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麼是智慧城市，它和智能城市、數字城市甚至城市信息化到底是什麼關係？
某個城市
這些概念總會不時地引起爭論。概念並不重要，如果需要，我們還可以造出十倍百倍的概念，為混亂的大廈添磚加瓦。在政治經濟活動中，名字就有點重要了，就像給孩子起名字，姓表示孩子是誰的（所有權），名錶示對他/她的期望（誰主導）。概念或稱之為標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達成共識，雖然誰都知道，在日趨複雜的社會里達成共識並不容易，形成廣泛的共識就更加困難了。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理解智慧城市必須跳出智慧城市的窠臼，業內人士總是強調“智慧城市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似乎是個筐，什麼都能裝。請站的再高一些，用用歷史和哲學，和它們比，智慧城市不過是“一花一世界”。無論幹什麼，人的認識總是多種多樣的，有人願意埋頭走路，有人願意仰望星空，有人關注what，有人關注how。風水輪流轉，近代以來，影響世界的源頭在西方不在東方。柏拉圖認為有個理念的原型世界，所以要正心誠意，而亞里士多德堅持要格物致知。
兩位辛苦
近代歐洲的兩位代表人物，一位是英國的弗朗西斯·培根，為了呼應當年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Organum），寫了本《新工具》（Novum Organum），人應當怎樣認識世界呢？要破除心靈的四種假象：族類假象、洞穴假象、市場假象和劇場假象，靠實驗和經驗日積月累地認識世界。開了經驗主義的先河，這種哲學上的經驗主義，投射到政治上就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和光榮革命，誰也不比誰高明，吵吵鬧鬧地治理國家；投射到法律上就是英美法系，慣例法判案，看看以前怎麼判，這次大概也怎麼判；投射到文學上就是現實主義，歷盡艱辛總該沒毛病的大團圓了吧？不行，有瑕疵，因為現實原本如此。但培根是精英性和貴族性的，他的作品還是沿用了拉丁文寫作。
另一位是法國的勒內·笛卡爾，躺在床上寫了本《談談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在人們用那飄忽不定、脆弱不堪的經驗認識世界之前，還是先用理性好好地分析和思考，找到世界應當是什麼，開了理性主義的先河，這種哲學上的理性主義，投射到政治上就是三權分立和法國大革命，自認為想清楚了世界應當是什麼的那一批人很多成為雅各賓派；投射到法律上就是大陸法系（羅馬法系），成文法判案，既然一大塊地盤上有這麼多隊伍，誰的慣例是標準呢，還是沿用自然法吧，寫成條文遵守就行了；投射到文學上就是浪漫主義，亂亂哄哄一番總會有瑕疵鬧掰了吧？不會，沒毛病，因為世界可以如此。笛卡爾的作品是帶有啟蒙性和大眾性的，他的作品打破了拉丁文慣例，用了法語口語。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早有濫觴，如何看待智慧城市，難道就沒有這樣的分歧了嗎？
魯迅先生
忙於各種預測的專家們成功而巧妙地避開了各種數學公式，感嘆技術的非線性進步，憤恨那幫coder們怎麼就不能實現那個功能，他們眼裡的智慧城市基本屬於理科生對文科的習慣牴觸和謹慎悲觀。
忙於代碼中的工程師們嘲笑外界對人工智能的樂觀或恐慌，迷惑於CPU中的高低電平和大腦中的神經元到底有什麼相同之處，他們眼裡的智慧城市基本屬於文科生對理科的指手畫腳和盲目樂觀。
熟練於複雜系統分析的人，過於瞭解系統的複雜性和協同性，他們眼裡的城市就像個突然湧現的生命，希望出現智慧城市，他們可能更願意看凱文·凱利的《失控》《科技想要什麼》……
沉湎於工程項目建設的人，過於熟悉機器的幾何性和電氣性，他們眼裡的城市就像個更加複雜的機器，希望出現智能城市，他們或許更願意看亞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遊》和劉慈欣的《三體》……
這也是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別，前者為將現實投射到理想，把機器喻成生命，渴望解放自身，後者為將理想拖拽進現實，把生命喻作機器，希望通曉原理。
在智慧城市“提升市民滿意度和獲得感”方面，前者強調建立制度，而後者希望多談談市民的權利義務。
在智慧城市的建設重點上，前者希望搞好頂層設計，後者希望落實應用場景。
在智慧城市“試點”方向，前者希望法國式的變革，後者希望英國式的漸進。
那麼，還有沒有智慧城市中的儒家派、墨家派、道家派和法家派……？恐怕一直有，古老不代表過時，星際航行能辦月票的那一天，也不妨礙自行車遍地跑，這是個分層演化的問題。
所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辯論，認準了幹就行，剩下的請留給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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