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人來到中原定居，大概已有八百年。千百年來，蒙古族在中原紮根，生活，安居樂業，大多數河南蒙古族老人都會告訴孩子:我們的祖先是在南陽老百姓的掩護下，躲過了農民起義軍的追殺，隱姓埋名而生存下來的。
南陽的蒙古族是河南省蒙古族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境內有蒙古族6萬人，佔全省蒙古族人的90%以上，在各少數民族中人口僅次於回族，居第二位。分佈於13個縣（市、區），其中，尤以鎮平最多，佔全區的50%以上。在1000人以上的縣（區）為：淅川、南召縣、社旗、內鄉、新野、臥龍。其他諸縣多在百人左右。
一、南陽蒙古族來源與分佈
在南陽境內的蒙古族中，以王、李二姓為最多。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宗脈：一支是為元代皇室後裔，在元朝覆滅以後，流落到這裡的王姓，分佈在鎮平、內鄉、淅川、南召幾縣境內；另一支是元代功臣木華黎的後代，最初落居在洛陽西陡溝一帶，後世中一支遷到唐河、社旗境內的李姓。這兩支元代貴族的後裔，於明代初葉，因故滯留於內地，在群眾的掩護下，更名易姓，與漢族通婚後繁衍生息，發展至今。
鎮平的王姓族譜記載，他們的祖先鐵木花兒，在晁陂單傳四世，至五世祖王東溪生四子，輅、軻、軾，第四子夭殤。三個兒子的後代分散在鎮平、內鄉、南召、南陽諸縣。這一支王姓的始祖無真實名字，號“二老”，二世祖號“大老”，三世祖名貴，四世祖名宗祥。他們的墓碑上只有“王公之墓”，均沒有名字（名字是五世祖墓碑上才出現的），有明顯的隱諱之意。只有二世祖的墓碑文字較多:
“昔元紀，自文宗殂，順帝御極，明主由和陽渡江，取太平路（今安徽應塗縣）逼燕京，元帝奔應昌，逐移祚。公睹乞運迭嬗，克自保重，遊冀北，走覃懷，率江左，渡河南，偕先大人經歷殆盡，卜居晁陂。”
此碑立於明嘉靖十一年，清咸豐六年重刻，文詞雖有隱諱，但大意卻明確記錄著他們是元代的後裔。在王姓家庭中，廣為流傳的祖先牌位對聯是“宗祖蒙古，元遷燕京，明卜鎮邑；初由二老，業創晁陂，統垂趙營”，末尾的地名可隨著各自所居住的村名，自由變更。橫額是“我祖是皇”，對宗族的來歷刻骨銘心，世代不忘。
1942年，十九世孫王元繼在續修家譜時，為追本溯源，考查宗族歷史，曾進行過許多調查，還下決心開掘始祖墳墓，打算從中尋求文字根據，但沒結果。譜中記載：
族譜乃一姓之大典……急遽從事，恐遺後悔，故壬午之春，約同族眾，於始祖墓所，開一隧道，尋覓墓誌，以證實事，乃連掘數隧，均屬堆土成墳，地層不變，儼然疑冢，於此益徵先人真亡國之族，而懼禍心深也。
再者族譜前面列有自九世起，後續宗派四十字：“元運兆昌，邦基安康，銘勳建功，道普德常，崇儒作士，化慶朝堂，登策文武，炳輝典章，海中永清，天廷之光。”字裡行間不僅流露對元室宗祖的讚揚與追思，更兼有對下世子孫的慰勉和期望。近年來，兩支王姓家庭中競相洗印謂之成吉思汗的一幅半身畫像照片，對其倍加珍愛，顯示出懷念先祖的至誠。
另一支王姓的先祖相傳為司（四）陀王，亦有稱鎮殿王的。淅川（原屬鄧縣）現存始祖墓碑的正面寫道：“鎮殿始祖考王公諱成、妣孫氏恭人之墓”，碑的序文中有“吾家始祖王公諱成者，本元宦也”等辭句。
1985年8月，在淅川九重王氏祖塋出土了明萬曆六年（1578年）《明唐府典儀正王詔墓誌銘》一方。銘為正方形，邊長60釐米，楷書銘文1202字，有扣合嚴密的上蓋，篆書“明將仕郎王公墓”七字。文中詳細記述了王詔的生平事蹟，上溯先祖成及曾祖、祖父史料，記錄其子孫的名字，為王氏宗族六代的信史。王詔墓誌的文字記錄，敘事之詳前所未有，當為蒙古族源流支脈的最寶貴資料。
社旗的李姓中也有一支蒙古族後裔。李姓本居唐河縣李店鄉（現歸社旗姚衝）。蒙古族人李允中墓碑有：“溯我李氏，系明洪武初年，始祖文秀由洛陽西陡溝徙唐之北半陂村的記載。”李家早年與洛陽孟津麻屯鄉軍帳村李學仁有聯繫，據該處族譜記載，始祖諱孔溫窟哇，札刺爾氏，蒙古部人，佐元太祖殉難。諡忠宣並追封魯國王，世居斡難河之東，長子木華黎，次子袋孫，三子無傳，二世祖木華黎，諡忠武，賜東平縣，賜魯國王，享年五十四歲，賜廟祀於東平，敕題其碑“元勳世之碑”。子孛魯及四、五世均襲王爵，六世祖遷移松江為萬戶，八世祖可用。洪武初因款附意緩，謫戌洛陽易李姓，子二：英、茂。九世祖英諱文秀，札刺爾氏易姓李。洪武年間，時以流寇猖獗，歲次歉收，克勤克儉，肩負兩擔，遷徙外鄉。李文秀南遷來到唐河（今屬社旗縣）境內落籍，乃為這一帶李姓的始祖。
二、 南陽蒙古族風俗習慣
南陽的蒙古族，因先祖更名易姓隱避下來的緣故，對於故有的傳統文化、語言、文字以及帶有民族特色的各種風俗習慣等，一貫被視為禁忌，隱諱很深，已經深深紮根在這片土地，融入中原，以中原為家，與漢人已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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