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進入到21世紀，全球進入到“地球村”時代，我們都是“地球村”的“村民”。這是很多人司空見慣的認知。但是，隨著經濟、科技、文化的深入發展，人類這一“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地球村”似乎正在遭受著一定程度的解構和削弱，這背後更是折射著人類在向新的文明邁進過程中所面臨的威脅和挑戰。
從部落到村落
匈牙利文化專家巴拉茲·貝拉（Béla Balázs）是首位提出“視覺文化”的學者。在他看來，自從印刷術從人類傳播史上湧現以來，人類已經很久沒有藉助視覺美學來觀察和思考世界。電影、電視等媒介的出現，讓這種人類“早已退化”的視覺文化開始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但是電影和電視如何展現了人類的視覺文化，巴拉茲·貝拉並沒有用太多筆墨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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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巴拉茲·貝拉理論的影響下，加拿大傳播思想家麥克盧漢於1967年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傳播學史上一個著名的觀點：“地球村”。
二戰之後，人類媒介技術伴隨著軍事、經濟、科技的發展得以一日千里的飛躍。麥克盧漢認為，廣播、電視、電話、電影等媒介形態的出現，是對人類各種感覺器官如聽覺、視覺、觸感神經的“延伸”。廣播是人類聽覺的延伸，電視主要是視覺的延伸，電影則完美地延伸了人類的眼睛和耳朵。一個新鮮的觀點“媒介即人的延伸”，就特立獨行地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
在這種傳播生態下，人類開始迴歸了原始社會中部落和村落的狀態。部落讓眾人找到原始狀態下視覺的體驗，這是一種“點對點”的人際傳播。相形而言，“一點對多點”的大眾傳播則讓相隔千萬裡的人們依然可以找到原始部落的“錯覺”。
麥克盧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逼真的技術解放了人們從文字媒介解讀到的認知，也同時還原了文字以外生動鮮活的視聽體驗。從此，異質的、散落的部落升級為統一的、集中的村落。受大眾傳媒影響的全球受眾，像似原始村落裡的村民一樣，足不出戶便可得知發生在世界上每個角落的資訊。“地球村”的說法便由此誕生。之後，“地球村”脫離了傳播學領域，擴展為全球經濟、國際政治等學科的研究，並被冠以“全球化”之先聲。
20世紀60年以來，全球經貿往來越來越頻繁，這也客觀上推動了國際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世界形成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的“地球村”格局。1984年，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其出版的《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衝突》一書中提出，全球在兩極爭霸之後的時代下，應該積極地尋求國際合作，並用足夠完善的國際制度設計來改進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這為新自由主義的“相互依賴”學說衝擊現實主義學派“零和博弈”的“思維定勢”，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知識化的權力
以大眾傳媒為先導，地球的各個角落都理應成為信息自由流通的受益者。但實踐情況並非如想象中那般樂觀。人們逐漸發現，那些科技力量發達、物質條件雄厚、文化感召力強的“信息強勢國家”佔據著國際傳播的“頭把交椅”，它們具備呼風喚雨的神奇魔力。不斷地摧殘甚至瓦解 著“信息弱勢國家”的原始社會形態。這些“信息弱勢國家”不僅無法享受“地球村”的福利，反倒淪為了信息自由流通”的“階下囚”。
在國際傳播的生態中，一些發達國家毫無疑問地居於世界領先和支配的地位，它們既向其他國家輸出商品、資金、技術等，與此同時也對許多國家的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施加極大的影響。聯合國一項調查表明：全球每週有將近25萬小時的電視節目播出時數，而美國就佔9萬多小時，為最大的電視節目出口國。
