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了“半條被子”的感人故事。“半條被子”的故事發生之後，這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 2018年4月16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資興村民為三名女紅軍掃墓八十四載》的報道，報道稱這三位女紅軍犧牲地距“半條被子”發生地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不足100公里，犧牲時間就在贈被子的3位女紅軍離開沙洲村的兩三天間。那麼，從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走出來的三位女紅軍與犧牲在資興市黃草鎮黃家村的三位女紅軍有何關聯？當年贈被的三位女紅軍今何在？
帶著這些問題，2019年7月18日至19日，資興市關工委組織人員赴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及資興市黃草鎮黃家村，實地走訪了《半條被子》故事女主人徐解秀的小兒子朱忠雄，參觀了《半條被子》故事中三位女紅軍住戶徐解秀的老家和沙洲村《半條被子的溫暖》陳列館，聽取了徐解秀的曾孫女朱淑華的詳細解說；現場察看了黃草鎮黃家村三位女紅軍墓地，走訪了村黨支部書記胡志慧，村主任鄧雄軍，上大洞組村民駱從輝、駱聖紅，白牛店組村民朱柏林，並在黃家村召開了座談會，詳細瞭解當年三位女紅軍被害的情況，及黃家村村民85年來為她們掃墓的具體事實。
經走訪調查、現場參觀及察看，資興市關工委調查人員對當年犧牲在黃家村的三位女紅軍的來歷及犧牲經過、黃家村村民85年來為3位女紅軍掃墓的詳情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在徐解秀家住過的三位女紅軍當年在追趕紅軍長征隊伍時，由徐解秀的丈夫朱蘭芳一路護送，經宜章縣瑤崗仙輾轉到達資興滁口後，朱蘭芳返回沙洲村。
第二，“半條被子”故事中的三位女紅軍入住徐解秀家的時間為1934年11月7日，住了6個晚上，出發時間為1934年11月13日。
第三，在黃草鎮黃家村被害的三位女紅軍是從汝城文明經宜章瑤崗仙、資興滁口來到黃草鎮黃家村，在白牛店吃晚飯時被國民黨警察和鄉丁抓捕，並於當晚殺害的。三位女紅軍被害的時間是1934年立冬過後。
第四，在黃家村被害的三位女紅軍遺體由聖帝廟燒香老人同其侄子李日保及上大洞組村民駱文才(解放後任眉溪鄉鄉長)、駱庚才一起掩埋。
第五，20世紀70年代(約在1973年、1974年間)曾有兩名解放軍軍官持中共資興縣委辦公室介紹信來到黃草公社瞭解犧牲在黃家村的三位女紅軍的情況，並由公社幹部唐振興(宣傳委員)陪同，到烈士墳前祭奠，並用木板寫了“革命烈士之墓”，插在三座烈士墳前。
第六，85年來，黃家村一直有人為三位女紅軍烈士掃墓祭奠。除已故老人朱幼恩、鄧桂英夫婦、駱文才及李日保叔侄外，現健在的朱柏林(曾任村黨支部書記)、駱聖紅、駱從輝、村小學師生及村支兩委幹部均前往祭掃過。
第七，三位女紅軍犧牲的經過及相關細節。
1.土匪告密。黃家村楓樹坳有一專門打家劫舍的土匪窩點。一朱姓、一李姓土匪為領國民黨賞金，發現三位女紅軍因長途跋涉勞累困頓，想在白牛店夥鋪裡落腳時，留一人監視另一人到山下黃草圩碉堡向國民黨清鄉隊密報。當天快黑時，土匪帶著二十幾名國民黨清鄉隊團丁和國民黨警察來到白牛店，將正在吃晚飯的三名女紅軍抓獲，並押往離白牛店約半里多路的聖帝廟審訊。由於三位女紅軍反抗，一路上遭鄉丁和國民黨警察毒打。抓到聖帝廟時，三位女紅軍已被折磨得遍體鱗傷。一位女紅軍因擔心帶在身上的聯繫地址和聯繫人名單被搜去，將紙條撕碎吞下。國民黨鄉丁、警察發現後，用刀撬開其嘴巴。
2.尋找地下黨組織。據現已81歲的黃家村老黨支部書記朱柏林回憶，老一輩知情人曾對他說過，那三位女紅軍從滁口到黃家村來，是打算到汝城去尋找地下黨組織。她們知道有一位女地下黨是汝城縣大地主、國民黨保安團團長胡鳳璋的兒媳，想通過她尋找到地下黨和紅軍。
3.槍殺與刀殺兩種說法。2018年4月5日《人民日報》記者文章，採用的是三位女紅軍被抓捕到聖帝廟審訊後被國民黨警察和鄉丁用砍刀殺害在聖帝廟內的說法。我們在走訪調查中瞭解到了另外一種說法——三位女紅軍是從聖帝廟裡押出來槍斃的。國民黨警察和鄉丁本來是打算將三名女紅軍押解到懸崖處殺害後推下懸崖的，但由於遭三名女紅軍反抗，遂在離聖帝廟不遠處路旁的一顆板栗樹下和一顆梅子樹下將她們槍殺。故板栗樹下為一名女紅軍烈士墳墓，梅子樹下為另兩名女紅軍烈士墳墓。
綜合上述情況，資興市關工委調查人員認為，黃草鎮黃家村犧牲的三位女紅軍烈士，與住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徐解秀家的三位女紅軍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從已經掌握的信息來看，很有可能是同一群人。
第一，她們之間存在行軍路線上的聯繫。據徐解秀的小兒子朱忠雄回憶，其父親當年曾對其母親說過，在為三位女紅軍帶路追趕紅軍大部隊時，曾經過宜章瑤崗仙然後直接送到資興滁口，而犧牲在黃草鎮黃家村的三位女紅軍烈士正是從汝城文明方向經宜章瑤崗仙、資興滁口來到黃草鎮黃家村的，她們經過黃家村的目的是去汝城尋找地下黨組織。
第二，她們之間在時間順序上相吻合。當年，三位女紅軍入住徐解秀家的時間是1934年11月7日，住了6天以後，因追趕紅軍部隊來到資興滁口。而據黃家村老黨支部書記朱柏林回憶，上一輩老人告訴他，被殺害的三位女紅軍來到黃家村的時間是立冬過後幾天。經考證，當年立冬是1934年11月8日。因此，她們之間在時間順序上是吻合的。
第三，她們之間存在身份上的聯繫。當年住徐解秀家的三位女紅軍是中央紅軍總衛生部的工作人員，有一名女紅軍個子比較高大，還幫著徐解秀挑水、劈柴。當年路過黃家村被害的三位女紅軍烈士中也有一人個子高大，曾與前來抓捕的國民黨鄉丁、警察激烈搏鬥。她們之間在人數上、形象上具有驚人的一致性。
發生在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紅軍長征時期的“半條被子”的故事經1984年《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以重走長征路採訪報道公諸於世，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長征勝利80週年大會上作為共產黨愛護老百姓的典型弘揚後，眾多的媒體和全國黨史研究機構都在尋找和追蹤這三位女紅軍的下落。有報道稱，“半條被子”的故事經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長征精神的典型事例提出來後，中央黨史研究機構曾組織100多名專家學者來到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走訪調查，想尋找那三位女紅軍的下落，但最終無果。如果在資興市關工委人員調查的基礎上，有關部門再組織人員查閱歷史檔案，查清楚三位女紅軍的真實姓名，那麼，當年《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採訪報道文章標題提到的《當年贈被情誼深，如今親人在哪裡》就有了一個圓滿的答案。
(轉自《湘潮》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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