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千多年前、即“武王伐殷”时代，我国就已诞生了“垂衣拱手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垂拱”之意由此而来。
无论在政令上或在年号上、后世帝王不断对外昭示着“垂拱”这样的大治理想，然而自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到公元1911年废除帝制的“民国共和”，"垂拱”这理想历经三千年后终没入了故土、而我国则首次迎来了真正历史意义上的共和！
垂衣拱手、啥都不用做就能“天下大治”？太天真了
从概念上看，“垂拱”为帝王理政的理想化目标、“共和‘则是国家治理的理想化政体；两者本质不一、初衷上却都是为了“天下大治”。既然三千多年前就已有了类似初衷，为何还需兜兜转转、扑腾无数代人才达致今日的局面呢？
其实，“垂拱”可不仅仅是当年周武王定下的”小目标“，光是从武王立周到首现初步意义上的“垂拱”就历经了二百年、即公元前1046~公元前841年。我国有明文记录的历史也是自那时候开始，两个字面共通的“共和”概念一前一后包围着我国的整个“明文古代史”，这确实蔚为历史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垂拱”第一阶段中的“共和行政”
《尚书·武成》里记录了武王立周时“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的美好愿望，然而在过去那样的残酷年代里，愿望与现实间的差距始终是巨大的。
再仁义的周武王也无以避免“牧野之战”中的血腥残酷
如今通行的《尚书》源自东晋期间的《伪古文尚书》，但《汉书·律历志》里的“真古文”版则没有记录”垂拱”一说，孰真孰伪至今已难有考究。不过，孟子却在《尽心》中如此评述过武王：“说你是一位仁王，伐殷时却让如此多带血的木棒浮了起来，要让我尽信《尚书》，我是宁可只相信其中三两篇罢。”
孟子言下的“宁可”之意显然非在否定武王的仁以及《尚书》里记录的真实性、而是在为改朝换代带来的血腥残酷而感叹，这也让《武成》中的“敦信明义，崇德报功”有了站得住脚的存在依据，毕竟纷乱过后重拾仁德，对历代王朝的开国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西周王朝如此过去二百年后，到公元前841年时终于出现了“共和行政”这样的划时代历史事件，初步呈现了“垂拱而天下治”的状况。“垂拱”之意本就是“统治者什么都不用做”而实现天下太平，在西周的“共和”期间，执政者为周召二公(定公和穆公)，不得民心的周厉王已逃跑、而周公和召公二人则是有商有量地共同行政。
须知的是，“此共和非彼共和”
与近代的共和概念相比，除了“商政议政”人数有别，两者都不存在独一的霸权人，因而有人认为、这就是近代共和概念的雏形。其实此共和非彼共和，因为西周时的共和缺乏公众参与、仅是历史上的年号表述方式而已，其具体存在时间也无以考究，两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有人以《竹书纪年》中所述的“共伯干政”(共伯名和)来否定“周召共和”，认为那时期其实是共伯一人在代政、所谓的“共和”并不存在。后来的考古发现得出，“共伯”其实是卫国的国君卫武公、他“入为三公”时确实曾经干政，不过是在周厉王3~5年期间。
由于“共和行政”期间没有独立纪年、年号上统一被归为“周宣王”，因而这“共和”的持续时间在如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一直未能获得解决，此为一大历史遗憾。当前的常规说法是，共和十四年(前829年)周宣王即位后、“共和行政”即告结束。
对于中国历史，周召共和的意义更大地在于明文纪年的开始
汉初无为而治到唐代首现”垂拱”年号、却是这一初衷的巨大倒退
在史学上，“垂拱”也是无为而治的另一表述方式，仅是术语来源不同、前者来自《尚书》、后者则来自《老子》。汉朝初年的四代帝王均实行无为而治，“垂衣拱手”的表象是有了、可是“天下大治”的局面却并未出现，因为边境上一直有匈奴人在骚扰、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抵御外来侵略，汉武帝以高度集权化的统治终结了”垂拱、无为”，在持续百多年的汉匈战争期间，这样的举国体制一直都保持着，否则汉朝也无以集中全国资源一致对外。汉朝从疆域和统治思想上奠定了历代王朝的整体大势后，唐朝皇帝们又觉得"垂拱”是不错的治国方式，于是道家无为的那套思想被重新拾起、李唐皇帝们还认了老子为李家的祖宗。
魏征曾劝唐太宗“文武并用，垂拱而治”(《谏太宗十思疏》)，公元684年时，武则天废李显、立李旦，将这一年定为“垂拱元年”、同时郑重地发布了唐代的第三套律法文书《垂拱格》(前有《贞观格》和《永徽格》)。武则天内心里当然想实现天下大治，可是形势不允许呀，她越是在乎这名堂、现实中的”垂拱”却离她越远。
“明堂”本是武则天垂拱年间昭示天下大治的形象工程
