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即位之初，國家內憂外患，內有積貧積弱之困境，外有北方強敵虎視眈眈。
這一年的神宗趙頊，十九歲，尚且不滿弱冠之年，但少年人的雄心壯志卻坦露無疑；他想要改變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亦不甘心偏安沉迷於江南的紙醉金迷之中。
而與他共謀大計之人，神宗心裡早已有了人選，非王安石不可。
而此時的王安石，已經在地方上為官二十餘年，這些年的經歷讓他早早就發現了國家的弊病，他在地方上不斷的推行改革，試驗新法，成效顯著，早年上書建議新法推廣全國，卻無人回應。
以諸葛武侯為志的王安石時時刻刻都想的是富國強兵，他不斂財，甚至不換洗衣物，不納小妾，吃、喝、玩、樂他一無所好，除了著書立說，靜寫詩文，便只剩下了憂國憂民。
後世抨擊王安石之人眾多，但極少以他的私德下手，至多說王安石為人邋遢。可為人邋遢又怎能說是缺點？只能說其不拘小節，卻無半分有愧於私德。
果然，神宗即位不過數月，便將王安石召回京師擔任翰林學士一職。
1068年，四月初四，王安石受召進京，君臣共兩人共單獨談話三次。
神宗說：“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
安石答：“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
神宗問：“然則卿所設施以何先？”
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
神宗以為然。（參見《宋史·王安石傳》）
君有志臣亦有志，第三次談話，隨著王安石的一句“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1069年）次年二月初三，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位同副相。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宋史·神宗紀》）
二十四天後，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神宗看著賬面上“百年之積，惟存空簿”八個字，一聲令下，變法正式開始。
於是，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熙寧變法就這樣在神宗的支持下轟轟烈烈的開始了。
舉例變法的具體措施與侷限性
王安石任相後，主持制訂了諸如青苗、免役、均輸、市易、農田水利、礦稅抽分等一系列新法，以求富國強兵。
今天我們具體講青苗免疫市易三法。
青苗法:政府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食、種子，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等到夏秋兩季有收成
政府從地主階層貸款者手中奪利，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高利貸的盛行，還大大增多了政府的收入。
但是呢？青苗法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在施政的過程之中卻逐漸演變成了對農民的強制借貸，本來不需要借債，但政府強迫你借，遇到災年難免還不起，又導致一部分農民破產。“青苗法”推行時, 雖然朝廷明文規定取息2分, “而施行之際則不然也”, 許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 甚至更多。本來這就是得罪官僚地主而有利於農民的事，卻因為利息頗高與強制借債而演變成了地主反對，農民也同樣反對的政策。
這就是政策執行出問題的一個例子，同樣的是其他新法推行時都存在這種問題，本來政策分出發點是好的，卻因為執行上的偏差而導致適得其反。
免役法:將原來按戶輪流服差役，改為由官府僱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民戶則按貧富等級交納一定數量的錢，稱為免役錢。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免役法同樣極大的增多了政府收入，同樣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
但是呢，這部分免役錢對勞動人民非常高昂不說，還造成了大量的官員中飽私囊的問題，又加上所有本來免除服役的士大夫階層也要繳納免役錢，又觸及了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利益。
市易法:在東京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
限制大商人對市場的壟斷，有利於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可市易法演變到後來，控制物價的功能不但沒起到，反而造成了官方工商業對民間工商業的壓迫，導致了民間工商業的大量衰亡。
以舉例的三法可見，新法實施主要有三個問題
- 過於理想化，而忽略了執行上具體實施的過程的變數，導致適得其反。
