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五唯”、破除論文“SCI至上”、研究生擴招……疫情之下的2020年春天，一系列“組合拳”影響著研究生評價機制。在即將迎來畢業季的當下，高校必須回答好幾個問題——是否所有高校都應取消研究生在讀期間發論文的要求？取消發論文的要求後，研究生評價應該重視什麼？所謂的“創新成果”應當如何定義？由誰來評價成果的創新性？
■本報記者 溫才妃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開學季”的高校按下了暫停鍵。面臨畢業，蘇州大學材料與化學化工學部2016級博士生張國玉有些著急：“自己的畢業答辯怎麼辦？”“後續的博士後之路會不會因此耽擱？”
張國玉不是孤單的。和他一同犯愁的，還有一個更廣大的研究生群體。“疫情攪得實驗計劃都亂了，所有事都至少延後半年。”“博士生還要補數據，不然沒法畢業，時間上耗不起。”……近日，在科學網的一個熱帖中，網友們紛紛吐槽“傷不起”。
實驗的產出是論文。然而，論文這道硬槓槓，卻在不久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教育部聯手科技部發布《關於規範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提出“不宜以發表SCI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等指標，作為學生畢業和學位授予的限制性條件”。
與之呼應的是，近日清華大學召開完善學術評價制度工作協調推進會，推進去年7月審議通過的《清華大學研究生申請學位創新成果標準規定》，明確將學位論文及攻讀學位期間的創新成果作為學位審議的主要依據，不數論文。
這也為畢業季必須回答的這一問題——破“五唯”之後，該如何考核研究生的學術水平——拉開了討論的序幕。
被疫情集體推遲的學術工作
相比很多畢業生，張國玉又是幸運的。
就在2月底，他意外收到學校的好消息，允許視頻答辯。由於前期已準備就緒， 2月25日，張國玉率先進行了2.5小時的線上答辯，在線旁聽這場答辯的有70餘名師生。
而另一頭，張國玉的導師、蘇州大學材料與化學化工學部教授鄒建平表示：“全程都很緊張。”因為“5位評委，如有一人中途出現設備故障，沒有錄像的畫面，答辯就是不合規的，須重新舉行”。好在，答辯最後順利完成了。
就在張國玉答辯的同時，不少研究生的畢業論文還耽擱在“路上”，如外審專家只接收紙質版、不接收電子版，論文的數據出問題須重新回到實驗室核查，所在專業沒有條件開展視頻答辯等。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使得畢業標準有絲毫的妥協。
調整的是考核方式和資助政策。最近一段時間，清華大學、中南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紛紛調整畢業考核方式，開啟線上論文答辯模式。為減輕延期畢業的壓力，不少高校還出臺了優秀博士生延期資助等通知，並規定未就業學生戶口、檔案可在學校保留2年。
畢業生之外，在讀碩士生、博士生的日常學術工作也受到疫情的衝擊。
最讓鄒建平掛心的是碩士一年級學生。“他們剛上完一年的課，看文獻、思考問題的能力尚且不足”。他交代碩士一年級學生，“凡是家裡有網絡的，把網絡充分利用起來，有問題隨時與我溝通；凡是家裡沒有網絡的，可以自行安排或者好好休息，等返校後再利用暑假時間‘補課’。”
對於碩士二年級、三年級學生的擔憂，又是另一番光景。“他們忙於做實驗，沒時間進行系統全面的思考。正好可以利用這段空檔時間，查找文獻、思考問題。如果主動性不足，這段‘難得’的時間就會被白白浪費掉。”鄒建平說。
在讀博士生的問題有點複雜，但鄒建平認為，“要比碩士生的影響小一些”。博士生有查找文獻、思考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發論文與畢業掛鉤，有著內生的主動性，所以這一階段的博士生普遍是“比較慌的”。
有的博士生為進不去數據庫、無法回校做實驗著急，鄒建平建議，博士生調整一下思路，“原先是先做好實驗再整理文章，眼下可以先做部分整理，待返校後再開展實驗”，力爭把對後續論文寫作的影響降到最低。
發表論文與畢業脫鉤是否成“統一動作”
以“論文”為圓心，畫一個圓，圈住的是數以萬計的中國高校師生。
自上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率先將SCI引入評價體系以來，國內學界主流觀點認為，SCI是客觀量化學術水平的重要標準。這一觀念影響深遠。
從破“五唯”到破除“SCI至上”，現行的評價機制就像一輛急行的大卡車突然剎車，剎而不停，慣性猶在。高校層面的“指揮棒”尚未變，導師也不敢輕易放鬆對研究生的論文要求。
實際上，自去年清華公佈學位審議“不數論文”以來，一些國內高校也開始研究在讀期間發表的學術論文與畢業脫鉤的實施辦法，社會學科教師李華所在的北京某高校便是其中之一。
“我們商量了一輪又一輪，學校的底線是‘論文發表必須與博士學位脫鉤’。然而，教師覺得實在難以操作，因為學術論文的發表相對公平地反映了博士生真實的學術水平。”李華說，儘管平日裡教授們對追逐SCI、CSSCI的亂象痛恨得“牙癢癢”，但是一時間也找不出更合適的替代品。雙方僵持不下，以至於至今都沒有明確的說法。
