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调查系列报告之三:
过去一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新增确诊人数持续走低，全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出现零确诊，全面恢复经济活动成为当下的重中之重。当前全国各行各业从业者复工的程度存在差异且随时间发生着变化。
根据课题组计算，截至3月1日全国复工率（按个体从业者工作量计算）为56%，其中农民工群体的复工率为49%，城镇劳动力的复工率为60%；仅1/3的“住宿和餐饮业”和50%左右的“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教育”行业从业人员实现了复工，而“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类的从业人员复工率达到80%。 [1]
3月1日以后全国的复工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民工是否加快了返城的步伐？城镇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复工差距是否在缩小？不同行业之间的复工进度差距是否出现趋同趋势？在本报告中，课题组将利用微观从业人员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一、全国复工动态趋势
为了动态分析全国复工情况的变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分别于2020年3月1日、3月9日至10日在“腾讯企鹅调研”平台随机抽取从业人员样本（有效样本分别为3534和2158），收集与复工有关的信息。由于这两轮调查的从业人员样本来自同一网络调查平台，样本筛选条件一致，数据具有可比性。此外，为了确保两次网络调查的全国代表性，课题组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9》公布的全国2018年底分地区分行业从业人员分布情况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 。[2]
为了准确计算复工率的变化，课题组采用计量经济学回归方法，在给定两次网络调查样本的人口特征、就业特征及地区分布[3]的前提下，识别时间因素对复工的影响。如前期报告所示，复工情况可以通过是否返工和工作量恢复情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由于在疫情防控期，存在工作量恢复不足的问题，单纯看返工比率将高估全国复工情况，因此我们按个体从业者的返工率和实际工作量计算全国层面的复工率。基于两期调查数据的对比研究发现，全国复工率从3月1日的56%增加至3月10日的74.8%。[4]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8.8个百分点的复工率增长主要是由已返工从业人员工作量提升所致，而非受返工率增加影响。换而言之，尚未返工的劳动力群体的复工情况仍不容乐观。
回归分析结果还显示不同类型的从业人员复工情况存在明显的差距。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工作量恢复比国有、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低16个百分点。表明中小民营企业受此次疫情的冲击最大。分行业看，“住宿和餐饮业” 、“教育”、“建筑业”、“文化、体育和娱乐”、“批发、零售”的复工进度最慢，工作量恢复水平分别比 “制造业”（工作量恢复处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低18.9、14、13、10和6个百分点。分省来看，由于疫情的影响，湖北省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其返工和工作量恢复情况均仍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此外，课题组利用跨期比较分析复工进程中的各类从业人员相对位置的变化。分析发现，从3月1日到3月10日，城镇劳动力的返工进度明显加快。相比之下，农民工群体返城复工进度没有明显改善，两者差距显著增加：农民工群体回到用工单位的比例比城镇职工低14个百分点。换言之，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的返工率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从复工工作量来看，农民工群体较城镇职工增加了17个百分点。这说明农民工一旦回到用人单位上工，其工作量立即恢复到全职状态；而城镇职工虽然返工程度高但是其工作量恢复速度则滞后于农民工群体。从分行业变化来看，3月1日到3月10日期间，“建筑业”从业者的返工情况与其他行业的差距拉大，返工增长速度较其他行业落后10个百分点；而“住宿和餐饮业”及“批发和零售业”从业者的复工进度相对明显加快，但主要是由已返工从业人员工作量恢复迅速所致，未返工的从业人员依然复工困难。
二、收入冲击情况
为了分析疫情期间劳动者收入的变化，课题组在两轮调查中询问了从业人员2020年2月的月收入和2019年的平均月收入。回归分析发现，农民工群体受到的收入冲击显著大于城镇劳动力，平均月收入相对城镇职工下降了724元，可以判断疫情期间农民工群体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
在调查中，我们还询问了“在没有复工期间，原工作单位是否一直支付您的薪金？支付了您原薪金的百分之多少？”。对该问题的分析显示，“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和“建筑业”从业者在未复工期间收到雇主支付的薪资不到原薪资的50%。从所有制看，“个体工商户”在未复工期间的收入和正常情况相比是最低的，平均不到正常收入的20%。从户口看，农民工群体在未复工期间的收入平均是正常收入的48%，而城镇户口为65%。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工群体、“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和“建筑业”从业者，以及“个体工商户”来说，如不尽快复工，其遭受到的收入冲击最大。
三、外来务工人员面临返城复工的障碍
