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鮑鵬山教授還是十多年前的百家講壇聽他講水滸，與當時走紅的易中天、王立群諸老師比，其實平平，當然比于丹的論語雞湯要強。可能是央視很多顧忌，後來講《商君書》明顯力透紙背。這是一本奇書，知名度非常低，但暗藏著中國2000多年的不傳之秘。商君，就是商鞅，以前有部大戲《大秦帝國》，把商鞅描繪成一名改革家、法治主義者。淨是胡扯，商鞅韓非的法治，不是依法治國，約束公權，而是治民之術，馭民之術。與現代法治，方向正好相反，這本書裡我們能看到一個真實的商鞅之法。
《商君書》在古代是天下第一禁書，過去一直是宮廷教導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一本《商君書》，不足三萬字，把君主治國手段的技術性細節，闡述得條分縷析，深入到洞見肺腑。漢朝時，漢宣帝的太子（後來的漢元帝）喜歡儒家，性寬厚，尚仁義，施仁政，漢宣帝知道後大驚，說我漢家是王霸並用，外儒內法，儒家的仁義道德那只是點綴，骨子裡行的是商韓之法。宣帝哀嘆“亂我家者，太子也！”。後人有詩為贊，“百代皆行秦政法，孔學名高實秕糠”！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有這樣一本禁書，暴露了中國2000多年封建專制的不傳之秘。這本書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最初公開講解這本書的人，就是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教授鮑鵬山。
《商君書》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書，過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讀了這本書，你就會明白，當年那個西北落後的蠻夷之國秦國，為什麼能在短短的十餘年間迅速崛起，最終摧枯拉朽般地統一六國？也會明白，歷代君王為什麼會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個王朝稀鬆平常也是二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更令人震驚的是，《商君書》闡述的依法治國，集法家的醜陋和陰損之大成。《商君書》本身，就這麼成了空前絕後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慄！
《商君書》禍害最深的，還得說是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剷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人民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毀商之後，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於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鐧——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這幾點，就是中國曆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裡，所有的中國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什麼中國曆代君主都重農輕商？為什麼中國的土地一直是國家控制？為什麼中國長期皇帝一人威嚴可以壓過全國的百姓？為什麼中國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為什麼中國民眾沒有話語權，文字獄在中國越演越烈？為什麼中國總會“恰到好處”地發動對內和對外的戰爭？為什麼中國的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無關？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為什麼秦朝之後（除了漢唐和東晉），中國人徹底失去了張揚的個性？為什麼人類現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國出現？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君主專制！這就是嚴刑峻法！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悲哀，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後法家並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的傳承在專制君主的腦袋裡。帝王們一直在用法家的“陰和損”，在幕後操縱著中國的興與衰；中國的法家，就是變著法兒整治國人。
中國的儒家能在漢朝以後深入中國人的靈魂，也就不僅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勞了。在“嚴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國人也就只能從《三綱五常》的薰陶中，找到一點可憐的心靈安慰。這一點，中國和歐洲的中世紀異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天災、人禍面前，歐洲人也只能從宗教中獲得了心靈的救贖。如果西方人沒有宗教的慰藉，東方沒有儒家的安慰，那歐洲人和中國人就只有集體自殺了！
《商君書》這種的皇帝枕邊書，西方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杜撰出來。這就是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論》（1513年）。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智慧”顯然比不上商鞅。馬氏不過強調君主應該拋棄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陰謀治國。無論是歹毒程度和陰損力度，《君主論》都遠遠不及《商君書》——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國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倒行逆施謬論一出籠，就受到廣泛的譴責。馬基雅維利本人，也被指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騙和陰謀的同義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除了擁有拿破崙、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幾個粉絲，在歐洲根本沒有市場。
