觉得好玩,我相信王小波也会赞成我的这种阅读方式是阅读他作品的方式之一,不能每次我们都要正襟危坐地看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非常具有游戏精神,让你享受思维的乐趣。你说这个东西非要给它赋予什么意义?它的意义本身就是乐趣,就像思维一样,很多理论就是理论的空罐,它的作用不能提高我们的GDP,不能压低我们的房价,它就是让我们思维转来转去觉得很有意思。如果说没有这部分,我很难理解他后来的那些作品,比如《青铜时代》那样一些作品,他写着写着变得特别没有节制,为什么?如果真是绷着这根弦,我相信会跟《黄金时代》写得一样好。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他,我也可以理解王小波写出《青铜时代》的作品,否则我跟他们一样绷着弦,我可能不允许他写出那样的作品。这是我们作为读者的一个反思,应该在某些时候把偶像还原到人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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