研究发现，农民工返工不足，且“建筑业”从业人员复工进度滞后，二者背后共同的原因是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返城复工面临巨大的阻碍。通过比较了外来务工劳动力在2019年底的务工地和2020年3月居住地，可以推算出全国（非本市户口）外来务工人员的返城比例。调查数据显示，截至3月10日尚有22%的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返回其务工经商地。考虑外来务工人员中有61%春节期间返乡，春季后由于疫情的影响36%的返乡外来劳动力无法重返原工作地并滞留在家乡。
分地区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作为外来务工人员最为集中的地区，汇集了全国近30%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担心疫情复发，这四个人口集聚的特大城市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返城的外来务工人员成为防控的重点对象。数据显示，北京、上海相对全国其他省份外来务工人员的返城率低（分别为74%和79%），而广州、深圳的返城率相对较高（分别为87%、81%和88%）。在四个一线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农业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北京的可能性最低，2019年底在京务工的农民工，目前返京比例仅为60%，仍有近40%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城门之外，而其他三个一线城市滞留老家农民工的比例为30%。
由此可见，防控责任之重阻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全国，特别是一线特大城市，的复工不足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集中行业的复工滞后情况。
四、保障就业的政策选择
2020年初，由于疫情突如其来地影响，全国经济停摆，对就业的冲击难以避免。据课题组分析，全国第一季度的失业率将达到10%以上。最大程度的保障就业成为今年民生工作的重点之一。目前，全国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需采取措施促进就业，防止失业率进一步升高。课题组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一要尽快推进复工的进度，特别要关注复工大军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和遭疫情打击最为严重的若干行业；二要在减少企业的税费负担的同时，积极采用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加强工资弹性，弱化对企业用工“最低工资”的限制。
近期，为了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多地地方政府推出了复工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员工返岗复工。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5.3%的从业者明确表示获得了复工补贴，平均补贴金额为1301元；农民工群体中有6.3%获得平均581元的复工补贴；“制造业”从业者中有约9%得到补贴；4.9%的国内私营企业员工获得复工补贴。同时，分析发现是否获得复工补贴和返工率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换言之，在备受瞩目的制造业、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农民工群体当中，获得复工补贴的只是少数派，说明复工补贴作为一种促进复产复工的措施并不具有普遍性，其作用也并不显著。
由此可见，实现全面复工，不打通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仅提供金钱激励作用有限。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应促进外来务工群体尽快返城复工，从而加快“建筑业”等外来务工人员聚集行业的复工进度。网络调查数据显示，为及时复工，失业人员中有一半以上（53%）愿意放弃收入保就业，并表示可放弃三成工资水平。可见，相当一部分的失业群体有强烈的复工意愿，愿意接受相对低的薪酬以尽快恢复工作。
综上所述，从3月1日到3月10日，全国复工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但是从业人员群体内部差距增大，相对于城镇职工，在返工进度上，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明显，复工进度滞后；“建筑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复工的进度缓慢。由于流动受限、无法返工，农民工群体面临严峻的收入冲击，如不尽快进城务工，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存在失业风险，并增加了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当前，在保障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需尽快打开城乡间的流动壁垒，恢复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停摆的经济尽快恢复常态，减轻疫情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冲击。(文章来源：腾讯新闻)
[1]复工率计算结果和前次智库报告中的对应数字有略微差异，主要原因是这里课题组采用了两次样本合并计算的权重。
[2]具体做法已前次智库报告中进行了详述。
[3]回归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人口学特征，农民工/城镇职工、职业、行业等就业特征以及省份变量。
[4]我们的估算仍略低于3月10日中金公司公布的全国复工率77.2%。
作者信息：
张丹丹、谢佩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本文作者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昕教授提供的调查资助和技术支持，以及刘雅玄同学提供的优秀助研工作。
本报告系列：
张丹丹、 孟昕 、谢佩瑜 : 疫情、复工及心理健康
张丹丹、刘雅玄| 疫情与复工：我们关注着什么？（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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