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制造“跑步女”

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 “好好跑步”

]

奥利弗-纳赫特韦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警示,“不安全感引发怨憎,要求认同,要求新的”我们”的感觉。”疫情期间全球一系列思想动向,都在成为这个观点的新论据,出现在北京的“跑步女”事件就是如此

网络思潮的一致抨击并没有错,跑步女对抗疫情防控执法的一系列台词令人作呕。有别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泼妇骂街,“把领导叫来”、“拿着鸡毛当令箭”,这种思维定式不是来源于传递者利益被侵占的挫败,而是其展示生活方式的优越感。

优越感可能流露在调侃、嘲讽,甚至是谩骂,但这只不过是生活方式。跑步女被人抨击的,并不是她的优越感,而是她将自己产生优越感的生活方式,凌驾于更多民众的利益之上。

这让人不安,进而引发了怨憎。

谨慎制造“跑步女”


1

跑步女与执法者的冲突,是在现代文明的范畴内。如果摒弃现代文明的外衣,个人欲望的宣泄如同野兽不可控。人类欲望是独立于自身利益的逻辑之外而运作的,并且对这种利益可能具有毁灭性。比如,跑步女并不会去想,外出跑步是否会让自己感染病毒。

关于文明进程的一种核心理论,是埃利亚斯所说的:现代文明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变化的成果,通过社会分化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体现出来。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看到个体的自我约束在加强,情绪控制之后,形成的新的心理特征,那就是思维空间的扩大。尤其是摒弃了及时满足,以及开始长远的思考。

这是说,在集体危机面前,个体的行为动机不应建立在维持当下满足的范畴,而是应放得长远。这不是集体与个体的矛盾,而是思维空间的问题。就像即便跑步女认为出门跑步是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也并非是有利于个人的理智行为。

2

疫情蔓延让人接受被限制的自由,这是一种延迟满足,一系列措施得以实施,依赖的是长远的思考,可以归类为一次集体的牺牲。集体牺牲让个体忽略自我创伤,并期待着集体复苏。这种联结,让任何悖于集体的行为都将受到个人意志的抨击。因为被伤害的集体利益,在此时会如此直接、醒目、剧烈的反馈在个人利益之中。

但应该注意到,对跑步女抨击最严重,并不是代表通俗文化的自媒体,而是掌握中产阶级话语权的传播者。自媒体煽动的通俗思潮受众不会去思考生活方式是否适合当下的时代,或者换句话说,接受通俗思潮传播生活方式的受众,并不会在乎当下的时代会如何影响自己的生活。

但中产阶级无法在时代的洪波的充当埋头的鸵鸟,思考让他们难以随波逐流,中产阶级承担的愤怒多少,不仅关系着直接的物质生活痛苦,而且更多联系着存在的不满。也就是说,联系着封闭的社会上升期待和无法兑现的、以往的社会承诺,让中产阶级对于跑步女事件尤为不满。

而且,跑步女事件并非孤立事件,跑步女也不是舆论的伤害者,相反,她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她不是外籍跑步女,而是中国跑步女,那她现在的处境,恐怕已经即被物理打击(扇巴掌,参加重庆某家庭疫情期间打麻将被防疫人员扇巴掌),又被心理打击(拘留,防疫期间这例子太多了)。因此,澳籍跑步女在北京防疫期间跑步,既没有被扇巴掌,也没有被拘留,她并不能将自己称作受害者。

那么,是什么导致无法兑现的社会承诺的出现,答案显而易见,而根源应该值得深思。

3

马克斯-舍勒认为,社会怨憎心理的增长,也与商业、民主社会思想的传播密不可分。作为一个社会固有的典型现代现象,个体之间的社会平等,与权力、教育、地位和财富的巨大差距并存。这些不一致,伴随着关于个体愿望和平等思想的不断扩张,必然产生并不断增长怨憎心理。

我们应该看到跑步女的做作与肤浅,但不应该忽视这种现代化下人类的思想惯性。况且,关于平等的幻想,依然在结构性的不平等扩张之际蔓延,怨憎心理已经是当今时代一触即燃的全球性瘟疫。

我们要做的,是避免让无法兑现的社会承诺轻易、放肆、毫不收敛的出现,这不仅是执法者的尺度问题,也是观察者一视同仁的思维问题。毕竟,在这个全球化不断萎缩,而信息疆界却不断扩张的当下,人们拿来和自己对比的,已经不再只是邻居,而是生活在地球上每个角落的居民。

我们每个人终究难以回避的是,我们面临的会是一个全新的移民时代,这种移民,不仅是物理上的迁徙,更是视野上的窥视。这种全新时代的社会进步,绝不仅仅只是促进从高收入者手中征收更多的税,然后分发给低收入者去寻求物质上的相对平均,而更要了解并接受地球上不同角落的生活方式。

就像跑步女事件,不应该仅仅从孤例来看待。应该认识到,跑步女之所以成为“跑步女”,并仅仅是她自己塑造了“自己”,更有那么多年来,屡屡不被兑现的社会承诺,纵容了跑步女们的跋扈。只有认识到这些,才不会简单的将跑步女引申到移民或者族群,进而制造激烈的二元对立。

4

阿帕杜莱认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民粹主义正在全球流行。跑步女事件体现的思潮导向令人担忧,引发思潮的人们似乎对于无法兑现的社会承诺,已经不抱希望,转而将怨憎心理发泄在另一个被放开的缺口上。

也许跑步女确实表里如一的可恶,但她并不能代表一个群体,也不应然让一个群体的利益受一个人所左右。因为,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原始的、野蛮的和邪恶的冲动从未消失,反而在一个被压抑的状态下继续存在,等待机会施展它们的行动力。

遏制这种憎恨冲动,是在对抗人性的本能。别让社会承诺的失败,成为加剧这种本能的始作俑者。

谨慎制造“跑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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