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的一天，恰逢甲子日，在今天河南淇縣附近，爆發了一場戰鬥。這場戰鬥，並無奇謀縱橫，只持續了不到一天。我們不知道的雙方軍隊究竟有多少兵力，我們不知道戰鬥中運用了什麼陣法，我們甚至不知道戰鬥具體的經過和情景。但這並不妨礙這場戰鬥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戰鬥之一，這些撲朔迷離的疑團也吸引了從古至今的人們瞭解、思索、研究這場戰鬥。牧野之戰，一場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小規模”戰鬥，在各種典籍史料中留下了蛛絲馬跡，引發了更多的疑問和爭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雖然疑竇叢生，但我們只能選擇其中的幾個小問題進行講述。
巴蜀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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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牧野之戰是一場“小規模”戰鬥，是與後世戰爭的規模相較而論；但如果回到商周之際，未免不符合當時的實際。商王朝出動了多少軍隊，可靠的史料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所謂70萬刑徒之說，恐怕出於後人的誇大與附會。當時商王朝的軍隊主力都在東方，能夠到牧野抵禦周人進攻的軍隊應當不會非常多。而周武王率領的伐殷之師，則是貨真價實的國際聯軍。除了姬周部族的軍隊，還有長期與姬周部族聯姻的姜姓部族的軍隊，更有在此前已臣服於周的周邊小國的軍隊。
但是，某些史料表明，牧野之戰或許不只是陝西兵打敗了河南兵那麼簡單，這一仗中似乎還出現了“川軍”的身影。《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歷數與他一同征伐殷商的國族，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排在第二的就是“蜀”。我們所熟悉的“蜀”，就是今天的四川。東晉時常璩著《華陽國志》也記載：“周武王伐封，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常璩所說的《尚書》，應當就是指《牧誓》這一篇。
三星堆圓頂金面青銅人像（上圖）及平頂金面青銅人像（下圖）。圓頂人像通高42.5 釐米、寬19.6 釐；平頂人像通高45.8 釐米，寬22.4釐米。這兩種人像上的金面罩均為金皮捶拓而成，眼眉部鏤空，製作精緻。據推測這種金面造像代表當時社會最高層的貴族，他們不僅掌握生殺大權，還壟斷了與神交流的權力
如果說到三千年前的四川，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著名的三星堆文明。當時的“川軍”，自然就是三星堆文明的軍隊。歷史上極為著名的周武王，和考古上極為著名的三星堆文明，竟然有可能在牧野之戰中產生過如此緊密的聯繫，不得不說讓人心生遐想。
但是，遐想不能代替歷史。如果我們仔細地考索，就會發現很多不合理之處。
其一，武王伐紂的時間，“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在公元前1046年，這個時間雖然沒有得到所有學者的一致贊同，但距離歷史真實應當也是非常近的，至多不過一二年的差距。而三星堆文明在商朝末年就已經衰落，至武王伐紂之時已經基本消亡，二者在時間上很難產生關聯。
其二，一直到春秋時期，諸多史料都沒有出現過任何關於蜀地的記載。只有零星關於巴的記載，但這個“巴”也與川渝相去甚遠，應當在今湖北省西部。經過分封制數百年的發展和擴張，到春秋時期，華夏文化圈都基本沒能和蜀地發生聯繫，在商周之際，遠未及全盛的周族怎麼可能已經與蜀地的文明組成聯軍了呢？
其三，蜀地納入華夏文化圈，是在戰國後期秦將司馬錯入蜀以後的事情。在此之前，蜀地與中原雖有種種間接聯繫，但缺乏直接的溝通基本條件。早期的蜀文化，基本是獨立於中原文化而自行發生的一種文明，其文字、語言、習俗、政體均與中原迥異，加之崇山隔絕，基本無法相互聯繫。巴蜀文字至今沒有破解，三星堆文明的那些青銅重器有何文化內涵至今也是紛爭不休，兩種文化間的隔閡與差異可見一斑。所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固然是得到了當時認識中的“天下”的大多數邦國的支持，但當時的“天下”並不包括蜀地。可以說，當時蜀地的三星堆文明根本不在周人認知的“天下”之內，自然也不可能成為周人的盟友。
通過客觀冷靜的思考，只能遺憾地宣佈，周武王聯合三星堆大戰商紂王，只是一個美麗的想象而已。但是，如果三星堆文明沒有和周人聯合，那伐商聯軍中的那個“蜀”又是什麼呢？這要從一件兵器說起。
這是一件年代相當於商代晚期的青銅戈，根據其獨特的等腰三角形造型，將之定名為“三角援戈”。這種戈又被稱為“蜀戈”，因為此類“三角援戈”的分佈具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色——多分佈於蜀地，在中原極為罕見。近年來，學者發現，這種“三角援戈”不僅集中分佈於蜀地，在漢中地區也有相當密集的分佈。如位於漢中的城固地區就發現了數量巨大的“三角援戈”，而且相當於殷墟時期的時段內，此類戈是此地出土青銅戈的絕對主流，應當說是當地人群的“主戰兵器”（印群：《商周之際三角援青銅戈與蜀人隨武王伐紂》，《齊魯學刊》2008年第6期）。