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同樣的發達國家，他們在國際傳播中也存在較為巨大的懸殊，據統計，各國進口的電視節目中75%來自美國，美國影視產品在英國佔91%，在荷蘭、瑞典和德國佔70%，在希臘、丹麥、西班牙佔65%，在比利時、意大利、挪威和法國佔60%，而西歐出口到美國的影視產品僅佔其本國產品的50%。美國在信息傳播中的“一家獨大”，讓歐洲各國產生了某種警覺，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國門向美國關閉。
法國便是歐洲諸國中對國際媒介傳播保有足夠警覺的國家。1994年8月，法國議會通過了文化部長杜邦所倡議的《關於法語使用的法案》（史稱“杜邦法案”）。法案禁止在公告、廣告、廣播電臺、電視臺播送節目中使用外語，特指的外語節目除外。法案還規定了法國境內發表的出版物（包括英語出版物）必須有法語概要，法國人在法國境內參加的研討會上必須使用法語作為大會發言語言等。
西方媒體圖標
以此法案為標誌，“地球村”不再因強悍的媒介力量而成為凝聚全球民眾關注焦點的場域。麥克盧漢有關“地球村”的學說過於一廂情願地將媒介的力量誇大，而忽略了國際社會中不同時期權力轉換所帶給人類的不同抉擇。人類的權力結構按照歷史的沿革可以分為三類：暴力、財富和知識。前幾個世紀的權力是一國通過暴力和武力形成影響力，這種方式的劣勢是風險大、不確定大，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工業時代之後，發達國家開始藉助商品和資金等財富手段來行使自己的權力，操縱、控制他國的命脈。
但這兩種權力的轉移都不是“高質量的”。真正高質量的權力是來源於知識，這裡的知識也包括廣義上的信息。在信息社會中，信息和知識完全可以轉化為某種“武力”和財富，從而增強一個國家對他國的控制力和支配力。這就可以解釋美國在軍事、科技、經濟實力之外所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實力，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其學術專著《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1990年出版）中，將其稱為“軟實力”。如果說美國之前的成功是基於暴力和財富的“硬實力”所構築的“軍事帝國”和“商業帝國”，那麼“軟實力”就是20世紀50年代之後美國繼續脫穎而出、晉升為“文化帝國”的重要維度。
解構的力量
隨著信息社會的深入發展，人類社會的權利轉移狀態具有一個“革命性”的特質。國家之間權力的轉移形式和支配形態，由過去的軍事和經濟“高級政治”層面轉移到知識、文化、社會等“低級政治”的層面。當各國都對文化、知識和權力的轉化施以足夠的重視之時，那種“天下大同”的地球村理念就開始受到威脅。極為正常的是，國家基於文化主權、傳播安全等考慮，紛紛各自為政地設以政策的界限。
人們開始意識到“地球村”的侷限性，它或許可以對人類逐漸走到一起的“大同社會”保持樂觀，卻無法全面地解析出各國因不同的權力結構和價值取向所形成的“解構力量”。
逐漸覺醒的“地球村村民”
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時代中具有了的新的涵義——逐漸開放的信息場域讓受眾的素質由被動變為主動，由依附轉為獨立。在互聯網時代之前的大眾傳媒時代，受眾還會經常受到“議程設置”的擺佈和困擾，他們要被動地接受媒介給予他們的信息排列，並在此過程中喪失了獨立的思考能力和思維習慣。
而在互聯網大行其道的現代社會，受眾開始從媒介中解放出來，他們基於各自的興趣愛好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地球村”。正如一些西方傳播學者所形容的那樣：“我們將擁有的不是一個地球村，而是許多不同的地球村。”地球村成為一個被批判、被顛覆，而非被遵守的擬態環境，網民們更是趁著互聯網的東風，將懷疑一切、批判一切、重塑一切的思維一以貫之。
這個過程是科技的進步，同時也是市民社會力量從自在階段轉變到自為階段的象徵。在國際傳播中，這些逐步從“填鴨式”傳播模式中解放的受眾，對一元的、共識的聲音產生重構的立場，並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基於獨特愛好、多元興趣的思維風格和認知體系。這是國際傳播中重大的變革，它意味著抗衡“地球村”中強勢聲音的力量不僅侷限於各國的官方領域，還包含著來自民間的聲音和輿論。
歐洲新冠病毒爆發走勢圖
在新冠病毒（COVID-19）席捲歐洲的時候（如上圖所示），一些歐洲民眾自覺的屏蔽政府官方的指引。他們既不囤貨，也不戴口罩，而是按照自己的“判斷”來選擇“自主的生活”。一些民眾認為，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有正常抵抗能力的人“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一些民眾面對來自全球的官方信息，似乎並沒有受到“驚嚇”，依然選擇讓自己舒適的生活方式，只是在洗手方面稍加註意。一些民眾覺得城市裡面的“虛假謠言”太多，不堪其擾，就決定全家郊外遊，他們或選定海邊度假村，或選擇野營生活，從此開啟與世隔絕的“隱居生活”。人們驚奇地發現，面對一場波及全球的公共衛生事件，各國、各地的民眾開始以碎片化的態勢完成自己各自的生活抉擇，“地球村”裡的村民所持有的態度以及採取的方式竟是大相徑庭。
