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常说“民族衰老”的一句话，这亦是一个模糊不清楚的概念。世界上任何一民族，其进入历史文化阶层有先后，但并不即是它民族生命之长短。
在希腊、罗马时代，欧洲北部，早已有日耳曼人，他们在树林里过着距离人类文化历史路程较远的原始野蛮生活。他们只是进入文化历史的时期较在后，并不即是他们的民族生命较尚新。
非洲的黑人，南洋的棕色人，论其历史生命亦并不短，论其文化生命，至今尚未能跃登世界舞坛，有所表现。你说他们的民族生命是新是老呢？
若认民族由文化之陶冶而成，故进入文化境界较后的，便是民族生命较为短浅的，则文化寿命本身有长短，这是文化的本质问题，并不能说一切文化都是齐头并长，久演的便是老、是衰；浅演的便是新、是壮。
路旁的蒲公英开久了，不就是年轻；深山中的柏树，经历了几百年，不就是年老。
文化生命，究和自然生物的生命不同。个人生命属于自然界，民族文化生命则属于人文界。人文世界固亦从自然世界演出，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但它已超越了自然界，不能把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一概比论。
自然律并不能完全限制人文律。个人生命不能无限展延，但民族生命则已远超过自然生命，不能也说它定有一时间性的限度。
本文选摘自钱穆著《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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