- 改革最本質的便是利益的調整與重新分配，而觸及利益階層切身利益的時候，人就不可避免的成了容易維護利益的產物，王安石變法損失了利益既得者的利益，卻對利益缺失者未帶來實惠，就導致了上層士大夫地主階層與下層農民工商業者的共同反對。
- 新法實施過程中的用人不當，還忽略了客觀的發展規律，變法過於激進。
保守派的極力反對
王安石變法確實達到了增加政府稅收的目的，這是顯而易見的，北宋王朝的財政收入有了極其明顯的增加。國庫充裕到什麼程度呢？充裕到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的水平。
但是，新法實施的過程中免不了各種弊端。而這些弊端，則成了舊黨攻擊王安石的重要依舊。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人才濟濟，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都屬於保守派，這這些人，在朝堂之上不斷給予宋神宗壓力。
王安石改革認為祖宗之法非變不可，而司馬光為首的士大夫階層除了守儒家保守思想的影響之外。加上王安石變法本就觸及了大量士大夫階層的利益，這就促使了司馬光等士大夫階層為了維護北宋初始便賦予的特權而與王安石產生的分歧。
加上王安石為了變法的順利推行對保守派的貶謫，而造成對舊黨對王安石一言堂的攻擊。然而，在王安石下臺，司馬光當政之後，抨擊王安石不善於容納白家之言的他，對新黨清算之時，成了真真正正的一言獨夫，蘇軾甚至評價司馬光是一個知行不一的人。
甚至說司馬光對王安石的反對，甚至達到了意氣之爭的地步，以阿雲案為例。
阿雲十五歲，正是如花的少女，受到家中逼迫，而嫁給了一個大齡光棍，最後在與丈夫的爭執下捅了丈夫幾刀。《宋史·刑法志》
這件案子，在政治家的爭論之中，鬧到了皇帝面前，司馬光和王安石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各執一詞，互相爭論。
王安石認為判刑是理所應當，但罪不至死，司馬光認為自古綱常如此，必須殺之，神宗仁厚，最後聽取了王安石的意見。
但是，這件事情卻遠遠不曾結束，在司馬光當政以後，哲宗時期，司馬光上位的第一件工作竟然是重審17年的阿雲案子，阿雲以謀殺親夫之罪被斬首。
當然，新黨奸妄小人也不在少數，但王安石私德，著實無攻擊之處。但阿雲一案也是司馬相公心中公理所為，著實不能抨擊。
司馬光還倡導盡數歸還神宗時期收復的西夏領土，理由是西夏反攻，將會造成巨大軍費的開支。
舊黨的反對一直在持續著，而新法的弊病也真真切切的存在，神總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本就不堪重負。
流民圖與變法失敗的必然性
終於，導火索爆發了，王安石敗在了一張圖上，這張圖叫作《流民圖》。
熙寧七年，宮門守衛鄭俠將《流民圖》與《論新法進流民圖疏》一同混在了上報神宗的加急文件之中，得以被神宗所見。
神宗看圖，心神不安，整夜未眠。
天不降雨，赤地千里，天地顆粒無收，百姓流離失所，易子而食，路盡餓殍。
鄭俠不忍，冒死上書。
他說:“我在京城的宮門，天子的腳下，尚是如此景象，那更遠的地方，又該是何等慘狀”？鄭俠認為是新法壓榨，才會造成此等慘狀。
鄭俠錯了嗎?
沒錯。
鄭俠誣陷新法了嗎?
同樣沒有。
王安石倡導“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可實施過程中到了最後還是與民爭利，保甲法影響了農業生產是事實，免疫法給農民添上了沉重負擔也是事實，青苗法強制農民借債加息也是事實。
王安石出發點是好的，可政策的具體實施還是變了味，任由王安石再怎麼眼光超前，也還是敵不過那句放眼當下，走的太快，想法太過超前，也是一種不幸。
事實上，司馬光的政見才是當時的主流，新法的失敗也說明了事實。
鄭俠錯了嗎?當然沒錯
可王安石錯了嗎?同樣沒錯。
大宋面臨的，不僅僅是內部的“百年之積，惟存空簿”，還有北方崛起的遊牧民族契丹、金和西夏的虎視眈眈，隨時南下。
王安石的初衷是何？富國強兵，目的也確實達到了。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誰也沒錯。
“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共治天下。”這是文彥博說的一句話，神宗想集權做大事，那士大夫必然失權，也不是舊黨私德有問題，新黨全是一袖清風。
而王安石變法失去了神宗支持，又沒有得到底層民眾支持，失敗也就有了必然性。
王安石雖二次拜相，但最終還是離了朝堂。
半生辛勞，終究是隻留了句荼毒天下的評價，可他王安石，何時在乎過他人評價？
他在乎的，只是未曾完成的抱負與廢除的新法。
後人評價如洪水滔天，還好公道自在人心。
是讚許還是抨擊，不過他王安石從未在乎。
寂寞千年久。
更誰能，推心置腹，呼朋喚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不信蠅營狗苟。
是與非，惟天知否。
問道人心何所見，卻原來，只是跟風走。
真心話，難出口。
任公奮作獅子吼，想當年，神州陸沉，舉國悲愁。
只取臨川成一夢，怎奈杯中殘酒。
看群賢，爭說肥瘦。
畢竟文章驚海內，且由他，覆雨翻雲手。
知己在，何所有。（梁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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