商鞅所在的春秋戰國，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春秋戰國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現在也難有定論。長期以來，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歷史必然趨勢的論調，佔了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實際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讚美之詞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國第一位政治設計師的地位，也因此無可撼動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見，商鞅落得個“五馬分屍”，但他們都獲得後世連綿不絕的讚譽，你不覺得奇怪嗎？你讚美商鞅，是替皇帝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說的；對民眾來說，《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秦朝以後，中國人最終變成了肢體羸弱，只知道盲從和馴服的另類民族和大國愚民。等到中國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時候，一切已經恍如隔世——我們已經看不懂了！
“辱民”——讓百姓們屈辱的生活，沒有自尊和思考，沒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嚴”，整天生活在恐懼之中。商鞅主持制定的“連坐”，鄰居犯法不檢舉揭發要受刑罰，這樣人人自危，一切人監視一切人。
“貧民”——除了生存必須之外，不能讓百姓有富餘的糧食和財產。俗話說，“人窮志短，馬瘦毛長”，百姓沒有了錢物，就跳不起來了。而且，那點賴以生存的物資要由國家分給，不聽君主的就得餓死。
“弱民”——不能讓人民強大。在身體方面，為了耕戰，商鞅還是提倡“增強體質、保衛祖國”的；但在思想意識上，不可以使老百姓自我感覺良好，更不能使他們有知識，懂道理，“知識就是力量”，人民有了力量那就糟了。商鞅要讓百姓時時感到很沒有安全感，才有對君主強烈的依附感。
要讓人民時常都感到外國敵視和侵犯的威脅，這樣，人民覺得君王的偉大和溫暖，才會全心全意地為君王效命。
商鞅對他的“弱民”理論進一步闡述：
以強攻強，弱；以弱攻強，強。強存則弱；弱存則強。
這意思大概是，用強民去消滅另一部分強民，那麼剩下來的仍然是強民，那國家就處於弱勢。用弱民把強民消滅了，剩下來的是弱民，那就好辦了，國家就處於強勢了。強民的存在，國家就弱；只有弱民存在，國家才能強盛。
強民，是指那些有思想有主見有本事，還跟國家作對的人；弱民自然是那些被洗腦後惟命是從，沒有腦子、沒有主見、沒有知識、人云亦云的愚民。
除了“以弱制強”的主意以外，一肚子壞水的商鞅，還要君主“以奸馭良”。公然教唆當權者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搞黑社會。他說：
“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
這個好懂，選拔官員不能選那些講良心道德的，假如用優秀分子來管理奸民，那天下必然大亂。要用厚顏無恥、心狠手辣的流氓來當頭領，他們會把恐嚇和欺騙手段用好用足，善良的人民只得忍氣吞聲，兢兢業業夾著尾巴做人，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國也就強大了。
在商鞅一整套的富國強兵政策指導下，秦國果然成了當時的頭等頂級強國。以嗜殺成性、以殘殺為業的秦國，六國人談秦色變，稱它們為“虎狼之國”。
從零星的史料中，我們偶爾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裡拴著人頭的殺人機器。開始我總是不大敢相信，難道秦兵個個都是天生殺人狂？讀了《商君書》才知道，這絕對是可能的。《商君書》的《境內第十九》實際上是個士兵獎勵細則。這個細則，就是以人頭數量來作為獎賞標準的。《境內第十九》說，“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這句話意思是說，“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三十三顆首級以上，就算滿達到了朝廷規定的數目，可以升爵一級。”
有人從《史記》中統計，僅僅白起將軍一人，就斬殺、活埋、沉水消滅敵軍150萬，堪稱“人屠”。加上秦兵自己的死亡，再加上其他將領的“功勞”，可以想見，中國人為統一付出了多少生命！而據說當時全國總人口僅只2000多萬人。
後代眾多無知者，盲目吹噓所謂統一大業，說什麼春秋戰亂，人民受害；沒有見到學者出來統計，到底是大一統殺人多，還是分封制殺人多？
再看統一“有功”的曹操，這傢伙特別中意屠城，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橫加屠戮，現代有人提出要給曹操平反，一堆卑鄙無恥的小人們，如郭沫若者流，跟著起鬨，也宣揚曹操是什麼“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招賢納士“不拘一格”的“英雄”。
殺人多就是英雄，也是《商君書》的“價值觀”。秦統一了六國，按現在某些人的標準，是強盛大國，是盛世無疑了。從商鞅以來所制的各種慘無人道的刑罰，一直在盛世流傳。酷刑和刑訊逼供一直是衙門破案的主要手段，神州頻頻出現被害者“起死回生”的神話，這就刑訊逼供的傑作。
不少國人津津樂道秦國的統一偉績，它的強盛，它的許多“世界第一”，它的什麼“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什麼“促進生產力”，從不思考當朝人民是怎樣熬過來的？為什麼會揭竿而起？他們有過一個怎樣悲慘的血淚時代？
清代的龔自珍說，秦朝看來是個強國，是盛世；但是，這種盛世，表面看來很強大，但人民並不幸福，它這個強盛撐不了多久。因為有先進的思想和有才能的人一出來，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人出來圍剿，來監督，用祖宗之法來束縛他，把他的才能和思想消滅。
社會要消滅的是對這個黑暗社會的憂慮、對官府橫行的憤怒、對社會現象的思考；還要消滅想幹事業、有所作為的思想，消滅人們僅有的廉恥感和不想淪為渣滓的心態。（“當彼其世也，而才世與才民出，則有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這個“強盛”的社會，最終人們都庸庸碌碌，唯唯諾諾，人云亦云，沒有思考，更沒有創新，沒有才子、才人、才商，甚至小偷和強盜都不須要什麼技術含量，可以隨時作案得逞。（“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總之，在兩千年的國強民弱體制之下，民間不斷的積貧積弱積愚，整個國家最後成了一個沒有生命質感的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好死不如賴活著，不但人們缺乏是非廉恥之心，甚至連犯罪都喪失了創造性和活力。
這個龔自珍，他寫“我勸老天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呼喊拋棄千年陳規陋習，除舊圖新，別浸沉在大國盛世的荒唐夢境裡，強國弱民不是真正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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