如此說來，有關“地球村”的建構以及對其的遵從，早已脫離了上世紀麥克盧漢的預測以及基歐漢新自由主義式的“制度撮合”。逐漸具有獨立判斷意識的受眾在以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為標誌的“新信息時代”，開始自覺地解構著傳統“地球村”中的一元聲音，每個國家、地區的“村落”再次被肢解為碎片化、多元化的“陣地”。
最後一道防線
人工智能（AI）等高新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在給人類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驅使“地球村”碎片化的進程。美國高新科技專業人士彼特·麥吉尼斯撰文稱，在機器學習方面，各國國家不同的數據格式和算法體系會造成不同的“認知系統”，從而影響全球在人工智能領域達成一致的共識。另外，即使在一個國家內部，每個正處於探索階段的科技公司在AI技術的具體理念和方法方面，都有多樣化的、碎片化的系統和方案，這讓全球整體的“AI框架”建立充滿很多不確定性。科技的不確定性，反過來影響著不同國家、不同地區認知的不間斷性和易脆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地球村”建構的雄心。
AI技術大行其道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地球村”裡的村民確實都在使用同一種媒介，全球年輕人對於好萊塢大片、對於蘋果新產品、對於電視真人秀的好奇和興趣都懷有“天然的一致性”。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似乎離“地球村”越來越近了。但是撇開“高度一致”的媒介生態圈，國際社會還有更多不確定的、呈離散化的“衝突”。
西方學者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聞名於世的論著《文明衝突論》中認為，21世紀國際政治的核心政治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間而非國家之間。當不同文明或文化形成了一對對“衝突CP”的時候，地球村的幻夢就會有朝一日退化為人類的噩夢。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亨廷頓對於人類在新世紀所遭遇的新衝突的預測——比如2001年的“9·11事件”——是正確的，因為它最為直觀地反映出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之間的“對撞”。
亨廷頓所著的《文明衝突論》
基於語言、信仰、民族精神的文明和文化，是最有生命力、最具持久性的。縱然歐盟一貫被視為最具有“超國家”特質的機構，英國還是特立獨行地脫離了“地球村”，尋求各自的發展路徑。英國脫歐的背後，固然有很多緣由，“大英帝國”所獨有的“島國文化”因素卻是其中最意味深長的。文化血脈和身份認同像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面對款款而來的“地球村”的“最後一道防線”，它在某種程度上與政策導向、經濟需求、社會和睦都不甚關聯，它自身似乎固有“抵抗”全球化格局的免疫力。
“大英帝國”所獨有的“島國文化”是英國脫歐的重要緣由
即使在全球再處於“彼此相依”的一體化格局，每個處於不同“文化舒適圈”的國家和地區，仍然會倔強地堅守專屬於一個國家和民族揮之不去的文化自覺和身份認同，這直觀地表現為受眾對媒體選擇的偏好上。亞洲媒體一次調查表明：在衛星電視播出較多的香港地區，收視率居於前20位的電視節目全部都是由本港製作的。同樣地，在印尼、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韓國，收視率在前20位的節目有90%是本國製作的。在歐洲，多數文化是從歐洲文化密切相連的文化中輸入的，媒介極少參與少數真正不同文化的傳播。
媒介力量可以決定國際社會從相互封閉走向相互開放，但是忽略國際傳播中政治格局、受眾自覺以及身份認同的“地球村”最終只能走向它的反面：由一元到多元、從系統性到碎片化、從相互融合到彼此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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