畢業不唯論文，能否行得通？記者瞭解到，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早在2007年便取消了博士生在讀期間必須發表論文的規定，取而代之的是，“收緊”開題答辯、中期考核、匿名送審等環節。
據介紹，開題答辯第一次不通過，採取博轉碩，實現真正的分流。中期考核雖有2次機會，但第一次不通過需重新準備3—6個月時間，第二次不通過便作退學處理。匿名送審不僅提高送審精準度，而且匿名程度堪稱驚人，只有研究生部負責送審的教師知道審稿人，導師、學生均無從知曉，且不允許導師打聽，否則扣招生指標。
後來，中科院所轄各院所的研究生教育統歸中國科學院大學（第一年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完成基礎課學習，之後回各所培養）。在尊重各所辦學自主權的情況下，這一規定沿用至今，該所論文數量雖然減少了，但是所發表論文皆是大成果。
然而，在李華看來，並不是所有高校、學科都可以效仿上述做法。“尤其是一些偏軟的學科，不同於數學、物理等硬學科有明確的學術標準，評審中產生的學術分歧更多。”李華也曾作為評委參加博士生答辯，眼見著同一篇博士論文，有的評委認為“非常好”，有的評委卻說“不值一文”。
在李華看來，專利、決策報告容易暗箱操作，只有通過發表高水平的論文，才能在過程中保證研究生培養質量。也因此，他給門下博士生立下了規矩，“報考我的博士生，學習期間必須發CSSCI論文或SSCI論文”。
完全取消在讀期間發表論文這一指標，是否應成為高校的“統一動作”？鄒建平認為，“頂尖大學有不少從零開始做起的研究性工作，對研究生論文數量的要求，會壓制他們做一流工作的勇氣、創造性。而對於非頂尖大學而言，尤其是對主動性、創造性較弱的研究生而言，論文還是保障質量最實在的硬槓槓。”
為“創新成果”剔除水分
不數論文，清華將“創新成果”作為學位審議的主要依據，但創新成果究竟是什麼，尚未公佈細則。
“創新成果”難定義，但教師們對於什麼不是創新成果卻是“心中有數”。
中南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教授喻海良告訴《中國科學報》，研究生們有一個通病——緊著好做、容易發論文的工作先做，而一些不容易、重要的工作卻不做。“假如研究生堅持下去、進行系統性研究，最後可能出一篇很有創新性的大文章。但學生的出發點往往是先把論文發出來，因為論文數量、發表時間與畢業掛鉤，誰都不想延期畢業。”
他希望，今後的學生評價，不能將這類圖快的短文章納入其中，“除了代表性的短文章，更要重點突出研究性長文章”。
綜述也是追求數量之下的重災區。綜述僅看文獻、無需做實驗就可以完成，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通常愛用綜述充數。而且，綜述容易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
“並不是說碩士生、博士生不能寫綜述，而是不允許只發3篇缺乏創新性的綜述，且被SCI檢索，就讓他畢業。”在喻海良看來，所謂的創新成果，並不特指某個載體，其重點應落在“創新”二字。
而在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光禮看來，破“五唯”，意味著除了控制發表SCI論文這條途徑之外，首先要承認“成果的多元化”。譬如，基礎學科的學生應側重考察其知識的創新性，SCI論文可作為標誌性成果進行考核，而對於工科生而言則應注重其技術的創新性，專利可視為“創新成果”。
“只要是標誌性成果（質量、貢獻、影響）都可以作為代表作。”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徐飛在此前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如是說。
他指出，當前的科研領域至少包括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國防軍工科研、成果轉化、決策諮詢等多個大類。從成果呈現形態看，主要有論文、著作、專利、報告等。大體而言，理科主要看論文，文科主要看著作、論文，工科主要看專利以及對產業界的實際效果。
但在操作層面上，眼下可能會遇到現實難題。以專利為例，我國高校專利注水現象嚴重，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不久前發文整治亂象，鼓勵發明人承擔專利費用，停止資助、授權獎勵，加大對轉化的事後獎勵。
“這也就意味著，未來的專利申請、認定，不再像從前那樣隨意。而且，發明專利的申請週期較長，通常要兩三年，還存在一定的失敗率。所以，絕大多數工科生，還是更傾向於發表論文。”鄒建平說。
應把學位論文創新性提上日程
“破‘五唯’、取消在讀期間必須發表論文這一指標後，一項要緊事就是把學位論文的創新性提上日程。”周光禮認為，這有利於研究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學位論文本身，通過學位論文的創新性來評價學生的創新性。
