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把新冠肺炎称作“中国病毒”（the Chinese Virus），并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坚称“这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称呼”。
世卫组织对此回应称，病毒没有国界，不区分种族肤色和财富 。“我们在语言使用上要小心，应避免把病毒同个体联系在一起。”
历史上，将某种疾病同特定种族、地区等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屡见不鲜。疾病命名的过程，充满了歧视和反歧视的斗争。而歧视性的命名，给大量人群带来过困扰和损失。
特朗普公开使用种族主义色彩词组称呼“新冠肺炎”
历史的“惯例”
19世纪，起源于恒河三角洲的“亚细亚霍乱”遍布全球。这个疾病名称持续了数十年，也暗示着一种对亚洲整个大陆的谴责——似乎是此处医疗条件缺乏，才导致疾病的全球流行。
今天我们用“霍乱”来称呼它。
实际上，霍乱的流行，主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业发展的结果。对于当时欧洲和美国的人来说，亚洲是一个“遥远的异域”。将霍乱同亚细亚大陆联系起来的做法，切合了一种相对于非白色人种的、智识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进而也让殖民行为变得“合理化”。
1884年霍乱期间，法国。公共卫生人员在海关检疫站给旅行者的行李消毒。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科学家们才能够通过实验技术手段，把一些病原体同特定的疾病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新技术也让研究者能够把这些病原体同特定的地区联系起来。
于是，以地区命名疾病很快成为一种“惯例”。这种“惯例”不仅仅影响到那些被卷入命名的地区，往往还波及到它们的周边地区。
以地域命名带来的问题之一是，一些地区的公共卫生管理者，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所在地区被污名化，而故意漏报或压制疾病情况。
1993年，在美国“四角落”地区（四角落是美国西南方的领域，指以科罗拉多高原为中心的四个州边界交接的一点以及周边的地区），爆发了一场致命的呼吸道出血性疾病，并被打上了“霍瓦纳流感”的标签。人们错误地以为，它能直接人传人，并把它同印第安霍瓦纳保留地联系起来。
因为恐于被污名，霍瓦纳保留地的居民对上报病例给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种漠然的态度。最后，当局才将新发现的这种汉坦病毒命名为“Sin Nombre”——在西班牙语里，它的意思是“无名”。
1993年，爆发流行病的美国“四角落”
这种“惯例”还给特定地区造成了经济损失。
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近郊亨德拉镇，一个赛马场内发生急性传染病事件，导致14匹赛马和1人死亡。
后来，病原体被证实为副粘病毒科家族中的一员，最初命名为马麻疹病毒。但为了不混淆，研究人员便根据发现地，将它改名为“亨德拉病毒”。
新病毒被擒获本是好事，但亨德拉镇的居民非常不满。因为这个命名严重损害了当地的声誉，降低了度假地产的价值——据说20多年过去，研究人员还能接到当地居民打来的电话，愤怒地控诉这种命名造成的后果。
而不同国家的人，以疾病之名相互“泼污水”地情况，也不是没有。
1918大流感
1918年大流感，我们常常能听到它被称作“西班牙流感”。但其实，西班牙压根不是它的爆发地。
当时一战正酣，英美法德各国都实行新闻管制，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大肆报道，再加上西班牙国王也被感染，这才给人造成当地疫情极其严重的错觉。
西班牙人不想领这名字，就用当时正在热演的“那不勒斯兵”为其命名，借机甩锅给意大利。其它国家也各怀心思：塞内加尔把它叫“巴西流感”，巴西叫它“德国流感”，而波斯人显然对英国人不满，将其称作“不列颠流感”。
直到1999年，英国的研究者才发现，这场流感真正的发源地，是法国埃塔普勒附近的军营和医院。
另一个例子是梅毒。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在意大利叫“法国病”。土耳其人呢，把它叫“基督徒病”。
不涉地名的命名，好不好？
此次新冠肺炎的命名也是经历一波三折。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大陆媒体上大致使用的是“武汉不明肺炎”或“武汉病毒性肺炎”这样的称呼来指代这个新疾病。在台湾，基本统称为“武汉肺炎”。英文媒体，使用Wuhan Virus，或China Virus这样的名称的占了多数。
