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吸取2008年的“4萬億”教訓是正確的，但必須正確吸取教訓。而錯誤認識“4萬億”的教訓，會令我們應對當下的“全球疫情危機”畏首畏尾，而錯失重大歷史機遇。面對越來越快的國家病員激增、封國斷路，越來越多的城市街巷靜謐、商業蕭條，越來越重的國家經濟停擺、市場萎縮，我們沒有理由猶豫、沒有理由僥倖，而需要向抗擊疫情一樣，當機立斷地採取有效措施，讓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第一個從疫情中站立起來的國家。這不只是為了有效掌控自己的經濟命運，同時也是為世界樹立典範，強化世界人民戰勝疫情的決心。
如何看待“4萬億”政策？我們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客觀評價。
2007年之前的若干年，中國經濟“過熱”實際是外需過熱，美國金融機構幫助底層民眾從房地產漲價中套取現金並用於消費，而他們所需的大量中低端消費品很多又來自中國，從而推動中國投資、外貿暴漲。此外，全球資源價格被“炒上天”，原油價格創出146美元一桶的歷史高點，以致中國CPI高漲。怎麼辦？中國不斷加大貨幣緊縮力度，但沒有抑制外需，卻嚴厲打壓了內需，甚至美國金融危機已經出現明顯信號，中國依然極度緊縮。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餘永定先生最近公開表示，自己曾三次犯錯，其中之一就是明明已經看到美國金融危機，但自己依然主張緊縮。
為什麼要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想說，因外需過熱而不斷緊縮，長此以往，中國內需嚴重不足。這時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外需突然歸零，中國經濟就會斷崖式下跌，內需嚴重不足的境況被表露無餘。怎麼辦？補足內需。這就是當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突然轉向，4萬億投資政策倉促出臺的歷史背景。
那為什麼會出現之後“10億信貸增長”？因為金融危機前，中國一方面允許外資任意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推高房價；另一面用各種緊縮的宏觀經濟手段壓制房價。結果外資因金融危機撤出，房地產市場流動性枯竭，各大城市土地流拍，地方政府財政吃緊。而就在這個當口，“4萬億”政策來了，地方政府報項目卻拿不出配套資金，最後依託“平臺貸”充當政府投資的資本金，以致當年信貸暴增至10萬億元。這個過程中我們還看到，中央出臺政策，嚴厲限制了外資在中國重要城市購買房產。
這樣一段歷史的確給中國經濟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但這是“4萬億”的錯嗎？依筆者看，第一，放任外資（大量是境外金融機構發售的“中國房地產投資基金”）在中國各大城市購房是錯誤的；第二，把“外需過熱”當成“內需過熱”去治理，嚴重壓抑了中國經濟內需，這是錯誤的；第三，2010年刺激政策突然退出，財政過熱不去治理、還要確保，而貨幣卻轉向緊縮，以致民營資本流動性枯竭，中國內生性增長動力不足，這顯然是錯誤的。餘永定先生也大膽地承認：2010年自己主張退出為時過早，這也是他本人三次錯誤主張之一。
可見，“4萬億”後遺症，絕非發源於“4萬億”政策，而是歷史錯誤未獲有效糾正的結果。我極其欽佩餘永定先生的勇氣，他敢於實事求是地面對自己過往的錯誤主張，尊重歷史是延續了歷史，而不是為了掩飾去隔斷歷史，這才是中國經濟學界真正的希望。
現在，我們又到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如何判斷、如何抉擇、如何著力、如何力度都需要我們儘快拿出方案。我們已經針對自身經濟戰疫需求給出了一些措施，但那畢竟是臨時性措施，而“全球疫情危機”即將帶給世界的重大變化，絕不是隻有“臨時性措施”就告萬事大吉的，它需要更為充分、更為長遠、更為堅實的根本性措施，讓擺在中國面前的機會真正成為機會，讓中國更加長遠的發展戰略得以更好地實現。
擺在中國面前的機會到底是什麼？全力啟動內需政策，讓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全球資本、尤其是股權資本提供良好的利潤預期，讓中國資本市場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並藉助資本的聚集效應，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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