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鹏：开封古都学会
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
韩鹏：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开封华夏文明研究专家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尧、舜、禹帝王都在黄河中游”的学术观点和考古结论，可谓是甚嚣尘上。甚至连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大家也振振有词地予以附和。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不仅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也与黄河下游自古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地理、历史格格不入。
为此，我们以夏代初期历法《夏小正》和开封杞县鹿台岗龙山文化天文台遗址为例，谈一谈关于尧、舜、禹时期帝王都和夏代历法产生于黄河下游、大运河流域，即开封古陈留之地的依据问题。
《夏小正》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传统农事的历书，原为《大戴礼记》中的第47篇。
一、古传《夏小正》历法出自夏代。
传说大禹称夏王之后，曾颁布夏代历法于九州邦国。而古传《夏小正》，也为夏代遗留的物候及农事历法，文极简奥而古老。据源自战国魏国大梁（今开封）所撰《今本竹书记年》记载：夏禹元年“颁夏时于邦国”。“夏时”，就是夏代记载物候及农事的历法。这已成为《夏小正》来源于夏代初期的最早历史依据。清代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大戴礼记》书中《夏小正篇》最古。”
《夏小正》篇原收入于《大戴礼记》，即汉代学者戴德所传之《礼记》。可见，《夏小正》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现知最早的“物候”专篇。“物候”，是指生物长期适应温度条件的周期性变化，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生长发育节律。这种现象称为“物候现象”，主要指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活动规律与非生物的变化对节候的反应。
古代杞国位置
二、春秋孔子得《夏小正》于夏人古杞国。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学者多传《夏小正》”的原因，在于孔子周游中原列国的故杞国（今开封杞县）时，采集到了“夏时”之书。故西汉戴德《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解:“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小正》”，即《夏小正》。据此可知，戴氏所传之《夏小正》，原应来自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所传。而孔子所传的《夏小正》，则是得之于春秋初期夏人后裔杞国（今开封杞县）所存故夏朝的遗典。
三、《夏小正》的天象与夏代初期相同。
唐代天文学家一行以节气推天象，以太阳冬至所在定年代的方法，测定开封古浚仪岳台为“天地之中”和中国、世界最早的“子午线”延伸地。他也对《夏小正》做了详细推论，认为《夏小正》虽颇疏简失传，但乃为“羲”、“和”遗迹。“羲”、“和”本是尧、舜、禹时期制定历法的天官羲和氏。
据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虞夏书(尧典)》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梨想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尧)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说明唐代天文学家一行认为，《夏小正》是尧、舜、禹时期羲和氏制定的历法。
这一观点得到了后世中外学者的认可。如近代日本天文学史家能田忠亮在《夏小正星象论》中研究指出，《夏小正》星象记录的是公元前2000年(为夏朝初期)的实际天象。
再如罗树元、黄道芳在1985年第四期《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论夏小正的天象和年代》一文中指出：“我们根据新的岁差关系和对史典记载的考察，推演出一幅公元前2000左右的星位图，古谚：历元起于冬至，天象定于斗建。这是在我国夏代曾确实存在过的天象，就是我国传统历法——夏历——制历的天文依据。”可见，《夏小正》无疑是夏代的历史文献,而且是现知唯一的一部夏代历史文献。
四、《夏小正》出自黄河下游流域。
《夏小正》中有“剥鼍”的记载。鼍，即扬子鳄一类水中动物。何新在《考释》一书中认为：“历来传说《夏小正》乃夏代之历法,篇中有“剥鼍”,鼍(扬子鳄类)生活于黄河中下游，年代应在西周之前。西周后期，中原干旱，气候变寒，鳄类亦南迁江淮，不复见于黄河流域”。而夏人后裔居住的杞国（今开封杞县），正在黄河下游的大运河和淮河流域，与何新关于“黄河中下游”、“中原”、“淮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相符；也与《山海经·大荒南经》关于“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的山海结合部，即九州的东方之州、东南之州（国）相一致。