有一年，他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招聘人才。一場座談會上，來了30多名在該校畢業的博士，大多是國內的留學生。“他們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國內畢業的論文要求太高了，我們都不符合。”這句話讓周光禮記憶猶新。
“他們的意思是，國內讀博期間要發多篇論文，而在國外讀博只要把學位論文做好，就能畢業。由於在讀期間沒有發表過論文，回國內高校應聘缺少競爭力，這群博士索性就留在了國外。”周光禮解釋道。
事實上，北美一些頂尖大學並不要求博士畢業一定要發表論文，但卻對學位論文有著極高的要求。而我國則恰好相反。“博士的學位論文比較水，學位論文甚至還沒有在讀期間發表的論文水平高。”周光禮說。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博士生論文答辯時，最害怕的是被答辯評委“不合時宜”地問道——這篇論文的創新性在哪裡？這一問題能把絕大多數博士生問倒，“要麼創新性不足，要麼認為創新性特別多”。
曾有學生寫了篇30萬字的畢業論文，導師認為創新性不足，建議他把論文壓縮到15萬字。導師後來又找了一名國外學者點撥他。國外學者看了論文之後，和這位導師提了相同的問題——你的創新點在哪裡？學生說，我有10大創新。一篇博士論文有10大創新，可把國外學者“嚇壞”了。最後這位導師只能幽默地答道，如果我不讓他把30萬字壓縮到15萬字，他將會有20大創新。
對於重視學位論文的創新性，喻海良也表示贊同。“評審時，要把實質性的創新點寫明白，而不是說自己做了哪些工作。真正的突破性創新，其實有一點就足以讓博士生畢業，不需要文件性地規定三四條。”
同行評價須重視細節
創新成果究竟誰說了算？其實，很多人心中已有答案——同行評審。
然而，就過往的經歷來看，即便是同行評審，也存在大量放水的現象。導師之間相互打招呼，學生論文多交於關係網中的熟人評審，所謂同行評審形同“走過場”。
“重視學位論文的創新性，同行評審須在細節上做到位。”周光禮說。
評審專家為什麼放水，有時候與各高校下發的評審標準太過籠統有關。周光禮也曾參加論文評審，拿到手的評審標準一般是一張表格上羅列5條，第一問這篇論文有沒有研究價值，第二問作者閱讀的文獻充不充分，第三問文章是否有學術性……“評審標準本身缺乏區分度，導致評審出來的結果也缺少區分度。”
即便嚴格執行匿名評審，也有新的問題。喻海良指出，如今的匿名評審多是這樣操作——把論文發到另一所大學研究生辦公室，委託對方進行匿名評審。“有時候為了維護絕對公平，一旦匿名評審，論文反而到了非同行手中。”
對此，他建議，成立全國層面的專業委員會，把國內外與該專業相關的專家、學者，納入統一的數據庫。評審專家從專業委員會中隨機抽取，從而避免“外行評價內行”的現象。
退一步說，最後並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取消在讀期間發表論文的要求。那麼，假如論文尚在投稿狀態，是否就意味著學生不符合畢業要求？必須等論文發表了，才允許博士畢業？
在喻海良看來，真正的同行評審，應允許把投稿狀態的論文一同交給評審專家。只要是評審專家認為有創新性、質量能過關的論文，就應當視作創新成果，而不一定非得要求見刊發表。“一些論文本可以發在很好的期刊上，但因為這類期刊投稿週期長、退稿率高，學生為了畢業前發表，就隨便找期刊發表。這樣的做法並不利於學科的正常發展。”
預印本，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科研成果講究先發表為王。考慮到期刊的發表週期，一些作者出於同行交流的目的，會在正式出版物發表之前，將成果公佈在預印本上，再陸續尋找合適的期刊發表。
然而，預印本只是公開了成果，尚未進入同行評審環節。
“學生可將預印本寄給評委，進行同行評審。論文若有意義，評委認為值得發表，就可以視作‘等同發表’；論文若水平較差，評委認為缺少發表的價值，該文便不算數。”喻海良建議。
這樣的評審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評委的誠信與學術眼光。如果評委被公關，是否這套機制就失效了？
喻海良認為，實際上並不容易操作。“將來，高校要建立專業誠信庫。評委認定為有發表價值的論文，最後沒有期刊願意刊登，評委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會被列入失信評價庫中。”
同理，專利的授權、轉化週期比論文更長。也有教育人士在網上建言，當下，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科技部鼓勵高校建立專利申請前評估制度。未來，通過高校知識產權管理部門評估的學生專利，是否也可以認定其為創新成果？如最後沒有實現轉化或被同行認定為沒有價值，也應該追究相關的評估責任。類似的新探索，或許是一條更艱難的路。
版權聲明：本文轉載僅僅是出於傳播信息的需要，並不意味著代表本網站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站轉載使用，須保留本網站註明的“來源”，並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轉載或者聯繫轉載稿費等事宜，請與我們接洽。閱讀更多 今日科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