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思維”的一個體現是：特別容易感到羞愧。
尤其是當自己沒有做好一件事的時候會下意識地感到對不起別人。當然，這絕不是學生才有的思維，之所以說這是一種“學生思維”，是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這種思維慣性是在學生時代養成的，它與學校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羞愧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情緒，當我發現客體的我被他人注視，而主體的我又不願意接受這個客體的我，覺得客體的我不夠理想時，我就會感到羞愧，甚至這個“他人之眼”不需要真的在場，僅僅只是我在頭腦裡想象出一個“他人”，就能夠令我感到羞愧。因此，羞愧是意識到自己沒能達到理想自我所引發的負面情緒，但羞愧本身並不是一種純粹壞的東西，它對於人的行為具有矯正性的作用，從而有利於構建起一個自我同一的完整人格，但當這個理想自我並非是由一以貫之的“我”設立，而是外界強加灌輸給我時，那麼羞愧所帶來的無助感、渺小感就會成為束縛自由心智的沉重枷鎖。因為外界本身就是飄忽不定的，是一群偶然的、感性的意志的拼湊（哪怕數量很大）。 因此，不能達到外界期望的理想自我所產生的羞愧，不僅無助於統一人格的建立，反而會讓精神更加支離破碎。
在許多學生那裡，尤其是最優秀的那一批學生，我們都能發現在光鮮的成績背後，往往隱藏著非常深的無助感以及對規則的盲從。人人都懷著恐懼和不安生活，外在的第一名並沒有帶給他們多少價值感，反而加劇了這種不安。他們在成長的路上並不是由自己確立一個理想，然後帶著一步步走向理想的驚奇去生活，而常常是一路疲於應付外界的考驗，走一步看一步，只是恰好由於比較聰明沒有掉隊而已，但尊嚴感和自我價值感自始至終都是很低的。因為對“理想自我”的定義權並不掌握在自己手裡，更重要的是，這個“理想自我”還經常飄忽不定，導致一個人幾乎無法預測自己什麼時候會“不一致”併產生羞愧。馬丁·塞利格曼在《習得性無助》中指出，當個體感到自己無法控制事件，且認為這種不可控性是個人原因造成時，個體會陷入無助和沮喪。當一個人缺乏解釋資源和信息儲備時，他非常容易對負面事件進行內歸因（這是最簡單的），結果要麼是毫無理由地貶低自己（泛化的羞愧），要麼陷入極端的自大和狂妄（一種對羞愧感的逃避）。那麼，學校是通過哪些制度將這種泛化的羞愧感植入人的內心？我覺得可以從空間和時間兩個角度考慮。
一是全景敞視的空間格局。
福柯認為，通過對空間進行有計劃的分割，可以使權力更加方便地對身體進行監視、改造，以服務於所規劃的目標。中小學校園的教室往往沿著走廊一字排開，方便教師和巡視人員隨時觀察班內的紀律情況，部分學校連寢室門上也安了玻璃，且禁止學生阻擋。在教室內，高大的講臺居高臨下地面對學生，教師可以非常方便地觀察下面的一舉一動，同時打斷下面學生之間的聯繫。這些空間設計實際上使學生完全無法預測自己是否正在被監視，以及是否會被羞辱和懲罰，但又由於經常能覺察到自己想要開小差和不馴服的念頭，因此出於恐懼，人自然會將外在的監視內化到心裡，進行自我審查。久而久之，即使脫離了那個空間格局，只要人做出任何一點超越環境規範的事情並覺察到別人可能有一絲反感，就會喚起過去被羞辱的恐懼，並通過下意識地羞愧制止自己的行為。有人可能會說，只要考好成績就能解決上述問題，但實際上沒有幾個學校會因為你成績好就允許你違反紀律，更重要的是，你不可能永遠保持好的成績，這種解決方法其實是將自己陷入到更大的不確定性中。
空間格局不僅體現在大的建築佈局，也體現在對微觀的身體活動的控制，權力關係有如毛細管滲透在校園內的一切領域，且常常與直指人心的道德評判掛鉤。諸如桌椅要擺整齊，書要放在桌子的右上角，寢室要做到一二三條衛生標準等等，學校在解釋這些規定時往往都帶有一個道德的目的（培養學生與人相處的能力、自理能力、交往能力）。顯然，沒有做到這些規定的人不僅要接受明面的懲罰，還要接受群體對自己精神的窺探和監視——你是一個具有XX品質的人。在現實裡，這些標準的執行是有非常大彈性的，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師當時的心情，因此，
學生服從的不是清晰透徹理性的律法，而是大人和權威們任性的、偶然的意志，這種利用“威不可測”所帶來的恐懼使人進步的做法，實際上抹殺了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自由選擇權，也使遵守規則淪為一種奴性的服從。許多人始終無法忍受別人不喜歡自己所帶來的焦慮，要麼去討好對方，要麼徹底否定貶低對方，此類極端化行為的原因，幾乎都可以追溯到中學階段缺乏平等的人際關係，缺乏用於解釋人與人差異的心理資源上。二是壓迫性的時間切割方法。
中小學作息時間表是一種精確到分鐘的計劃表，它為每一個學生的時間提供了毋庸置疑的意義，在規定的時間單位裡，每個人必須按照要求完成相關內容，休息和放鬆的時間被視為服務於上課的附屬品（在中小學，拖堂、擠佔自習課、體育課、美術課、音樂課的情況相當普遍），人們普遍認為，效率源於對時間進行更細密的劃分。這也使得許多成績優秀的學生即使走出校門很久，也特別難以忍受“荒廢時間”，似乎“虛度時光”是特別嚴重的犯罪，而且在聽到某個人高效完成了多少任務時，即使明知自己根本不需要那麼做也會產生下意識的羞愧，所以人們痴迷於“一個月讀20本書”、“3分鐘瞭解XX”的神話，總要把每一分鐘都納入規劃才能心安，以至於有人提出了“如果中國人人都不休息經濟該多麼發達”這樣的蠢問題。然而當一個人越這樣想時，他的拖延症反而會越強。因為那種從不拖延的“理想自我”本身就是虛假的，
拖延的背後常常隱含著未能言說，渴望被發現的生命體驗，人只有在無壓力的自由時間裡，才能讓那些被阻斷的體驗浮現出來，從而更深的瞭解自己。因此，休息對人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具有本體意義的，人只有在自由時間裡才是在“活著”的。何況，當一個人敢於為自己活著時，他才能理解讓別人也為自己而活是多麼重要，這時候他也才能具備真正的社會責任感。
其實，我們反思羞愧，並非要去除羞愧這種情緒，更不是鼓勵虛無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而是要從現實裡奪回自己的主權，把評判自己的權力交給自己：我
只為自己羞愧，任何外人試圖通過道德綁架、脅迫、恐懼的方式令我羞愧都是不合法的，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反對。只有一個人意識到自己（和他人）的邊界，意識到脫離了獨立自主而去談決策是否明智本身就是荒謬的，他的內心才能不再是一個可以被外界隨意檢查和翻閱的物品，才不會把本應當是別人的責任歸咎於自己，他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person。閱讀更多 千葉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