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但凡讀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的人，一定會對錢先生的前言印象深刻。從來沒有一本著作能讓人熱血沸騰。錢穆先生所列的四條信念，也是錢先生的
治學態度以及史觀，初讀國史大綱當看到段文字後便對錢先生肅然起敬。這四條信念看似簡單也很好理解，但是當我們仔細地閱讀一下，就會感到其中的深意。其原文如下：“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
這本書很厚也很難讀，如果是沒有讀書習慣的人突然讀這本書的話會有些痛苦，我讀的豎著繁體字版本的，要不是小時候有接觸過繁體字那讀起來就更加艱難了，這本書貫穿了整個中國的歷史，從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等方面系統的概述了我國的歷史，作為國人來說感覺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那麼如何才能讀懂這本書呢？以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抨擊這本著作呢？這一切都要從錢先生所屬的歷史時期講起。
五四運動以來的學人，或者說1840年以來的學人都明白，作為國人第一要務就是救亡圖存，錢穆先生也不例外。《國史大綱》是錢穆先生1939年在西南聯大教學時期完成的一部中國通史，1940年一經付梓，便被民國政府定為各大學通用歷史教材。為何如此？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的中國，日患緊逼，內政不起，全體國人處於恐慌、迷茫、消沉的情緒中，而這皆源於內心民族自信心的喪失。1939年的國局直如諸葛丞相所言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國人救國存亡的熱情和決心逐漸被現實打擊，逐漸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感到擔憂，即中國和中華民族是不是就此便了結了。《國史大綱》便是針對此時局而作，錢穆先生從中國歷史及其獨特精神的角度出發，指出中國必然能取得戰爭勝利並重新崛起，重新喚起國人民族自信心。
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國史大綱》的學術嚴謹性是否會被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所影響？近現代學人對此最為糾結。歷史書寫，到底是應該秉持學術客觀性還是與現實保持高度相關性？但毫無疑問，《國史大綱》並不存在這一問題，用嚴耕望先生在《治史三書》中所說的，錢穆的這部通史從學術上來看是“圓而神”的，是從實證中論述的，並不會因個人情感而強行破壞學術的客觀。
對於《國史大綱》我現在還處於不斷學習理解求證補充的階段，但融會貫通並與生命氣質結合只是時間問題。一國國民只有瞭解堅信本國曆史，對本國曆史懷有溫情與敬意，才能稱得上是國民，否則只是瞭解客觀歷史的外國人。而一國國民能瞭解堅信本國曆史，對本國曆史懷有溫情與敬意，則此國家必然處於發展與希望之中。國立、民生、經濟強盛，則必然要求文化上的供給。為何現在政府要推行學習傳統文化，便是因經濟發展已發展到一定地步，自然生髮出文化需要，而我們畢竟是中華傳人，而非上帝子民，只得回到自身文化中。最怕的是瞧不起自身文化，而仰慕外國文化，又被西方國家所鄙視排斥，這又是民族自信心喪失凋零的變相表現。能看到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是幸運的，但近八十年還沒有超越這部史書的通史出現，就有點尷尬和蒼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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