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國的“四大發明”對整個人類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所起到的推動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這也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能夠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一大重要原因。對於這一歷史現象，英國著名近代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先生曾給出了這樣一個較為中肯的闡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古老的國家在技術方面比中國做得更多”。
科學與“神學”的碰撞：傳教士的來華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大約在明朝中期以後我國傳統科學技術的發展似乎已經到了某種極限狀態，在此之後的近百年時間內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具有實質性的進步，甚至連以單方面數量的增加的形勢取得緩慢發展也成為了一種奢望。而處於同一時期的西方，“文藝復興”的焰火正在以燎原之勢席捲著整個歐洲國家，同時得益於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人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學體系的逐步形成，導致部分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在短時間內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到了明末清初時期，中國已被它們遠遠地甩在身後。
儘管如此，但中國燦爛的古老文化、悠久的歷史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精美的手工業產品仍舊強烈吸引著那些遠在海外的探險家和商人們。15世紀末，亞歐新航路的開闢給這些“野心家們”提供了來華的橋樑。當然，這些“野心家”裡邊也摻雜了個別肩負著勸化使命的虔誠的傳教士們。
由於明朝末期禁海政策的實施，使得這些在利瑪竇來華之前的傳教士們均未能成功進入中國內地，只能眼巴巴地停留於葡萄牙所佔據的澳門一帶，而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利瑪竇的來華則徹底打破了這一局面。
身為西洋傳教士的利瑪竇心裡十分清楚，想要在當時中國這一封建專制氣息極其濃厚的環境下開展傳教工作就必須要得到上層統治者的認可，最終，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摸索，利瑪竇結合當時清朝的政治形勢總結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傳教策略，即“學術傳教”。所謂“學術傳教”，筆者在上一篇文章 當中也做出過詳實的解釋。在這裡我再簡單地陳述一下，即以當時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為“引子”去獲取清朝統治階層和士大夫階層的信任，然後在此基礎之上再展開傳教工作。
如前所述，我國科學技術在明代中期以後由於種種原因導致一直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而明朝末期以利瑪竇等人為首的西洋傳教士的來華在帶來“十字架”思想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因此這一時期的中國科學技術領域正被迫沉浸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學體系的刺激之中，一場科學與“神學”之間的碰撞即將拉開帷幕。
“學術傳教”：清朝知識界的“曇花一現”
不可否認，明末清初時期“學術傳教”的策略能夠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中國在某些西方科技方面所產生的急迫需求，如火器製造和天文學等與封建統治機制密切相關的學術領域。
首先，以“火器製造”為例，十七世紀以前明軍內部主要裝備的是“弗朗機火炮”，早期這種火炮還能結合冷兵器應付使用，但自從清軍在山海關外掌握了遼東局勢的主導權後，明軍的弗朗機火炮就顯得力不從心了，而袁崇煥從葡萄牙引進的“紅夷大炮”在遼東戰場取得了優秀戰績後（傳聞努爾哈赤曾中炮受傷）又進一步促使了明朝政府研發或引進射程更遠、威力更大的火炮。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時期的明朝統治階層是急需西洋傳教士所帶來的“火器製造”相關的知識。這裡引用（公元1622年）時任禮部侍郎的徐光啟的一段奏疏：
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火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
同理，歷史步入清朝以後，早期連年的戰爭（如平“三藩之亂”、平定農民軍、南明等反清勢力）也引發了統治者對“火器製造”相關知識的渴望。康熙初年，在傳教士南懷仁的極力輔助之下，“紅衣大炮”研製成功。此後，南懷仁又成功仿造命中率高且攜帶方便的歐羅巴式神威炮320尊，為清軍平定內部叛亂和抵禦沙俄勢力的入侵作出了不可小覷的貢獻。
再者，以天文學為例，由於“大統歷”的年久失修導致明朝自成化時期以來其曆法便屢屢出現差錯，而曆法一向作為最高統治者打通“天意”與“人事”之間的橋樑，使得國家在曆法方面產生的差錯也常常被冠與國運興衰之名，因此，更換更加科學、精確的歷法成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一道重要保障措施。明朝在天文學活動上的失誤史料上有著幾段較為明確的記載：
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監官誤推辰初初刻，致失救護；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戊戍望，月食，監推又誤；弘治中，月食屢不應，日食亦舛；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巳朔，臺官言日當食，已而不食。
明朝史料上諸如以上的記載可以說是比比皆是，但遺憾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在天文學領域上的造詣僅停留在傳統的“觀象授時、占卜”階段，並未具備具有實質性理論依據的天文曆法。在這種情況下，西洋曆法則恰好解決了這一曆法精確性和科學性嚴重不足的難題。
當然，上述所講的“火器製造”和天文學僅僅是明末清初科學技術水平落後的一個縮影，毫不誇張地說，這一時期的中國科學技術除了在陶瓷、紡織和建築三方面仍佔有一定優勢外，餘下幾乎沒有能夠拿得出手的東西。而傳教士作為十七世紀“西學東漸”的主要傳播媒介，他們所帶來的西方較為前沿的科學技術也將當時中國靜如湖水的知識界注入了一股難得的新鮮活力，可惜的是這股活力僅僅只是讓知識界“曇花一現”。
“西學東漸”的歷史缺憾：時人在思想上並未接受西方科學
正如文章前面所述，儘管“西學東漸”在一定程度上給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領域注入了新鮮活力，但遺憾的是這似乎並沒有使其向更深一步的發展，那麼，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究竟又是什麼呢？
實際上，如果從各取所需的角度上來看待這場發生於明末清初時期的“西學東漸”浪潮的話，答案就很明顯了。首先，我們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傳教士的最終目的其實並不是要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國，而是要在中國順利完成教皇所賦予的傳教使命，因此，這一時期“學術”僅僅只是充當了一個為傳教士們撬開清朝大門（取得統治者的信任）的工具而已。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統治者對於西方科學技術正處於某種強烈的需求狀態，而傳教士的來華則正好“對症下藥”般地緩解了統治者的這一需求。故而，在雙方均實現了各自的目的之後，誰都不認為有必要將這一先進的技術推廣和進一步的研究下去。甚至統治者還一度將其認為是破壞封建統治秩序的“奇技淫巧”。
除此以外，在筆者看來當時的國人並未從根本上真正接受和吸納西學，所謂“西學東漸”在很大程度上仍侷限於上層統治階層以及士大夫階層與傳教士們的專屬圈子內，而這些飽經上千年傳統儒家文化薰陶的社會上層人士大多仍一股腦地沉浸在“天朝上國”的聖道學術當中，在西學的衝擊面前，僅僅是將其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一種補充。更重要的是，統治者為了維護原有的封建統治秩序，常常刻意地去抑制西學在民間的發展，甚至在認識到西學的優點之後，仍將“西學源於中國傳統學術”的觀點拋向整個知識界，使“西學中源”成為了皇帝欽定的學術觀點，此舉也為之後中國學術的發展制定了一張錯誤的藍圖。
結語：
文章的的最後，容筆者引用一句二十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的一句話，以這句話去概括當時的“西學東漸”可以說是再適合不過了：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出現所引起的遠東各民族在感情上的反響是十分複雜的，它是一種既時髦又令人嫌惡的不穩定的混合物，並且在第一次衝突中，嫌惡的感情最終佔了上風。
感謝觀看由「南書（書）房」帶來的獨家原創文章，如有不足之處，還請諸位多多指正。
閱讀更多 南書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