根據三角援青銅戈這一獨特且鮮明的文化因素，學者判斷，早期蜀文化不僅分佈於成都平原，還在陝西漢中地區有所分佈。在上古時期，地名往往伴隨著文化的傳播而擴散，所以經常出現多地同名的情況。“蜀”這個地名，或許就伴隨著早期蜀文化的傳播而由蜀地傳至漢中。《牧誓》中的“蜀”，更可能是指漢中地區早期蜀文化的國族。
漢中與關中，雖然也有秦嶺阻隔，但終究距離很近，且尚有道路相通。即使在三千年前，兩地生活的人群彼此溝通、相互影響應當也是較為便利的。周族在商代末年迅速壯大，將漢中地區的早期蜀文化人群納入自己的影響範圍，並聯合他們一起征伐殷商，這都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這批人群因為在革命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在進入西周以後享受了很優厚的待遇。譬如著名的寶雞竹園國墓地，就出土了很多與蜀文化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器物，顯示可能就是由蜀文化發展而來的一個邦國，或許正是《牧誓》中記載的蜀人的一個分支。
漢中地區的早期蜀文化人群，是由蜀地遷移而來，還是原本就分佈於此處，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不過，即使移民的“川軍”從某種程度上還是“川軍”。或許戶口遷了、籍貫變了，但是文化習俗不是那麼輕易改變的。三千年前的“陝西籍川軍”，作為周武王伐商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滅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為後世留下了一個美好的神話。這就是下一小節要講述的內容了。
青銅三角援戈，商代晚期，出土於陝西城固縣。這種外表呈等腰三角形的援戈，又被稱為“蜀戈”，多分佈於蜀地及漢中等地區，在中原極為罕見。據專家推測，這很可能是《尚書·牧誓》提到過和周武王一起征伐殷商的“蜀”人所用，但這些友軍來自三星堆文明的可能性並不大
前歌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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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紂”一事在後世被賦予濃重的神聖色彩，成為解決天命更易、朝代更迭這一重大歷史難題的滿分標準答案。一場神聖的戰爭，自然會有一些不同於一般戰爭的神奇現象。不少典籍記載都記載了武王伐紂時“前歌後舞”，如屈原的《天問》載：“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歡呼”；《尚書大傳》載：“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躁，師乃慆，前歌後舞”；《白虎通·禮樂》載：“武王起兵，前歌後舞……”綜合這些記載可知，周武王出兵時就伴隨著舞蹈和歌曲；到了牧野，在大戰的前一天晚上，士兵也通宵歌舞以等待拂曉；在大戰衝鋒之時，仍然是歌舞不止，歡呼雀躍。舞蹈和歌曲一般意味著快樂和輕鬆，一場從始至終伴隨著舞蹈和歌曲的戰爭，如果不是印度電影裡的藝術表現，那一定是一場聖潔無比的正義之戰。
青銅牛首車轄，西周早期，陝西寶雞竹園國墓地出土，同時出土的文物中不少與蜀文化有千絲萬縷聯繫，顯示其可能是由蜀文化發展而來
可如果我們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去看歷史，就會發現“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是很不合乎常理的。脫去後人賦予的神聖光環，牧野之戰本質上就是一場兩軍主力的野戰。以“前歌後舞”的姿態進行戰鬥，而且還打贏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對方實在弱得不堪一擊。但周武王大軍面對的商朝軍隊，絕不是烏合之眾。《詩經·大雅·大明》記載：“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連周人在其史詩中都不得不承認，在牧野之戰時，殷商的軍隊，像密林一樣陳列在原野之上，是一支嚴整強大的勁旅。這就否決了這種可能性。
要知道，武王伐紂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革命”這個詞最早的運用，就是用於形容商湯滅夏和武王滅商（“湯武革命”）。毛主席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是萬古不易的真理。即使是三千年前的革命工作，也是要流血犧牲、奮勇戰鬥，革命者也必須謹慎籌謀、小心行事，怎麼會在大戰之際載歌載舞呢？試想，兩軍對陣，一方又唱歌又跳舞，另一方趁此機會衝將過去，豈不是狼入羊群、摧枯拉朽？用“得民心”“士氣高漲”等理由做解釋，恐怕很難說服人。即使再得民心，士氣再高漲，也絕不能在大戰之際做出如此輕浮草率的行為。畢竟是“小邦周”去打“大邑商”，是一場以小搏大、以弱擊強的戰爭，慎之又慎還嫌不夠，把文藝工作做到兩軍陣前也過孟浪了。所以，歷來學者對“前歌後舞”這個記載充滿了懷疑。
