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壮丽的紫禁城

导语:

满清入关以来,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努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庞大的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从乾隆末年白莲教起义开始，衰败的气象开始逐渐显现。一个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伦理道德上，大清的官僚制度丧失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和行政活力；气候变冷对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影响，加速了大清的衰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晚清时期人口的爆炸性增长。

"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长期的社会稳定使中国人口翻了一番还要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仅在1779年---1850年人口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在十九世纪中叶大清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亿三千万左右"。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

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源和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清代官僚体系组织能力所不能解决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慢慢滑向深渊。

晚清年间，为了争夺土地和水利灌溉资源，宗族之间的械斗场面

一、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引发的社会危机

自明代以来，我国开始种植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红薯、玉米和花生。在晚清年间，玉米产量达到了亩产180斤，红薯则高达1000斤以上，比以前农作物产量高出了许多。粮食的高产量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也使人口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到了清末，清帝国人口已经达到了4亿，可以说这些农作物所起的作用非常大。这时，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显现。

晚清时期,富饶的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早已是人满为患。边远地区的广西、湖南西部亦是如此。广西西部的几条河谷地带是广东客家人移居的地方，该地区移民和土著居民对土地资源的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多次发生大规模械斗，官府数次居间调停，每每以失败告终。据史料记载，在多山的湖南西部，仅1795年一年，就发生了十余起宗族械斗事件，原因大多是为了争夺土地和水利灌溉资源。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台湾等地区的情况大致如此。屡禁不止的宗族械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两姓相争严伍阵，拼将人命作收场"。----清.申翰周

申翰周描述了福建竹村两个家族械斗的劲爆场面。家族械斗，往往论族不论亲，有时翁婿、舅甥之间，分属不同阵营，互相对垒。

咸丰年间，官员张集馨觐见咸丰皇帝时，曾汇报惠安皇太后地方械斗的情形：

“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

-----《道咸宦海见闻录》

而大清官方对械斗的态度是什么呢？ ------漠视不管。当发生大规模械斗时，官府根本不去阻止，就算官府有能力阻止大规模械斗，他们也不愿意去做。因为每一次大规模械斗，在官府眼里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大规模械斗结束后，死的死，伤的伤，最后轮到官府上场了。他们来到械斗现场，收取"械斗费"。晚清官方无视矛盾和问题，不去缓和各阶层的尖锐矛盾，最终只能是自掘坟墓。

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撼动了帝国的根基

二、人口增长带来的男女比例失调，为以后的社会动乱埋下了祸根。

晚清年间，溺婴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据当时的《中国时报》报导说：有的家庭甚至杀死了自己的四五个孩子。《华北新闻日报》曾经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有160名妇女，生了631个男孩，538个女孩，女孩中只有205个活到了10岁。据他们自己说，共杀死了158个女孩。

在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支配下，大量女婴被杀，从而造成了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官方虽然严厉禁止，但收效甚微。女婴被杀为此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

晚清时期男女比例失调到了什么程度呢？

据史料记载，19世纪华北地区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例高达129：100，有四分之一的男性难以婚配，大量的男性则终身未婚。

南方地区我们以湖南平江县为例：

"乾隆六年，户二万二千五十，大男八万八千五百二十六，小男三万三百一十三，大妇四万七千四百四十，小女六千七百八十六"。

------同治《平江县志》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平江县男女比例为187:100，未成年男女比例达到惊人的447:100。

那些由于贫穷而不能娶妻的光棍汉们,往往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适婚年龄的男性不能婚配，使他们变得焦躁不安，酗酒、赌博、打架成为家常便饭，其中不少人因此变成了游民和流寇。一旦社会出了现动荡，光棍汉群体就会乘机作乱，破坏力惊人。

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多少光棍汉参与我们不得而知。当年太平军在一路北上过程中，沿途会党、矿工、流民纷纷加入，队伍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他们在攻占南京时仅战斗部队就已发展到了60余万人。太平天国爆发前夕（1851年）中国人口有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导致当时中国的一半人口或死亡或成为脱离国家户籍编制的流民而无法统计。江南经济本来在西方商品倾销下岌岌可危，经过十几年的战乱，江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几尽毁灭殆尽。

