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學者看來中庸之道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論語·雍也篇》中就記載了孔子對於中庸的評價“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將中庸上升到了至高的境界，但是有一具社會現實也必須承認，那就是“民鮮久矣”。作為教書育人者來說，挑弟子不能只挑才具出眾者吧，就孔子來說不能只選擇能謹守中庸之道的人來教吧，如果那樣哪會來三千弟子，恐怕能有三十個就不錯了。除了能謹守中庸之道的人以外，還應該選擇怎樣的弟子來教呢，如果問我，我一定會選謙虛謹慎、忠厚老實的人。但這個問題孔子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論語.子路篇》第二十一章記載了相關內容，其原文是：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所謂“中行”就可以理解為行為合乎中庸之道。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中註釋“退能不為，進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長”，有所為有所不為，能堅守道義，無過無不及。之所以會說“不得中行”，就在於“中行”的難得。而且這種情況即便在現如今的社會依然比比皆是，社會輿論稱頌一件事或一個人，那就萬般皆好；如果是批評，往往就是一無是處。人與物都有其多面性，極端品性恐怕萬中無一，又怎能以極端的評品加以區分呢？正如孔子所說的“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一樣。
既然“不得中行“，孔子的選擇則是“必也狂狷”，朱熹註釋為“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所謂狂者就是指志向極高，但做事實際能力不行，也就是說大話可以，實幹不行。狷者則是學識水平有限，但是對於不合禮制之事，能嚴守原則，決不妥協。狂狷之士各有其長，都有其可取之處，故孔子退而求其次，“必也狂狷”。
錢穆先生在《論語新解》中舉了兩個例子，“伊尹聖之任，狂者也。伯夷聖之清，狷者也”，伊尹為狂者，伯夷為狷者。伊尹放太甲，志高而行不掩；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有所不為！但是，我始終認為以伊尹和伯夷為例不準確，伊尹志高可以理解，行不掩有何依據？伯夷有所來為沒問題，“知未及”從何說起？
本章的譯文是，孔子說：“我找不到能謹守中庸之道者與之交往，那麼肯定要選狂狷之士了！狂者能進取，狷者能有所不為。”
上述譯文中對於“與”字是理解為“與…交往”的意思，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應該是“教授、教導”的意思。朱熹夫子就持這種看法，他認為孔子希望能找到謹守中庸之道的人教導，但是這樣的好學生可遇而不可求，如果是謹慎厚道之人，則未必能所有提高而有所成就，所以說不如選擇狂狷之士，由於這些人志向明確、意志堅定，通過必須的教育和引導，必能在求學之道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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