”垂拱”四年来，武则天不但要面对突厥人的不断侵扰，这期间她还起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大掀冤狱，对李唐皇室的灭绝性打击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垂拱不能、朝堂纷乱却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武则天为了”垂拱”这理想，她也并非仅仅改元和颁发了《垂拱格》，唐代规模最大的“明堂”和“天堂”就是该期间修建的、直到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才落成。《资治通鉴》卷204载：“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武则天对于"垂拱”的渴望，在电影《狄仁杰通天帝国》中也可见一斑，这可不是电影中的虚无编造。
”垂拱”之后就是“永昌”，武则天在明堂(即万象神宫)中昭告天下后，正式开始了她独断专行的“女皇时代”，这难道不是“垂衣拱手治天下”的巨大倒退么？很讽刺的是，她的这两处“政绩工程”都相继遭到了大火焚烧，确实非常打脸呢！
武则天“天堂”的被焚与垂拱的历史倒退
两宋时代修建”垂拱殿”昭示治国理想，最终都化作了残垣黄土
跟历代帝王相比，宋朝皇帝们显然更为青睐”垂拱大治”，因为汴京和临安两处宋朝皇帝的内朝理政殿都被命名为”垂拱殿”。
宋代的垂拱殿没有其他朝殿的那种霸气和威严，设计氛围上反多了几分温馨感、皇帝与朝臣们间的国事探讨就好比在谈论家常一般。从《宋会要》中的帝王起居记录中可看出，宋朝皇帝们也更喜欢在内朝”垂拱殿”上议事、而非在更为空旷威严的外朝“崇政殿”上。
《宋史》中”垂拱殿”的出现比比皆是，一开始，仅是等级为升朝官的官员才被允许进入垂拱殿；宋神宗改革官制后，又多了“常参”这样的议政方式，就是让从官以上的官员每天赴垂拱殿朝见。宋代垂拱殿上的故事书写的就是半部宋朝历史，宋朝皇帝们也因此堪称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帝王了！
唐代徐寅有《垂衣裳而天下治赋》，宋代苏轼也为垂拱殿写过《开启神宗皇帝大祥道场》这样的斋文，文中的歌功颂德也体现了历代文人对“垂拱大治”的向往。不过，再美好的"垂拱”都是基于帝王统治，将天下大治寄托在个别贤明的君主上显然并不现实，这也是古代士人们思想上的局限。
历史多波折，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的皇城先后毁于金兵及元兵之手，”垂拱殿”也好比胸怀理想的士人般无奈长眠大地。公元1297年、就是南宋崖山覆亡的那年秋天。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安抚南宋士人，同意在临安宋皇城原”垂拱殿”的废墟之上修建“报国寺”。在后来的历史岁月中，南宋皇城故址上的各寺院相继毁去、只有报国寺一直屡毁屡建、往复不断，直到清末后才彻底归于黄土。
然而，古代士人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垂拱殿”与报国寺归于黄土之时、却是我国历史上真正的共和之始！
垂拱殿内论家常式的议政，一直是宋朝皇帝们的“垂拱”愿想
杭州凤凰山的"垂拱之叹”
南宋皇城的故址位于今日杭州的凤凰山区域，那里也是历史上最后的”垂拱殿”及杭州报国寺的长眠之地。临安的垂拱殿为宋高宗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所建，与崇政殿的建设年代相当。《宋史·舆服志》里载：“休兵后，始作崇政、垂拱二殿”，可见，那时候的宋高宗还是心怀重振汴京雄风的大志的。
自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后，南宋皇城在百多年的建设中不断扩展、“一时制画规模、悉与东京相垺“(《南宋杂事诗》序)，最终形成了覆盖凤凰山周边九里地的皇城布局。
以垂拱殿和崇政殿为中心的南宋皇城
若非南宋一代无思故土、“山外青山楼外楼”本应会成为临安城繁华、垂拱天下的大治描述。老外们只看到了南宋的繁华表象、故而认为这是我国古代最繁盛的年代；但爱国士人们感受到的却是繁华背后的巨大失落感，故而凤凰山皇城周边的“楼外楼”反成了"垂拱之叹”的巨大注脚：垂拱殿尚在，昔日先帝们的大治理想哪去了？
1276年临安城沦陷后，辉煌的南宋皇城于次年就毁于延绵的大火，在皇城废墟上所建的报国寺、兴元寺等就成了南宋士人们缅怀过去岁月的地方。在其后岁月中，各寺院相继在战火中被焚毁，但出于对“垂拱”的缅怀，垂拱殿遗址上的报国寺则不断被重建，最后一次被重建的历史记录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
元朝诗人在《凤凰山》中的一句“桑海桑田事渺茫”道尽了人们对故国、故墟的怀恋，明洪武年间重建的报国寺再度毁于清末战火中后，三千年的"垂拱”沉浮终画上了句号。
今日的南宋皇城遗址
当代人戏言有钱人“打断腿都无需忧愁“，腿没了至少还是可以”垂衣拱手、饭来张口“的，这就是"垂拱”在当代仅存的痕迹了吧？
今日已是真正的共和时代，"垂拱”虽已化作古皇城下的故土、现实中的”大治“却成了它沉浮千年后的最强历史见证！说到底，这其实就是帝制的存亡史，只要帝王尚在、就不会出现真正的"垂拱”；历史扑腾了三千年才切中其关键要害，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确实是足够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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