天文史家陈久金甚以为然。他评论指出:“何新教授从羿射十日的故事，联系到天干十日，便立即认识到古人发明十日并不是为了纪日，而是用于纪月的。即天干十日是太阳月名，一岁分为甲月、乙月、丙月、癸月等十个不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便形成了不同季节不同的温度。这是一种杰出的认识”。说明羲和氏“十日族”的十个太阳，本指一年十个月中不同时间段自东方升起的十个太阳。
《夏小正》还有九月“植麦”、十月“祭兽”等记载，说明早在夏代时期黄河下游的中原，已有了种植麦子的历史，充分展现了夏初农业生产活动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农业的繁荣、社会的发展。
五、传承《夏小正》者为黄河下游人士。
国内学者认为，《夏小正》经传中的语气，与《公羊传》、《谷梁传》相似。《公羊传》作者是战国齐人公羊高，齐人居住在黄河下游。公羊高的老师，为居住黄河下游卫国的子夏，后子夏居魏国。子夏的老师，为在杞国采集《夏小正》的孔子。《谷梁传》作者是战国鲁人谷梁子，也称谷梁赤，也是卫国子夏的子弟。故一说公羊高与谷梁子本是一人。
古人也曾认为《夏小正》为汉代儒者戴德所传，而戴氏礼学受之于汉武帝时期的后苍，或为后苍所传。后苍为西汉经学家，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县)人，也为黄河下游人。而戴德为汉代礼学家，是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戴公的二十二世孙，睢阳(今河南商丘)人，不仅是黄河下游人，也是大禹开创鸿沟，即夏代大运河流域人。上述学者出生、居住与《夏小正》记载的历法产生地，均在黄河下游的淮河流域、鸿沟大运河之滨。
六、最早研究《夏小正》者多居住黄河下游。
《夏小正》经文多存古事古语。东汉陈留郡圉县（今开封杞县）人蔡邕《明堂月令》记载:“《戴礼·夏小正传》曰:阴阳生物之后，王事次之，则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之所作也。”战国卫国滑台人吕不韦《吕氏春秋》中收入《月令》称“十二纪”。汉初淮南王刘安拟之而作《淮南王书》之“时则训”。此体裁皆效仿古周书之“时训”，即“月令”。而《夏小正》正是夏朝“月令”之书，体现着古周书“月令”对《夏小正》“月令”的历史文化传承。其作者均为黄河下游的名士。
七、上古时期《夏小正》历法的传承。
上古历法最早起源于伏羲“太极八卦”和“黄帝历”文化。“黄帝”本为太阳神帝之名，后乃转变为人王之名。战国史官《世本》记载:“容成作调历,澍按容成因五量,治五气,起消息,察发敛,作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而时节定。”相传“容成”为黄帝大臣，发明历法。说明黄帝时期“治五气”、“作调历”、“时节定”，最早建立了五行十月的太阳历法。
其次是颛顼历。颛顼(玄英)是司夜(“昼夜”)，所谓司阴者。故颛顼历似即是太阴历，以观测月亮为中心坐标。二十八宿体系亦源于太阴历，月行周天约二十八日为一周，每日所行一辰，即一宿、或一舍。
而到帝尧时代，则制定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坐标的混合星象历法。这种历法沿用到夏代，即《夏小正》所记述的“古夏历”(不同于战国后之“新夏历”)。殷商所行是以祭祀为中心每年两季的太阳历法。周代至春秋战国，或是历法的综合期，形成了阴阳合用的新夏历体系。而从《夏小正》的星象看，它是一个以综合观测采用多种星位坐标，观象制历的体系。
八、《夏小正》十月历的历史演变。
在夏代初期《夏小正》历法中，一年最早只有十个月。在后来的历法变更中，逐渐演变一年为十二个月的版本。天文史家陈久金对《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研究后，指出:“《夏小正》星象本原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今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由于长期流传过程中后人添加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中原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古老的比较珍贵的天文历法知识”。这一观点在经历了许多争议之后，已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从《夏小正》文字本身来看，许多星象和物候用十月太阳历来解释，显得更合理。而且《夏小正》与南方彝族遗存的“十月太阳历”具有历史渊源关系。“西南云贵地区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为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一年分五个季节，一个季节七十二天。一年多余的五至六天(闰年)，集中放置在年底，不属于任何一个月。“彝族十月太阳历”，反映了中原夏人及历法文化逐渐南迁、南传的历史过程。
九、夏人古杞国有夏禹时期天文台遗址。
鹿台岗天文台遗址位于开封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村，文化层厚约2-8米,自下而上依次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先商文化、岳石文化、早商文化等文化层。鹿台岗龙山文化层出土了正方形里有一个内接圆的房屋基址，是一处内墙呈圆形、外墙呈方形的特殊建筑。从内圆形和外方形的房址形制看，就是立杆测影的地平式日晷盘。再从实际尺寸计算，可以判断出外方内圆的建筑应是象征天地，圆室内巨大十字则是象征太阳。