而如果我們看另一些史料，會發現牧野之戰的主導者周武王並無載歌載舞的心情，而是極其持重謹慎的。《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在牧野之戰前對部隊的訓話：“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勖哉夫子！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周武王要求他的士兵在戰陣之中，不要錯亂步伐，走幾步、打幾個回合就要與周邊的人對齊，不能亂了行列陣型。如此嚴謹整齊的陣型，連步法、擊打都有嚴格的要求，可見周武王對此戰的謹慎態度。既如此，他又怎麼可能派文工團去兩軍對陣的戰場上又唱又跳呢？
這個問題的解決，要歸功於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汪寧生。汪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發表了一篇很短的文章（《釋“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歷史研究》1981年第4期），只用了大約兩三頁的篇幅就對此疑難問題做出瞭解答。上一節已經提到，周武王的聯軍中有移民至陝西的“川軍”。《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凌”有侵犯、進犯的意思，“歌舞以凌”，說明武王聯軍中的巴人軍隊以歌舞的方式衝鋒陷陣。這種歌舞，是一種鼓譟誇張、類似歌舞的戰鬥方式，而非以藝術和審美為目的的歌舞。到漢高祖劉邦時，巴人仍有此習俗，曾作為漢軍前鋒，“銳氣喜舞”，還得到了舞蹈愛好者劉邦的讚賞。汪先生通過觀察近代西南少數民族的戰爭習俗，得出瞭解釋“武王伐紂，前歌後舞”的思路。
雲南德宏地區的景頗族和四川涼山地區的彝族均有在戰前“歌舞以凌”的習俗。在戰鬥開始前，他們的先鋒一手持刀，一手持色彩顯現、圖案可怖的盾牌，一邊舞刀弄槍，一邊發出吼叫，製造出緊張恐怖的氣氛，然後率領部隊向敵軍戰陣中衝去。這種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激勵士氣、恫嚇敵人的戰前準備，只是動作較為誇張，聲音較為喧囂，所以不熟悉這種習俗和文化的人就會認為這是在戰陣前歌舞。就好像華夏民族在戰鬥之前擂鼓，其作用也是為了振奮士氣、統一步調，但鼓也可以作為樂器。試想，如果一個完全不熟悉華夏民族習俗的人看到了這種戰爭習俗，他很可能會認為我們的祖先在戰鬥之前要演奏一曲鼓點。
“前歌後舞”的疑竇，不能說至此已完全解決，但汪寧生另闢蹊徑做出的解釋，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相當有說服力的一種觀點。湯武革命確實不是請客吃飯，牧野之戰也不是穿插著大型樂舞的印度電影，如果能回到三千年前的那個甲子日，我們看到的應當是相當緊張、恐怖、殘酷的一幕畫面。
《周武王像》軸，南宋，馬麟，絹本設色，縱250.7 釐米，橫111.7 釐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血流漂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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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之戰有多殘酷，或者說牧野之戰有多和諧，這是一個困擾中國人千百年的問題。很長時間裡，因為人們願意相信武王伐紂是一場正義的、神聖的革命，所以牧野之戰也被描述為一場近乎兵不血刃的戰鬥。如《史記·周本紀》載：“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兩軍交戰，根本沒有進行多少纏鬥，殷商軍隊就倒戈了。周武王長驅直入，商紂王眾叛親離。這似乎合乎我們對於一場聖潔之戰的想象。
銅內玉援戈，商代，出土於河南新鄭，長32 釐米，寬6.5釐米，現藏河南新鄭博物館。該戈巧妙地結合了玉石和青銅兩種不同質地的材料，為中國目前存世最早的銅內玉援戈，應為商王兵權象徵而非實戰兵刃。史書多載商紂王眾叛親離，開戰後不久軍隊集體倒戈，但另一些資料卻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可《史記》畢竟是漢代的典籍，對一千年前的牧野之戰的描寫未必精準。在更早的文獻裡，雖然能見到很多關於牧野之戰的描寫，但唯獨對於戰鬥的具體經過缺乏描述。譬如《尚書·牧誓》，只記載了周武王的戰前動員，全篇止於周武王的誓詞；《逸周書·克殷》對戰爭過程的描寫，只有“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這一句話；《詩經·大雅·大明》也只是籠統地記載了雙方軍隊的威武雄壯，對戰鬥過程不置一詞。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史料中，對戰爭的記載，傾向於詳細記述戰爭的原因、戰前的準備，對戰爭過程一般很少花費筆墨。對牧野之戰的記載也不例外。
