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發明以後,陶器並未徹底退出歷史舞臺,而是以其顧強的生命力用另外一些形式,與瓷器並存並與之交相輝映,形成中國陶瓷發展光輝燦爛的交響史詩。
西周、春秋戰國時期,製陶業以生產民間實用器皿為主,除了延承商代些陶器形制外,並沒有多大的創新,但建築用陶卻有了新的發展。
秦代陶器的品種繁多,大多仿自銅器的造型。最惹人注目的是兵馬俑,被著為世界奇觀。個個形體高大,和真人真馬大小相似,形象生動而傳神。整個軍陣嚴整統一,氣勢磅礴,充分展現了秦始皇當年“奮擊百萬”“戰車千乘”統一中國的雄偉壯觀情景。
秦兵馬俑的燒成,是陶瓷工藝史上的空前壯舉,它反映了當時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和生產水平的情況,為我們研究秦代燒陶技術和雕塑藝術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
漢陶俑的製作藝術性較高,出土的說書人俑神形皆備,令人歎服。漢代的磚瓦藝術也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其畫面精細,內容豐富,極富時代氣息,多側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情況。
西漢陶器最常見的是泥質磨光灰陶,同時又出現了一種在釉料中加入助熔劑的鉛色釉陶，鉛釉陶的製作成功,是漢代製陶工藝的又一成就。
釉料中加入鉛,不僅可以降低釉的熔點,還可以使釉面增加亮度,平整光滑,使鐵、銅著色劑呈現美麗的綠、黃、褐等色;但以綠釉為多,綠如翡翠,光彩照人。墓葬中出土的鉛釉陶器表面,往往泛出一層銀白色的光澤,稱為銀釉。其形成銀釉的原因是由於釉面長期受潮,釉層表面析出多層次的沉積物,在光線折射下,就產生了銀白色的光澤,並不是在釉料中加入銀的緣故。
漢綠釉中的銀白壺、狩獵壺在1984年時,每件價格在香港一下子升到了兩三萬美元,以後由於綠釉罐的大量出土,價格才跌落下來。
漢代鉛釉技術的發明和發展,在我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不僅為後世著名的唐三彩的出現開闢了道路,而且為明清景德鎮五彩繽紛的釉上彩瓷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漢代的釉陶樓閣雖是陪葬物,但它也是我國開始燒造琉璃瓦的先導,在我國建築藝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陶器與瓷器開始明顯分化。由於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使用,陶器逐漸不為人們所重視,所以製陶業呈現衰落局面。
陶器製品一般比較粗糙,種類少,灰陶的火度低,質量低劣。陶質建築器材少量炊具以及尋常老百姓家用的罐、缽、碗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仍佔有席之地。作為明器的陶俑還在發展著,還在隨社會的變遷而變化,且其製作已經步入藝術創作的正軌。
此時陶俑的雕塑藝術水平不斷提高。三國時期陶俑表面呆板,比例失調,非常粗拙。到了南北朝時期,陶塑藝術完全成熟,併為唐代、宋代陶俑藝術的高度發展鋪下了厚實的基礎。
在北方一般都以組合俑為主,陶俑的形象、服飾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徵。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民族之間的融合。
在南方,成套組合的俑群非常少見,隨葬的男女侍從俑多為個體,風格崇尚寫實,塑造的形象多面帶笑容,以靜態為美。這種儀態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審美情趣和價值觀。
能代表這時期陶塑藝術水平的是北朝陶塑人物和動物。北朝大墓隨葬陶俑動輒數百成千,隨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數十件。隨葬瓷器的數量顯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數量相比。其造型尤為生動。陶塑人物中,文吏俑一般頭戴冠,身著袍,腰束帶。或雙手下垂,或拱袖而立,溫良恭謹,具備北朝藝術的特徵。
武士俑以騎甲馬武士俑和按盾武士俑令人注目,人馬全身披甲,威武強悍勇猛異常,體現了北朝軍隊的戰鬥力。
陶塑動物中突出的有馬和駱駝,馬四蹄矯健,鞍韉華麗,具有一定的藝術水平。陶塑駱駝,從北朝始方有,製作也有相當的水平。元邵墓中出土的件駱駝,昂首屹立,雙峰間設鞍,上被長毯,毯上橫置貨袋,彷彿正在跋涉遠行,是北朝陶塑藝術中特色鮮明、令人讚不絕口的作品。
在南北朝的陶塑藝術基礎上,唐代三彩陶俑的出現,更是將陶塑藝術推向了一個高峰。在造型、施彩或是製作方面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為後世所不及。
三綵女俑、鎮墓獸、文武俑官、罐壺盤碟等,都成為文物交易中的寵兒,身價倍增。
三彩陶俑,一直流行到宋、元、遼,但無論風格和氣派,整體水平都趕不上唐代。
貌似在三彩陶的發展後勁不足的時候,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又異軍突起,成為陶器中一個獨具特色的品種,得到人們的關注。
紫砂陶產生於宋,盛行於明中葉以後,一直為人們所喜愛,在今天仍長盛不衰。特別是紫砂陶優良的質地,美觀古樸典雅的色澤,更是令古代文人雅士們傾倒,於是紫砂陶茶具上詩、書、畫、篆刻一應俱全,成為我國茶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歷代藏家都喜愛紫砂陶的古樸高雅,使紫砂陶的地位也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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