这是古人用于立杆测影的天文台基址，而天文台建立的时间为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大约4600-4000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这一时期，正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确定夏代始于公元前2070年的历史相吻合，也在夏人后裔分封的杞国之地，又与羲和氏制定历法的“空桑”同地。对此，晋代郭璞所注《山海经》引三易之一《归藏·启筮》记载：“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这一文献资料表明，早在帝尧命羲和氏四子敬授民时期间，该家族已经在“空桑”之地负责天文观察和制定历法了。
对于羲和氏在“空桑”敬授民时的地理位置，古人也有明确记载。如宋代罗泌《路史》记载：“（空桑）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则陈留矣。”又引“《地记》言：‘空桑，南杞而北陈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这里的“陈留”、“空桑”，就是夏人后裔受封的古杞国之地，汉代为陈留郡雍丘，今为杞县葛岗镇“空桑村”，是商圣伊尹的出生的。说明《夏小正》出自夏代大禹王都、即开封阳城（今开封禹王台）、空桑之地，具有同时期羲和氏的天文台可以印证。而羲和氏作为尧、舜、禹时期制定历法、敬授民时的天官，必定与尧、舜、禹帝王都同地。
由此，颠覆了尧、舜、禹帝王都在黄河中游的错误历史观。
杞县鹿台岗遗址
十、孔子《夏小正》征采于杞县鹿台岗一带。
杞县裴村店乡鹿台岗天文台遗址，位于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时，自卫国、宋国到陈国、蔡国往返的必经之地。鹿台岗南部数百米处为大禹开发的汴渠古运河，今为惠济河；南部直线约14公里处为孔子路过的睢县古匡城。史料记载，孔子带领诸多弟子周游列国时曾途经匡城。《论语·先进》篇、《论语·子罕》篇都有关于“子畏于匡”的记载。也是战国思想家庄周《庄子·秋水》中记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的地方。说明孔子到过睢县与杞县交界的匡城之地。
不仅如此，杞县鹿岗台天文台遗址西南部直线约2.5公里的裴村店乡所在地，也是春秋时期因孔子周游时所得名之地。据杞县和裴村店乡传说：春秋时期，孔子率弟子到夏人古杞国征集夏文化，当路过今杞县东部一个村子时，饥饿难耐。无奈之下，一名弟子在村子附近逮了只鸡，煮熟让孔子吃。当孔子知道情况后，把该弟子训斥一顿，并亲自到村里赔礼道歉。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孔子，就把此村子称作“赔情店”，后演变为“裴村店”。对此，杞县地方史料也有传承。
以上两件事，印证了春秋时期孔子确曾有到夏人封地杞国征集“夏时”的历史。正与距今约4000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羲和氏制定历法的鹿台岗天文台遗址、夏代初期禹王颁布《夏小正》历法的“陈留”、“空桑”之地的历史相一致。
古代天文台管理和历法制定，历来是帝王顺天授时权利的象征。因此，上古时期的帝王都历来与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天文台、“地之中”同地。据西周姬旦《周礼·大司徒》记载：“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日至之影，尺有五寸”之地，便是上古时期的天文台之地，也是上古时期帝王“建王都”的“地中”之地。
东汉张衡在《东京赋》中也记载：“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奥，靡地不营。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这再次印证了“土圭测景，不缩不盈”的天文台之地，正是上古时期帝王“建王都”之地的华夏文明传承。而杞县鹿岗台天文台遗址，正是对开封古陈留为尧、舜、禹时期鸣条、空桑、阳城等居住地、帝王都和历法制定地的不二认证。
可惜，这些人文遗存、史典资料与战国史官《世本·居篇》、西汉戴圣《礼记》、西晋瓒会注《汉书·地理志》、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州郡部一》、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关于“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的观点，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同时应该看到，杞县鹿台岗龙山文化天文台遗址、春秋时期孔子在杞县征集的《夏小正》历法，均出自夏人后裔古杞国，印证了尧、舜、禹三代居住地、帝王都均在黄河下游的大运河、黄河流域，而不在黄河中游流域的历史事实。尧、舜、禹三代帝王都，在黄河中游的史论和考古观点可以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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