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但凡读过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的人，一定会对钱先生的前言印象深刻。从来没有一本著作能让人热血沸腾。钱穆先生所列的四条信念，也是钱先生的
治学态度以及史观，初读国史大纲当看到段文字后便对钱先生肃然起敬。这四条信念看似简单也很好理解，但是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一下，就会感到其中的深意。其原文如下：“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
这本书很厚也很难读，如果是没有读书习惯的人突然读这本书的话会有些痛苦，我读的竖着繁体字版本的，要不是小时候有接触过繁体字那读起来就更加艰难了，这本书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方面系统的概述了我国的历史，作为国人来说感觉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那么如何才能读懂这本书呢？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抨击这本著作呢？这一切都要从钱先生所属的历史时期讲起。
五四运动以来的学人，或者说1840年以来的学人都明白，作为国人第一要务就是救亡图存，钱穆先生也不例外。《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1939年在西南联大教学时期完成的一部中国通史，1940年一经付梓，便被民国政府定为各大学通用历史教材。为何如此？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日患紧逼，内政不起，全体国人处于恐慌、迷茫、消沉的情绪中，而这皆源于内心民族自信心的丧失。1939年的国局直如诸葛丞相所言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国人救国存亡的热情和决心逐渐被现实打击，逐渐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感到担忧，即中国和中华民族是不是就此便了结了。《国史大纲》便是针对此时局而作，钱穆先生从中国历史及其独特精神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必然能取得战争胜利并重新崛起，重新唤起国人民族自信心。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国史大纲》的学术严谨性是否会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所影响？近现代学人对此最为纠结。历史书写，到底是应该秉持学术客观性还是与现实保持高度相关性？但毫无疑问，《国史大纲》并不存在这一问题，用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书》中所说的，钱穆的这部通史从学术上来看是“圆而神”的，是从实证中论述的，并不会因个人情感而强行破坏学术的客观。
对于《国史大纲》我现在还处于不断学习理解求证补充的阶段，但融会贯通并与生命气质结合只是时间问题。一国国民只有了解坚信本国历史，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才能称得上是国民，否则只是了解客观历史的外国人。而一国国民能了解坚信本国历史，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则此国家必然处于发展与希望之中。国立、民生、经济强盛，则必然要求文化上的供给。为何现在政府要推行学习传统文化，便是因经济发展已发展到一定地步，自然生发出文化需要，而我们毕竟是中华传人，而非上帝子民，只得回到自身文化中。最怕的是瞧不起自身文化，而仰慕外国文化，又被西方国家所鄙视排斥，这又是民族自信心丧失凋零的变相表现。能看到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幸运的，但近八十年还没有超越这部史书的通史出现，就有点尴尬和苍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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