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言
《黃金時代》上映前最後一輪營銷是和某安全套品牌合作，取名“黃金實戴”，和蕭紅共享一個口號：“一切都是自由的。”營銷者的理由是：民國若有安全套，蕭紅也不至於受懷孕所累，也就不會有種種婦科病的後遺症導致身體虛弱，人生從此豁然開朗。
把蕭紅的人生悲劇歸結為避孕技術，不是沒有道理，但也漏掉蕭紅背後的大時代陷阱。新女性們主動脫離夫權和父權，但正在轉型的東方社會卻沒有準備好足夠健全的制度和足夠成熟的男性。例如蕭軍享受新女性的知性和開明，自己卻還留著出軌和家暴惡 習。
1934年，蘇青和張愛玲曾在上海對談婦女議題，對男女絕對平權都持保留意見，張愛玲說：“因為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男人要被崇拜才快樂。”蘇青還提到了民國女性的擇偶難題：“知識淺的還容易嫁人，知識高的一時找不到正式配偶……年青人觀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
1942年，同為女作家的丁玲在延安撰文《三八節有感》，提出延安的婦女權利仍不理想：“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志比較接近……被逼著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而離婚的口實，一定是女同志的落 後。”
兩類女作家在兩種社會環境下同時提出了女性的困境，放到今天依然有借鑑意義。民國的風月兒女們行事彪悍，但女性在其中仍是弱勢群體。有一份“民國四大才女”的榜單，分別是蕭紅、石評梅、張愛玲、呂碧城（另一說為廬隱），除了為今人所熟知的張愛玲、蕭紅，另外三位進入過榜單的才女，戀愛史同樣是時代標本。
分享到:
閱讀更多 國家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