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貢之役又名寧波之亂，是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進貢使團內部為了爭奪朝貢的優先權在寧波大打出手，並引發騷亂的歷史事件。爭貢之役本是一個孤立的歷史事件，但事件的連鎖反應成為日後“嘉靖倭亂”爆發的導火索，而事件過程中的諸多細節所折射出的時代背景，為我們剖析明代中日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提供了線索。

朝貢貿易、倭寇和援朝抗倭是明代中日關係的主要內容

海禁與朝貢

海禁政策和朝貢貿易是明代對外政策的兩大支柱。

明朝立國之初在東南沿海方向面臨兩大困難：一是“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二是張士誠、方國珍餘黨逃往海上為寇，“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同時對內地虎視眈眈，勾結內海外勢力企圖東山再起。為鞏固海疆以維護統治，明太祖制定了嚴厲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貿易，以防止海內外反抗勢力相互勾結，危及新生的明王朝。這一政策被後來的繼任者不斷沿襲，成為明朝對外政策的支柱之一。

朝貢貿易與海禁政策相伴而生。明朝規定海外諸國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向中國派遣一定規模的朝貢使團，進貢之後可在京師或規定的市舶司所在地進行一定的貿易，這種朝貢與貿易相結合的方式後來被稱為朝貢貿易。由於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從事海外貿易，因此朝貢貿易就成了海外諸國與中國開展貿易的唯一合法途徑。

對於日本來說，與中國的朝貢貿易是不可或缺的。萬曆朝鮮戰爭之前日本手工業是相當落後的，一般使用的絲綿、藥物、器用品等均需依靠中國的供給，“有不容一日缺者”。據當時前往日本貿易的蘭溪商人童華說：“大抵日本所須，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綿布，尤為彼國所重。”明太祖時期日本國內正處於南北朝的分裂時期，直到足利義滿完成南北朝合流建立室町幕府統治之後，才於永樂元年（1403）開始首次對明朝的朝貢。此後中日關係又經反覆，直到宣德七年（1433）日本才真正獲賜作為開展朝貢貿易唯一合法通行證的本字勘合100道和日字號勘合底薄1扇。

對中國的貿易求是無限的，但參與朝貢貿易的機會卻是有限的，這導致日本國內各大名、寺院、神社為爭奪朝貢貿易的參與權衝突不斷，甚至不惜訴諸武力。爭貢之役就是大內氏和細川氏為了爭奪朝貢貿易權，因勘合真偽之辯所爆發的武力衝突，使寧波府也受到了牽連。這次騷亂使明廷大為震怒，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廢除了浙江、福建市舶司，僅保留廣東一處，包括日本在內的諸多國家都被禁止入明朝貢。隆慶皇帝繼位後曾解除禁令重開浙江和福建市舶司，但對日本的限制仍沒有解除，中日百年朝貢貿易史就此畫上了休止符。

《倭寇圖卷》中描繪的倭寇暴行

海防與腐敗

爭貢之役中日本大內氏使者宗設在鬥殺細川氏使者鴛岡瑞佐後禍亂寧波府，大肆燒殺搶掠後奪船逃走，擄走指揮袁班、百戶劉思，殺死百戶胡源。僅日本一個朝貢使團，就把浙江市舶司所在地的寧波府攪的天翻地覆，足見當時明朝海防之廢弛。

實際上明朝立國之初對海防是極其重視的，數代皇帝都注重鞏固海防打擊倭寇：在洪武初年，明太祖令浙福造海舟防倭，令信國公湯和視地要害，築城增戍，在登萊、觀海等築城59座，民四丁取一，為戍兵以守之；永樂時，都督劉榮守遼東，在金錢島西北的望海堝大挫倭寇，使橫行幾十年的倭患一時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到了嘉靖年間海防多已廢弛，明朝初年在海島上設立的水寨多已被廢棄，士兵因“憚於過海”只得將營寨遷移到岸上，水寨多被海盜佔據。東南沿海的各個海防衛所軍糧不足，船隻壞損，兵士短缺等現象極其嚴重。據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紈巡視時奏報：漳州衛官軍月糧少派3個月，銅山等所缺支20個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10個月，其餘多寡不等，無一衛所不缺者；至於戰、哨等船，銅山寨20只，見在僅有1只，玄鍾澳20只，見在僅有4只，浯嶼寨40只，見在僅有13只，而見在者又俱稱損壞未修。