后来世卫组织将它称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也就是我们使用了一个月的2019-nCoV，再到2月，这个新疾病才有了正式的新名COVID-19，中文则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从“武汉肺炎”到“新冠肺炎”，大多数媒体和民众都改变了称呼习惯。
但是歧视并不会戛然而止，不仅牵扯到武汉人、湖北人，而且波及到全球的华人。
图源自微博
3月3日，一名新加坡留学生在Facebook发布求助，称自己在伦敦街头被一群青少年袭击，并附上自己受伤的照片。“我走过一群年轻男子，有一人看我一眼，对我说‘冠状病毒’。”
3月11日，加拿大的华人社团要求联邦政府进一步消除种族歧视，原因是近日来多家加拿大华人商家受到骚扰。
3月14日，一湖北籍男子在前往广西南宁途中，发现桂林永福服务区公厕有两个位置贴有“湖北籍厕位”标志，在停车区域还专门划分了湖北籍停车区。
2015年5月，世卫组织提出了“命名新的人类传染病的最佳范例”。而提出这个范例的目的，是“减少疾病的名称在贸易、旅游、旅游或动物福利方面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并避免冒犯任何文化、社会、国家、地区、专业或民族”。
按照这个原则，地理名称，人的名字，动物或者食物的名字，文化、人口相关的名词，以及煽动恐惧的词都不应该包含在疾病的名称当中，应当使用中立的描述性语句对疾病进行命名 。
而“新冠肺炎”的命名，则选择了因果病原体和首次发现的年份的命名方法。
不过，也有人提出，世卫组织提出的命名原则并不利于向大众普及相关信息。世卫组织指导原则下命名的TPD-1908是什么？是“香港脚”，一种我们已经约定俗成的、对足癣的称呼。
但是，也正因为“约定俗成”难以在人们记忆中难以改变，正式命名一种疾病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出来。
人类学者刘绍华本月就撰文指出：“疫情蔓延时，‘中国’已无异于疾病的隐喻。污名性的隐喻尤其具有变异的传染性，‘武汉’已经扩大成‘中国’，而‘中国‘也可能延伸为‘亚洲’了。若任由污名等号如此不断替换标签对象，谁又能安保自己是局外人？ ”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封面
疾病的隐喻
除了将疾病同某些地区联系在一起以外，以某种特定人群为中心的歧视化命名法，历史上也有。
今天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是“获得性免疫综合征”，但它最初的名字是什么呢？
GRIDS，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直译过来就是“同性恋引起的免疫缺陷综合征”。因为最早发现的病例都有男性性行为史，人们基于对同性恋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认为它是“男同专属的疾病”。
“艾滋病”在台湾一开始被称为“爱死病”，也是源于将这个疾病与对男同性恋的刻板印象联系到一起。
一个疾病的名称，指涉了种种人们对这种疾病本身、以及患病之人的想象，远超生理学或医学意义之外，带来一种“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经指出：“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
人们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等，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人们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这种隐喻的发端，往往是神秘感，是我们对其了解和知道得不够多、不够透彻。疾病本来只是疾病而已，但因为神秘，就被附加诸多主观的想象和过往的经验——而它们往往是错的。
人类对疾病的了解，目前也只触及真相的很小一部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破除隐喻，将疾病还原为疾病。世卫组织的命名指导原则，意义也在此。
1.《命名记录历史与寄托，而非歧视 》
2.《 以疾病为名的地图炮 》
3.《 肺炎疫情下，談疾病的命名與污名 》
4.《 武漢肺炎還是新冠肺炎？疾病有人名地名，一定是歧視嗎？》
5. " Naming the new coronavirus – why taking Wuhan out of the picture matters "
6. "WHO issues 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
7." Scientists need to rethink how human disease names chosen, WHO advises: New best practice "
8.《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
9.《英语词汇文化喻义研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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