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人类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大重要原因。对于这一历史现象，英国著名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曾给出了这样一个较为中肯的阐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古老的国家在技术方面比中国做得更多”。
科学与“神学”的碰撞：传教士的来华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大约在明朝中期以后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某种极限状态，在此之后的近百年时间内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性的进步，甚至连以单方面数量的增加的形势取得缓慢发展也成为了一种奢望。而处于同一时期的西方，“文艺复兴”的焰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席卷着整个欧洲国家，同时得益于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逐步形成，导致部分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到了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已被它们远远地甩在身后。
尽管如此，但中国灿烂的古老文化、悠久的历史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仍旧强烈吸引着那些远在海外的探险家和商人们。15世纪末，亚欧新航路的开辟给这些“野心家们”提供了来华的桥梁。当然，这些“野心家”里边也掺杂了个别肩负着劝化使命的虔诚的传教士们。
由于明朝末期禁海政策的实施，使得这些在利玛窦来华之前的传教士们均未能成功进入中国内地，只能眼巴巴地停留于葡萄牙所占据的澳门一带，而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玛窦的来华则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身为西洋传教士的利玛窦心里十分清楚，想要在当时中国这一封建专制气息极其浓厚的环境下开展传教工作就必须要得到上层统治者的认可，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摸索，利玛窦结合当时清朝的政治形势总结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传教策略，即“学术传教”。所谓“学术传教”，笔者在上一篇文章 当中也做出过详实的解释。在这里我再简单地陈述一下，即以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引子”去获取清朝统治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信任，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展开传教工作。
如前所述，我国科学技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明朝末期以利玛窦等人为首的西洋传教士的来华在带来“十字架”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正被迫沉浸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刺激之中，一场科学与“神学”之间的碰撞即将拉开帷幕。
“学术传教”：清朝知识界的“昙花一现”
不可否认，明末清初时期“学术传教”的策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在某些西方科技方面所产生的急迫需求，如火器制造和天文学等与封建统治机制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
首先，以“火器制造”为例，十七世纪以前明军内部主要装备的是“弗朗机火炮”，早期这种火炮还能结合冷兵器应付使用，但自从清军在山海关外掌握了辽东局势的主导权后，明军的弗朗机火炮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袁崇焕从葡萄牙引进的“红夷大炮”在辽东战场取得了优秀战绩后（传闻努尔哈赤曾中炮受伤）又进一步促使了明朝政府研发或引进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火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明朝统治阶层是急需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火器制造”相关的知识。这里引用（公元1622年）时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的一段奏疏：
辽阳破，召起之。还朝，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
同理，历史步入清朝以后，早期连年的战争（如平“三藩之乱”、平定农民军、南明等反清势力）也引发了统治者对“火器制造”相关知识的渴望。康熙初年，在传教士南怀仁的极力辅助之下，“红衣大炮”研制成功。此后，南怀仁又成功仿造命中率高且携带方便的欧罗巴式神威炮320尊，为清军平定内部叛乱和抵御沙俄势力的入侵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
再者，以天文学为例，由于“大统历”的年久失修导致明朝自成化时期以来其历法便屡屡出现差错，而历法一向作为最高统治者打通“天意”与“人事”之间的桥梁，使得国家在历法方面产生的差错也常常被冠与国运兴衰之名，因此，更换更加科学、精确的历法成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道重要保障措施。明朝在天文学活动上的失误史料上有着几段较为明确的记载：
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监官误推辰初初刻，致失救护；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戊戍望，月食，监推又误；弘治中，月食屡不应，日食亦舛；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
明朝史料上诸如以上的记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在天文学领域上的造诣仅停留在传统的“观象授时、占卜”阶段，并未具备具有实质性理论依据的天文历法。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则恰好解决了这一历法精确性和科学性严重不足的难题。
当然，上述所讲的“火器制造”和天文学仅仅是明末清初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一个缩影，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学技术除了在陶瓷、纺织和建筑三方面仍占有一定优势外，余下几乎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传教士作为十七世纪“西学东渐”的主要传播媒介，他们所带来的西方较为前沿的科学技术也将当时中国静如湖水的知识界注入了一股难得的新鲜活力，可惜的是这股活力仅仅只是让知识界“昙花一现”。
“西学东渐”的历史缺憾：时人在思想上并未接受西方科学
正如文章前面所述，尽管“西学东渐”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域注入了新鲜活力，但遗憾的是这似乎并没有使其向更深一步的发展，那么，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如果从各取所需的角度上来看待这场发生于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浪潮的话，答案就很明显了。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其实并不是要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而是要在中国顺利完成教皇所赋予的传教使命，因此，这一时期“学术”仅仅只是充当了一个为传教士们撬开清朝大门（取得统治者的信任）的工具而已。另一方面，明末清初统治者对于西方科学技术正处于某种强烈的需求状态，而传教士的来华则正好“对症下药”般地缓解了统治者的这一需求。故而，在双方均实现了各自的目的之后，谁都不认为有必要将这一先进的技术推广和进一步的研究下去。甚至统治者还一度将其认为是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奇技淫巧”。
除此以外，在笔者看来当时的国人并未从根本上真正接受和吸纳西学，所谓“西学东渐”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上层统治阶层以及士大夫阶层与传教士们的专属圈子内，而这些饱经上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社会上层人士大多仍一股脑地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圣道学术当中，在西学的冲击面前，仅仅是将其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补充。更重要的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常常刻意地去抑制西学在民间的发展，甚至在认识到西学的优点之后，仍将“西学源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观点抛向整个知识界，使“西学中源”成为了皇帝钦定的学术观点，此举也为之后中国学术的发展制定了一张错误的蓝图。
结语：
文章的的最后，容笔者引用一句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一句话，以这句话去概括当时的“西学东渐”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出现所引起的远东各民族在感情上的反响是十分复杂的，它是一种既时髦又令人嫌恶的不稳定的混合物，并且在第一次冲突中，嫌恶的感情最终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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