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是希腊七贤之一。他不仅是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在雅典推行了改革，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公民的权力，打破了贵族的权力垄断，为雅典民主政治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他在改革中所呈现的中庸之道，尤其是让人钦佩。他在诗中写道“

一，颁布“解负令”

雅典位于阿提卡地区，是伊奥尼亚人建立的城邦。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代”，阿提卡的伊奥尼亚人才形成了城邦。城邦形成之初，雅典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雅典主要有贵族、农民和工商业者三个阶层。贵族主要居住在雅典和附近的平原地区，称为“平原派”；农民主要生活在山区，称为“山地派”；工商业基层主要居住在沿岸地区，称为“海岸派”。由于工商业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外邦移民，因此他们没有土地，被称为“归化民”。农民和工商业阶层属于平民。

雅典的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贵族在具有很强的经济势力，他们凭借权势来欺压农民。按照规定，每个雅典公民都有一定的土地（除了归化民之外），这些土地是不能转让的。不过实际上，贵族兼并农民的土地是存在的。当农民陷入贫困时，就不得不向贵族借贷，并将土地上的收益作为抵押。当借贷的农民破产后，他的家庭必须将六分之五的产出交付给债主，自己仅剩下了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如果是归化民欠债无法还清，债主可以将他本人和家属卖为奴隶。当时平民被贵族奴役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所有的穷人都向富人负了债。他们或背着“六一汉”和“佣工”的名义在自己的田地上劳作……或者以人身抵押债务，被债务押收，有的在阿提卡为奴，有的则被卖于国外。——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梭伦和贵族的辩论

公元前630年，贵族出生的基伦利用贵族的平民的矛盾发动了暴动，试图建立僭主统治。他的的政变失败了，不过也证明了雅典充满危机，暴动和政变可能随时发生。为了稳定秩序，贵族在前621年决定让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制定成文法。德拉古法典并没有维护平民的利益，而是将过去形成的习惯法按照文本的形式颁布了出来。法典十分野蛮，实行轻罪重刑，被认为“不是墨水写的，而是血写的”。其中关于“六一汉”和债务奴隶的规定也出现在法典中。

德拉古的立法并未缓解雅典的矛盾，危机反而越来越严重。前594年，梭伦被各阶层选举为了首席执政官，拥有了最高立法权。梭伦是贵族出生的，但却从事于工商业，在政治上主张中庸之道，他曾说“我以出身贵贱一视同仁的精神制定法律，对每一方都以正义为准”。正是因此，雅典的贵族和平民都支持他。普鲁塔克说“富人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是富裕的，穷人也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是诚实的。”

他改革的第一要务就是颁布了“解负令”，也就是解除公民的负担。他废除了德拉古的立法，也就将“六一汉”和债务奴隶一起废除了，过去的债务同时也被废除。过去被卖到外邦的公民，则由城邦赎回。他颁布了大赦法，为公民恢复了公民权，只有那些犯有人命、凶杀、图谋僭主的人除外。梭伦还颁布了“土地最大限度法”，使得土地的无限制兼并得到限制。

二，发展经济

梭伦认识到，“解负令”只能暂时缓解国内的紧张气氛，但不能从根本解决债务的问题。如果贫穷始终存在，那么债务也会始终存在。为了在经济上保证雅典的安全和繁荣，他从农业和工商业两个方面去着手。

农业方面，梭伦鼓励橄榄、葡萄、蔬菜、水果等种植，禁止宰杀耕牛，加强了对水井的管理，整顿灌溉系统。为了防止国内出现灾荒，保障粮食安全，梭伦规定除了橄榄油之外，其他的农作物不准出口。他降低粮食的价格，鼓励粮食进口。这样可以缓解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还能够为国内的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

大英博物馆藏品：瓶身画为古希腊人在收获橄榄

古风时代的雅典，农业是国内的主导产业。雅典的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无法和科林斯、米利都等城邦竞争。为了提高本国手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梭伦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措施。他要求所有的雅典公民都必须从事于某一种职业，元老院会清查每个公民的职业，并并无所事事之人进行了惩罚。他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的儿子去学习一种行业，那么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自己。”如果外邦人在雅典从事于手手工业，可以被归化为雅典公民，使得科林斯等城邦的手工业艺人移民到了雅典。这些措施就使得更多的人从事于工商业，手工业的技术也会得到提高。