清朝末年的捻军起义,就是典型的"光棍叛乱"。捻军起事之初，成员多是无业游民、旷工、渔夫、农民、乞丐等，是一帮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这帮光棍汉们平时聚众聒噪、打家劫舍、为害乡里，最后发展成为涉及十几省的农民运动，面对清政府的 围剿，捻军居无定所，来去自由，战斗力和清军相比毫不含糊，在晚清大地上来回涤荡。

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给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又踏上了两只脚。

在古代，参加科举考试是读书人跻身社会上层的重要手段

三、人口增长对政治制度的冲击

1、文化人生产过剩，造成大量知识分子走投无路。

随着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晚清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大。而政府公职人员的编制和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却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名额有所增加，但相比所增长的人口数量而言，进士的名额实际上是大大下降了的。科举考试的竞争十分惨烈，即便是考一个秀才的功名，也难于上青天。

帝制时代的农家子弟想博取功名，往往是全家甚至是整个家族的投资事业，全家把微薄的家产都投在一个聪明的男孩身上，一旦榜上有名，连科极第，则全家彻底翻身。相反，如果在科场一再失意，则其所受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

洪秀全屡屡在科场上铩羽而归，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科场的失败，令他走上了造反的道路，以至于烈火越烧越旺，把满清搞得焦头烂额，在衰亡的道路上加速下坠。

康有为的科举之路同样是历经坎坷。与洪秀全不同的是，康有为出身于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叔叔都是大清的高级官员，康有为本人聪明好学，有神童的美誉。就连康有为这样的人，屡屡在秀才的门槛上被绊倒，连续考了三次才在16岁那年中了秀才。接下来的举人功名，康有为为之奋斗了20年，期间所经历的辛酸和悲苦，非亲身经历所不能体会的。康有为比洪秀全要幸运的多，历尽千辛万苦最后考中了进士，才有了日后的维新变法 ，救亡图存。

竞争惨烈的科举考试给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考场上的失败，令很多知识分子性格扭曲、嫉恶如仇。精英分子的人格分裂，同样是巨大的社会隐患。

2、对官僚体制的腐蚀

如果说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农民生活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许多屡试不中的知识分子为了跻身体制内，必然要另寻出路，纷纷以幕宾、胥吏的身份进入官场。就州县而言，胥吏是必不可少的，但胥吏之害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痼疾。原因就在于州县政府事务繁多，而各种事权又集于州县官一人，不得不借助于一批胥吏去完成各种繁琐事务。他们没有官职和固定的薪水，只能在公务活动中靠吃拿卡要维持生计。

曾经有一位按察使抱怨说：近来书吏超过定员不知有多少倍。原来一个书吏就够了，现在有几个文案，原来有一个差役，现在有十多个帮手。

而这些冗员都要靠官员自己的钱来养活，但归根结蒂是从纳税人身上用敲诈勒索的办法搜括而来的。

在晚清，官员升迁的正常机制严重滞后于人口增长速度，读书人往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跻身官场。而当权者借此因人设事，广泛培植自己的党羽。

曾国藩，晚清名臣，在围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作战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学界和官场上，这种结党营私的现象非常普遍。看看曾国藩的圈子就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在晚清呼风唤雨挥洒自如了,曾国荃、李鸿章、胡林翼……都不是善茬。而乡试和会试中的主考官也不遑多让，他们利用自己主考官的特殊身份来笼络士人，座主门生，沆瀣一气。 他们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大清官场的通病，一纸便条、一句话、一次访晤，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天大的事情摆平。社会风气自上而下每况愈下，出现了"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怪相。其恶果就是：

后记：

一个王朝的兴衰，本来就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人口爆炸性增长对政治、经济、教育考试、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面对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满清统治者没有做出相应的举措，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大清的衰亡始于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体制下，饥肠辘辘的农民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时，就会铤而走险。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九足之虫大清终于轰然倒下，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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