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室南移之窘境
司马睿以远宗继大统，皇权不振，只能依靠士族以维系东晋政权。门阀士族此时亦需要司马氏政权，于外，以保护其门户利益不受南士的排斥与北方民族的侵害，保障其渡江后宗族的重建；于内，维持士族间彼此的平衡，以此保障朝堂和社会的稳定，巩固自身利益。
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大批的流民亦向南迁徙，其往往被朝廷拦在长江以北，但也有一部分在未受拦截时到了江南地区的流民成了士族的僮客和兵源。统领流民的流民帅则为士族所用。士族专兵由是始。
晋元帝出于抗衡长江上游王敦强藩以及改变士族专兵局面的考虑而征发沦为僮客的流民为兵。加上其欲以刘隗、刁协来制约强臣。皇权欲伸张，影响了门阀政治的平衡，损害了门阀士族的利益，故第一次王敦之乱起。
晋朝形势
只是王敦欲移晋鼎而发起的第二次叛乱，不仅打破了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平衡，更打破了士族之间的平衡，故士族联合皇权共击之。
二、为什么说郗鉴是被史官低估了的“国之柱石”？
“平衡的维持，稳定的取得，往往有赖于‘处其利而无心者’这样的强臣。在少数这样的强臣中，郗鉴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
（一）“遂与帝谋灭敦”中郗鉴之谋究竟是什么？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时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郗虑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在两晋之际，从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塵谈玄之流，……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但是，郗鉴通过江统与“王与马，共天下”的奠定者东海王司马越有过一定关系。晋室南渡时，郗鉴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以后，郗鉴被石勒侵逼，始辗转南移”。所以郗鉴的当时的身份就很明确了，他是次等士族，亦是流民帅。
其次，晋元帝征流民为兵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不久便郁郁而终。郗鉴经纪瞻举荐入居京都后，自不愿置其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晋明帝司马绍继位之初便面临王敦再叛的危机，朝廷势弱，士族对王敦之事亦持观望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郗鉴“遂与帝谋灭敦”。
郗鉴
最后，郗鉴灭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虽无记载，但结合大量流民驻扎江北和郗鉴频繁往来建康与合肥的史实，联想郗鉴流民帅的身份，朝廷无兵可用的困难局面以及苏峻、郭默等流民帅反差甚大的前后态度进行大胆推理，得出郗鉴之谋实是通过郗鉴征发江淮流民和联络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的结论。
（二）郗鉴的政治态度
王敦再叛时的东晋政治形势非常微妙。当时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是琅琊王氏，其代表人物王导、王敦，前者是明帝所令征讨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节，后者是欲移晋鼎的反贼。从政治立场上看，两者势不两立，然而以台中军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导。当时王导所统的宿卫六军中的一部分又被晋明帝置于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之下。那么，郗鉴与王导之间的关系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在对周札的加赠问题上，郗鉴与王导针锋相对。王导偏袒王敦，故欲为周札加赠，但郗鉴因周札为王敦开石头城而坚决反对此事。此处，我们可以看出王导和郗鉴的不同立场，当时的士族无论门阀抑或寒门，其出于时代特性，无不将家族放在晋室之前，但在此前提下，王导实则是首鼠两端，一面给王敦通风报信，一面征讨王敦叛军，俨然一副待价而沽之态，让人不得不怀疑王敦之乱的背后，是否只是琅琊王氏内部自导自演的一场抬高身价，伺机寻求代鼎的政治投机，当然王敦之乱背后的默许势力，绝不仅是王氏门阀自身，其代表的是想要“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所有门阀。但是郗鉴却始终立足于忠于晋室的根本立场，其在朝堂上与军伍中所做的抉择，终究是以维护晋室统治与维持郗氏在京口的流民势力为主的。
但忠于晋室，并不代表就要与琅琊王氏撕破脸，因为王导为主的琅琊王氏在民面上一直是晋室的第一支持者，甚至和琅琊王氏交好，有利于抬高自身家族的门第。于是郗鉴与王导的矛盾随着王敦乱平而逐渐淡化，晋成帝幼年继位，颍川庾氏凭借外戚身份欲抬高门户，打压琅琊王氏。王导为维持门户不坠，与高平郗氏联姻。此事亦反映了郗鉴对琅琊王氏的态度并非敌对，但也不能就此解释郗鉴在陶侃与庾亮占上游重镇欲废王导时，坚决反对陶侃、庾亮之事。
王导末年愦愦为政（表面糊涂），其目的在于和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别是使庚、王之间相安无事。这与郗鉴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故郗鉴不仅两次反对废王之事，还帮助王导加强其在建康上游的防御力量。但郗鉴在护卫王导的同时，也对晚年的王导进行严厉的批评以规其乱政。
晋朝北方形势
