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精湛的文章體性說以“天、地、人”同構的民族哲學思維和文化心理結構為背景，容納了儒家的倫理情懷、道家的自然崇拜、釋家的超脫人生、辭章家的美學追求，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是他對古代文學體性風格論的重要貢獻之一。
姚鼐有關文章體性美學論或曰風格學的闡述主要見於其所撰的《復魯絜非書》《海愚詩鈔序》兩文中，前者論文，後者論詩，大意相同。姚鼐的風格陰柔陽剛二分法簡便易識，是抽象思維的思辨結果。以剛柔論風格可以溯源到魏晉時期，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出文章有“清氣”和“濁氣”之分；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就有“剛柔迭用，喜慍分情”之詞；劉勰《文心雕龍·鎔裁》有“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之說。至宋明時期，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將詩歌風格分為“沉著痛快”和“優遊不迫”兩大類；明人屠隆《文論》把文章風格分為寥廓清曠、風日熙明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兩大類。清代桐城前輩方苞有“古之作者，其人格風規，莫不與其人性質相類”之論；劉大櫆有“品藻之最貴者，曰雄、曰逸”之見。以上論述都是姚鼐風格學的重要文化資源。
在前人的基礎上，姚鼐從“天人合一”的哲學高度立論，對陰柔陽剛說作了進一步的闡釋。其《海愚詩鈔序》雲：“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姚鼐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為基礎，強調文學創作是發乎自然合乎神明的精神創造。天地萬物稟陰陽二氣而生，人又為萬物之靈，故其個性氣質便有陰柔陽剛之不同，並會反映在他的創作上，文學之陽剛與陰柔風格便應運而生。《周易》將“陰陽”視為推動宇宙生命互動的兩種基本因素，柔與剛分別是陰陽所具有的兩種屬性。姚鼐探討文學本源以此宇宙觀為哲學基礎，從而使其陰柔陽剛二分法由以前的感性描述上升為一種哲學觀照。
姚鼐風格說的價值，就在於對千姿百態的風格現象高度概括，並歸納為兩種相反相成的基本風格類型，從而使紛紜雜亂的風格現象在兩大基本共性的統攝之下變得系統化，成為一種易於被認知把握的對象。姚鼐說：“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他並非沒有認識到風格的無限可分性，只不過認為沒有再作具體區分的必要。
在姚鼐看來，詩文最理想的審美境界應是剛柔相濟：“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閹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儘管在理論上姚鼐要求陰陽兼勝，但在具體運用中他又常常打破這種平衡：“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自諸子而降，其為文無弗有偏者。”他又以天地作比，認為“天地之道，協合以為體，而時發奇出以為用者”，故“古君子稱為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於其間”。在陽剛美與陰柔美二者間，姚鼐更偏愛“陽剛之美”，他認為“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天下之雄才尤為難得。
以程朱理學為宗是桐城派的特色，姚鼐終身遵循宋學，其《程綿莊文集序》雲：“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於天下之公心者，為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為無病也。”他甚至說“程、朱猶吾父、師也”，詛咒詆訕父師者會“為天之所惡”“率皆身滅嗣絕”（《再復簡齋書》）。姚鼐秉承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推崇陽剛之美，同輩朱孝純（子潁）、王文治（禹卿）和謝啟昆（蘊山）的豪邁之作均得到他極力讚賞。年輕時候的姚鼐充滿雄心壯志，極富報國熱情，他說：“僕昔弱冠歲，始竊鄉曲名。充賦自南來，意氣頗縱橫。”（《阜城作》）他以“偶向人間結豪士，擊築和歌燕市秋”的豪氣自許（《於朱子潁郡齋值仁和申改翁見示所作詩題贈一首》），渴望報效國家，施展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姚鼐對陽剛之美的推崇，是一種對青少年時代積極進取精神的回憶。朋友朱子潁至老豪縱之氣不衰，尤其是他企慕的對象；當姚鼐本人的豪縱之氣不再時，這種敬羨就變得愈加真誠。此外，姚鼐編撰《古文辭類纂》，對陽剛美的推崇也體現在該書對眾多作家作品的評語上。
但是，姚鼐認為陽剛風格非勉力可為，而自然平淡陰柔的文風更易企及。他說：“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偉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為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為文家之正傳。”（《與王鐵夫書》）姚鼐本人所作詩文亦偏於陰柔一路，曾國藩就曾批評其文“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清史稿》謂姚鼐為文“高簡深古，尤近歐陽修、曾鞏”。姚鼐為文淨潔精微，此與其生活經歷有著密切關係。多年的官場生活磨去了他富有稜角的個性，青年時代的豪氣也日漸消歇，他曾說：“自從通籍十年後，意興直與庸人侔。”（《於朱子潁郡齋值仁和申改翁見示所作詩題贈一首》）入四庫館不足兩年，正值壯年的姚鼐便乞病辭官，據《姚惜抱軒先生年譜》載：“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為空疏，掊擊訕笑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辯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姚鼐治學路數與眾不同，毅然辭職，自此選擇了授徒講學的道路。姚鼐自幼羸弱多病，壯年又連遭正妻、世父、繼室相繼而亡的打擊，並黯然辭職，老莊、佛家思想由是滋生。宋學本身就融合了道、佛的血液，姚鼐接受道、佛思想自然亦無須較多曲折。姚鼐曾著《老子章義》《莊子章義》，對老莊之學有較多體悟。他在《莊子章義序》中說：“《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為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王文治又教之以佛學，《食舊堂集序》雲：“先生好浮屠道，近所得日進。嘗同宿使院，鼐又渡江宿其家食舊堂內。其語窮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原本排斥佛教的姚鼐由是漸信佛學：“鼐以衰罷之餘，篤信釋氏，佞佛媚道。”（《與朱石君》）在他看來，佛學與儒學看似相悖實則相通：“夫儒者所云為己之道，不待辯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氏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學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萬事之中，要不失為己之意……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為不必。”（《王禹卿七十壽序》）本土化的佛學與道學無甚差別，道、佛思想亦成了姚鼐的行為準則之一：姚鼐示佛書佛理於陳用光，葬親而觀形家之學數十家，退隱後知山樂水，視奇山為天地之至文而廣遊天下名勝。道、佛思想的滋生促使姚鼐性格趨於內斂，創作上由此形成了陰柔之風。
《清史稿》評價姚鼐的為人特點：“鼐清約寡慾，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歡；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易其所守。”總體說來，姚鼐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剛柔並濟的處事風格。在詩文創作實踐中，姚鼐不自覺地偏向了陰柔。姚鼐雖以恬淡閒適示人，但他絕非“佛系”老人，儒學才是他立身之根本，積極進取是一生的內在精神信念。姚鼐致仕後孜孜不倦地創建桐城派，較好地闡釋了這股內在的堅韌與剛勁。更何況“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是一條自古而來悠遠、深邃的文化潛規則，他尚陽剛而以陰柔為次的觀念，顯然是受了古代“天尊地卑”思想的影響。《易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圖上首尾相合的陰陽魚預示著陰陽相生的道理，但在八卦圖中，純陽卦在上、純陰卦在下，男為陽而女為陰，尊男而卑女的意思十分明顯。姚鼐所處的乾嘉盛世，剛健文風尚不迫切；道鹹以降，危機四伏，經世之風盛行，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姚鼐這一傾向對其弟子們產生了較大影響，這為清末古文注入了雄奇、遒勁之風。
（作者：陳志揚，系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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