西周武士復原圖，出自《中國古代軍戎服飾》（劉永華著，清華大學出版社）。圖中武士衣、裳、舄樣式出自《新定三禮圖》，胄樣式參考北京昌平出土實物，甲樣式參考陝西長安普渡村出土實物；兵器樣式參考北京房山出土實物
但發生過的事情一定會在歷史上留下蛛絲馬跡。《孟子·盡心下》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孟子的本意是駁斥《武成》篇的錯失，但卻意外地為後人保留了一句早已散佚的《尚書·武成》篇的佚文“血流漂杵”。《武成》記載的牧野之戰，並非兵不血刃，並非平和優雅，而是經過了極其殘酷的廝殺，最終導致血流遍地，甚至能將木杵漂起來。對應《逸周書·世俘》篇的記載，武王伐紂之戰“執矢惡臣百人”“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俘虜的商朝大臣就有百人，其他俘虜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斬殺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虜和斬殺的人如此之多，與“血流漂杵”的記載正可以相互對應。
可惜《武成》早已散佚，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看到這篇珍貴的歷史文獻。雖然我們看不到，但古人是看到過的。東漢時《武成》尚未散佚，王充就讀過《武成》，並做出了十分精當的評論：“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漂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改朝換代往往伴隨著大規模戰爭，大規模戰爭意味著大規模殺傷，古今一理，應當說武王滅商也是如此，只不過因為後世出於政治目的而不斷神化，才出現了兵不血刃就改朝換代的敘事體系。
可是如果我們再深入思考，就會產生“否定之否定”的想法。首先，《世俘》對俘虜數量和斬殺人數的記載，一定是做了極大的誇張。一戰殺傷數十萬，只有到了戰國中後期秦統一戰爭中才出現。在此前近一千年的牧野之戰時，中國的社會經濟水平和人口數量都遠遠不如戰國時期，戰爭的殺傷規模怎麼可能如此巨大？這完全不符合當時的實際。其次，就算戰爭殺傷巨大，也不會到“血流漂杵”的程度。杵是什麼，歷來有一定的爭議，有人說是盾牌，有人說是舂米器具，但肯定是某種木製品，而且有一定的體量。牧野是一片開闊平坦的原野，要想讓木杵漂起，怎麼也要幾十釐米的水深，成年男子身體裡的血液不過五六千毫升，即使是十萬人的血液，也不過數百立方米，鋪灑在廣袤的平原上，不可能產生幾十釐米深的積血。正如王充所說：“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幹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既然“血流漂杵”如此不合常理，為什麼《武成》會記下“血流漂杵”這樣具體生動的細節呢？
插畫《摘星樓紂王自焚》，現代，戴敦邦，國畫，出自《戴敦邦神緣造像譜》。該畫取材於《封神演義》第九十七回。演義中描寫商紂王眾叛親離，西周軍勢如破竹，逼得他在摘星樓自焚亡國。但據史學家考證，西周軍應是在牧野同殷商軍展開過一場血戰，最終艱難取勝
近來有學者重新考察這一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白立超：《論“血流漂杵”的歷史真相》，《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3月）。
首先，武王伐紂之時，應當有一場持續性的大雨。《國語·周語》載“王以二月癸亥夜陣，未畢而雨”；《呂氏春秋》載“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六韜》載“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其他典籍中也有很多類似的記載。綜合這些史料，我們可以得知，在牧野之戰前後確實應當有一場大雨，甚至戰鬥也是冒雨進行的。其次，牧野此地，在當時臨近黃河，雙方軍隊很可能是臨河佈陣。臨河佈陣的好處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防止對方從側翼偷襲。
在暴雨之中，臨河交戰，血水被雨水衝入河流。因短時間內出現大量殺傷，血液將河水染紅，也是很可能的。混雜著血水的紅色河水上，漂浮著木杵（很可能就是木質盾牌），這一殘酷的場景被記錄下來，因此在《武成》篇中留下了“血流漂杵”的記載。
當然，還要解釋的一個問題是，武王伐紂是在“二月甲子”，正值冬季。如何解釋在冬季出現連綿的暴雨天氣呢？現在中國的中原偏北地區，屬於溫帶季風性氣候，冬季乾冷，很少出現淫雨霏霏的天氣。但在商周之際，這個地區遠比現在溫暖溼潤。根據竺可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研究》，殷墟時代是中國較為溫暖的時期，當時的黃河北岸屬於亞熱帶氣候，全年不結冰，冬天不降雪而是降雨。這種溫暖的時代一直持續到西周初年。那麼，牧野之戰時出現連綿淫雨的天氣，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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