东晋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变，变则干戈扰攘，台城丘墟。门阀士族之间，一族强则思压倒他族。流民帅亦欲起兵谋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长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权，势必土崩瓦解。所以郗鉴引流民帅以平王敦，助王导以抗衡陶侃、庚亮，得利者不仅在司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那么，结合郗鉴平王敦乱之谋、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关系以及郗鉴在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之间的作用，得出郗鉴的政治主张是以支持晋室为前提，依恃京口重镇以抗衡上游强藩，保持各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进而维持东晋抗胡政权，以谋江左之和平。
（三）郗鉴的群体特性
究其根本，郗鉴的政治主张亦是多数门阀士族的政治主张。郗鉴自身也是士族，稳定的江左政权既是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屏障，也是侨姓士族维持政治特权，占有田地山泽以巩固宗族，发展自身门户的保证。郗鉴作为流民帅，不仅和其他流民帅一样庇护宗族同乡的流民，也会为了保持自己的部曲而劫杀商旅等无辜之人。所以，笔者在简述郗鉴对维持东晋百年统治的巨大功绩的同时，也为读者们分析郗鉴的群体特性，或者说郗鉴的阶级局限，使得读者对郗鉴不至产生过于美化的印象，能够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了解郗鉴这个历史人物。
三、郗鉴如何通过对京口重镇的经营得以维持东晋门阀政治
郗鉴作为个体对东晋政治格局的影响随着郗鉴、王导和庾亮三人的相继去世而逐渐淡去，但郗鉴留下的政治遗产——京口重镇的影响却终晋一朝从未消散。
田余庆先生对京口的优势从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进行了详尽地分析。
首先，郗鉴在苏峻之乱中，提出了“静镇京口”的战略，即依托京口，开辟京口以南至三吴的东方战场以切断叛军的补给线。自古建康内战，总会开辟东方战场以抢占战略后方——三吴，而有心人亦在三吴待时而动，影响建康的局势。
其次，京口是会稽到建康交通线的枢纽，大宗物资的转运必须经过京口。
最后，京口因地处偏远的东隅和北靠宽四十里的长江而免于胡骑侵扰，同时京口又接近北土中原，故吸引了大批流民和士族。
京口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组成军队。京口又密迩三吴，可以获取三吴的粮秣。这两点使得京口形成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镇，影响着东晋的朝局。
晋朝生活
京口作为重镇对东晋的朝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郗鉴的经营则使得京口对东晋政局起着积极的稳定作用。田余庆先生通过研究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论证了这一点。
除了郗鉴本人在咸和元年（326年）至咸康五年（339年）这十三年间对京口的直接影响外，接替郗鉴的郗鉴部将蔡谟以及任江北兖州刺史的郗鉴侄子郗迈都对京口的稳定做出了贡献。这里说的“京口的稳定”是指继承郗鉴维持门阀政治平衡的政治理念，以京口重镇支持、屏卫建康，震慑上游强藩，抵御胡骑、海寇侵扰，控制三吴。京口流民亦多承郗鉴恩德，故郗氏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历久不衰，直到太和四年（369年），桓温逼走郗愔。有了郗氏在京口四十三年的支配，这才有了东晋门阀政治七十年的稳定局面。
东晋末年，刘裕凭京口北府兵得移晋祚，此后更以子弟、宗室把控京口。因此，在皇权政治回归的刘宋，京口的特殊地位逐渐淡化。但这也更说明了郗鉴在皇权政治的变态时期，为东晋内部各种错综复杂势力的平衡，尤其是长江上游的藩镇与中下游的中枢之间的军势平衡和朝堂之上各门阀与新进门阀之间的平衡，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京口北固山
四、郗鉴努力的实质以及郗鉴的个体特性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的主旨就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本质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并且这种变态的门阀政治随着皇权的回归会逐渐消散”。本文意在介绍东晋初年内乱迭起的政局，是怎样在郗鉴的斡旋处置之下逐渐安定下来的，并且郗鉴的努力对东晋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影响。但透过这些历史表象，我们就能看到东晋门阀政治能够维持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郗鉴维持局面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以维持稳定局面和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
出身儒学门户的郗鉴凭其清望，与门阀士族无甚联系和不甚优越的门望成为了士族之间调停彼此，维持平衡的代表。应变将略虽非其所长，但他凭着战略性的奇谋异策引流民帅入京，得平王敦之乱；经营京口重镇，以保东晋七十年稳定。正因为郗鉴不操其柄，无竞于朝，所以能够久任于京口。建康锁钥在手，却“处其利而无心”，所以能够“善始令终而无损坠之虞”。
故，笔者称，郗鉴当得“国之柱石”之名。
参考文献：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梁）沈约，《宋史·武帝纪》。
3、（唐）房玄龄，《晋书·郗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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