比起哨所丟失、物資緊缺、兵源不足，更為嚴重的是士氣問題。軍士的戰鬥力極差，貪生怕死，臨陣逃脫的現象極其嚴重，“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眾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甚至出現聽聞倭寇來犯，守禦軍士“竟然皆卸甲拋戈而走”，大小官員“坐視倭寇縱橫來往於封城之內，殺戮攻劫達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

嘉靖年間海防廢弛，根本因素在於政治腐敗，賦役沉重。嘉靖年間“連歲荒旱，民多艱食”，即使是原本繁華的江南一帶也盡顯蕭條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統治者非但不加以撫卹，反而“加派段疋工料等項銀兩，大約不下二十餘萬計，而戶、工二部又複查催節年之逋負，俱欲取盈於一歲”。胡宗憲對此曾感慨地說：“一邑之中，能有幾何？而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重困之以徵徭，蒐括之以勸借，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沿海生民無以為生，只得下海為盜，而且“一聞倭至，又樂從之”，使原已成患的倭寇更加猖獗。

海防廢弛，倭寇自然猖獗。

《倭寇繪卷》中描繪的倭寇形象

倭寇與戰亂

倭寇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國內無休止的戰亂。

日本南北紛爭時期以來，大名（日本古代封建領主）之間開始了漫長的兼併戰爭，繼鎌倉幕府之後建立起來的室町幕府仍不能控制分裂局面。1467年“應仁之亂”以後，日本進入了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兼併戰爭愈演愈烈，幕府和將軍已然形同虛設。在漫長的兼併戰爭中產生了許多由於戰爭失敗失去軍職而成為“浪人”的武士，這些浪人大多隻知舞刀弄槍，對手工業、農業生產一竅不通，也沒有什麼文化，經商更是不行。如果得不到其他領主的僱傭，這些浪人要麼落草為寇成為“野武士”，要麼流竄海上成為倭寇。長期的戰爭導致土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許多破產農民紛紛棄耕下海，加入到中國沿海的走私與劫掠之中。

日本國內長期的戰亂必然導致中國東南沿海長期的倭患，自元初至明一代前後持續長達300餘年，在明朝初年這些倭寇還與張士誠、孫國珍的殘餘勢力聯合起來，對明王朝的安全構成了巨大的威脅。明代統治者多次嘗試使用外交手段，希望日本統治者能夠約束倭寇。日本的統治者並不贊成倭寇的騷擾行為，但倭寇成分複雜且行動分散，各自造船合夥，並無統領頭目，幕府也不明其寇掠之情。歷史上日本的統治者雖屢次下令禁止倭寇東犯，且將掠奪回返的倭寇擒殺，或追回出洋的倭寇船隻等等，但終究是杯水車薪，隨著日本國內戰亂日益嚴重，日本統治者更沒有能力去約束倭寇。因此嘉靖之前，儘管日明關係多次通過外交途徑而得到和解，但倭寇對我國沿海的掠奪卻是越來越頻繁。

戚繼光抗擊倭寇

歷史的分水嶺

倭寇的產生有其必然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倭寇問題逐漸成為明代中日關係中的主要矛盾，但這種矛盾是結構性的，只要日本國內的戰亂不停止，中日之間圍繞倭寇問題爆發衝突就不可避免。嘉靖年間政治腐敗導致海防武備廢弛，對倭寇更加限制不住，為後來嘉靖倭患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在這樣的背景下，爭貢之役成為了明代中日關係的分水嶺。在此事件之後，明代中日兩國以朝貢貿易為中心的交往史徹終結，失去朝貢資格的眾多勢力紛紛加入到倭寇的行列，倭寇由此上升為日本的國家行為。隨著嘉靖倭患的爆發，中國開始了漫長的抗倭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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