黑彩陶器

为了打通雅典产品的市场，梭伦实行了币制改革。雅典过去使用的货币属于“腓冬制”体系，1明那相当于70德拉克马（1德拉克马约重4.37克），而当时东地中海地区城邦普遍采用优卑亚币制，1明那相当于100德拉克马。梭伦的币制改革带来几个好处：一，可以让雅典的经济和爱琴海沿岸各城邦接轨，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二，使得雅典的货币升值，有利于粮食的进口，保障国内的粮食安全；三，提高了平民偿还债务的能力。当时雅典拥有劳立昂的银矿，因此可以铸造优质的银币。

古希腊优卑亚岛西斯底亚仙女头像银币

《古代希腊史》的作者李天祜认为梭伦发展工商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工商业阶层服务，体现了梭伦的阶级属性。但是我却认为不应该以阶级属性来批判梭伦，因为发展工商业是十分符合雅典的国情的。雅典是一个山地多，平地少的地区，不适合农业的发展，只有发展工商业才能富裕起来。同时，发展工商业也带动了农业的生产，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给农民也带来了经济利益。因此，我认为梭伦的经济政策也体现了他的中庸之道。

三，政治体制改革

梭伦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颁布后，雅典国内的形势趋于稳定，于是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在过去，雅典的国家大权掌握在贵族会议手中，而公民大会则名存实亡。国家最高的9位执政官都是贵族会议选出的。梭伦要实现政治改革，就必须要打破贵族的权力垄断。

前592年，梭伦成为了“宪政改革官”。他改革的第一个措施是改变官职候选人的资格，将过去的按照血缘或者出身为标准改为按照财产为标准。他将雅典的公民按照财产的多少分为了4个等级。每个等级的权力不同，以义务也不同。在权力方面，第一等级可以担任国家财政官，第二等级可以担任九大执政官和其他高级官员；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中下层官员；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员。在义务方面，等级越高，缴纳的税收越高，前三个等级缴纳的税收比例是6:3:1，第四等级不用交税。这项改革措施使得工商业阶层可以分享了贵族垄断的权力了。

在政治机构方面，梭伦建立了一些新的机构，分化了贵族会议的权力。当时雅典共有4个部族，梭伦就在每个部落中选出100个前三等级的人组成了四百人议事会。议事会和贵族会议有所不同，贵族会议的成员主要是第一等级参与，而议事会成员更加广泛，其中工商业者偏多。议事会具有提案权，并且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管理国家事务。议事会和贵族会议有相互牵制的作用，梭伦在诗中说：“

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的权力。公民大会代表下层公民的利益，一切成年公民都可以参与。 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的选举权和决策权。它可以选出国家执政官，也可以对其进行了监督。它可以通过和否决四百人议事会的提案。为了增加公民参与公民大会的积极性，梭伦要求一切公民都要参与国家事务，他制定一条法律规定公民在政治派系斗争中必须站队，不能袖手旁观。只有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才能够让公民的权力不被剥夺，使得城邦各个机构出现权力制衡的状态。

公民大会遗址

梭伦组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机构是陪审法庭。陪审法庭有6000人，是6位司法执政官从全国公民中抽签选出的。6000人又分为若干小组。审判案件的时候，每个小组轮流担任陪审官，并且轮流投票。陪审法庭出现后，逐渐成为了雅典最高的司法机构，它不仅可以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还可以对失职的执政官进行审讯。

雅典民主发展历程

经过了梭伦的政治改革后，贵族会议的许多权力都被分化了。过去，它垄断了立法、司法、财政等大权，如今贵族议会“成为了国家的一般监督者和维护法律的机构”。梭伦的改革限制了贵族的权力，让工商业者分享了国家的部分权力，让下层公民恢复了权力。可以说，他的政治改革也富有中庸色彩。这也导致人们对梭伦改革后的政体争议不清，有人认为是寡头政治，有人认为是民主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是“混合”的政体。梭伦自己的改革目的达到了。

也因为梭伦秉持中庸之道，使得国内的矛盾能够暂时的缓和下来。但是雅典的社会矛盾是中庸之道无法解决的。公元前572年，梭伦卸任执政官，并离开了雅典，周游地中海世界。此后，雅典的国内矛盾重新爆发了出来，三大阶层的对立局面重新出现，妥协已经难以解决问题，于是出现了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提尼更加彻底的改革，也可以说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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