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冤.第三章.③
[1]
1、部分官員對後金借道入關的警覺和孫承宗等人的麻木
著名歷史作家李亞平曾眉飛色舞地說道：“對於戰爭史研究者來說，（後金）這次軍事行動具有極高的軍事想象力和超人的創造力，在作戰意志、戰略戰役戰術指導、軍事行動上均達到了超凡脫俗的高超、卓絕、豪邁之境界。僅僅憑此一戰，皇太極就遠遠高出了他同時代的所有政治、軍事人物。”[2]
所以袁崇煥運氣差啊，碰上了皇太極這樣百年一遇的天才，後金早不施展這具有“極高的想象力”“超人的創造力”的軍事行動，晚不施展這“超凡脫俗的高超、卓絕、豪邁之境界”的軍事行動，偏偏就在袁崇煥春風得意，大權在握，督師薊遼僅僅一年多的時候，施展了這個行動，真是太冤了，太倒黴了！
但事實或許會讓李亞平先生掃興。後金繞道入關的設想，既不是在崇禎二年才開始策劃，更不是如他歌頌到那樣什麼超凡脫俗，出人意料。
前面部分我們就看到，早在萬曆四十七年的時候，熊廷弼的上書裡已經提到了相關可能性，“如奴以數十萬金餌虎墩諸部入犯昌、薊、宣、大，以輟中國不敢出京城一步” [3]既然可以收買，直接率兵繞道進攻的可能性也就必定存在。
天啟二年八月，毛文龍也在奏疏裡提醒朝廷要注意喜峰口方向的防守問題：
“西虜反覆不常，謂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峰、山海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炮地龍，及劉某炮石之屬，以資城守，而更密運神謀，以折虜志，使彼為我用，而不為我患。”[4]
在天啟三年初，後金繞道進攻的可能性被更明確的提出並受到更大程度的重視，據茅元儀的《督師紀略》的記載：
“是時王威在三屯營，苦無軒翥，遂騰奴借西虜之境，舍遼攻薊，自喜峰口竟趨京師之說。長安貴人助威者，頗著其說。”[5]
茅元儀的意思是王威為了出人頭地，苦於沒有升遷機會（苦無軒翥），才故意提出這種譁眾取寵，杞人憂天的說法。而讓他尤其不滿的是一些在北京的高級官員，非常重視王威的意見。嘲諷說“長安貴人助威者，頗著其說”。茅元儀這裡完全就是一種尖刻譏笑，甚至有點心理陰暗胡亂揣測別人動機的態度。
那他提到的長安貴人是誰呢？《明熹宗實錄》裡沒有提到王威的塘報，但在天啟三年四月的記錄裡，卻提到了在一位官員對後金繞道可能性的重視，這位官員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潘雲翼。他在奏疏裡指出：
根據塘報後金已經有借道進犯的跡象。而沿邊蒙古部落乘機來勒索賞賜，他們暗地裡和後金勾結的可能性是無法排除的。無論如何對此應該有所提防準備，守禦的工作必須要提前做好（“提防總之在我，修守要必先時”）。
潘雲翼的判斷是後金要麼裝作蒙古部落來窺伺喜峰方向的進軍路徑；要麼就是靠宣稱借道繞路來懈怠山海關的防守，所以關門的兵馬必須加緊整頓。至於喜峰方向諸多關口，實在讓人寒心。光是喜峰一個關口，就可容納通過一萬騎兵。夏秋時還有河水可作為守禦憑藉，到了冬天河水凍結，就無所憑藉了。且青山口、（潘）家口、董家谷、鐵門關，到處都是要害。而這一帶本地駐紮軍隊再加上騎兵步兵應援官軍只有六百多人，秋防時合起來主客南北官軍也只六千多人。若不趕快籌劃調集增加更多的軍隊，嚴加防守。一旦誤事，那就是噬臍之禍，後悔無及。[6]
這裡潘雲翼提到的塘報究竟是誰的塘報，沒有明說，但參之以茅元儀的《督師紀略》，則當是王威。潘雲翼已把後金在崇禎二年實施的戰略行動，以及明軍防守上的問題，提前分析得很清楚了。那孫承宗對此什麼態度呢？他是很不以為然的。
茅元儀把他老師的話給記載了下來，大意是許多人都相信後金繞道喜峰的可能性，孫承宗則質疑說假如金賊真要從喜峰方向入關，就必定要借道西虜（相關蒙古部落），道路遙遠而糧草的耗費巨大，不知是西虜為他們準備呢，還是金人自己準備？金人既然能自備糧草來進犯喜峰方向，為什麼不能自備糧草來犯山海關？（“公乃直髮其根株，疏曰：‘……臣誚以群臣之所信者明之。喜峰之傳，人盡信之，即如賊入喜峰，必假道西虜，道遠而糧草之費奢，不知西虜為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虜既自備以犯喜峰，卻不能自備以犯山海？’”）[7]
總之後金是不會捨近求遠的，許多人不過是憑藉道聽途說，胡亂猜疑而已。孫承宗這裡的這份奏疏和後來天啟六年袁崇煥的奏疏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別人提醒他們要注意後金借道西虜，從喜峰方向入關，而他們則言辭鑿鑿的表示，這不可能，是別人在杞人憂天。實則後來的的閻鳴泰也在天啟六年和天啟七年多次提出後金繞道薊鎮入關的可能，但都被袁崇煥當成庸人自擾了。
2、毛文龍的十四次提醒
如果說熊廷弼和王威和潘雲翼還僅僅是提出一種抽象的可能性，也就是理論上有這個可能，但究竟後金是否會把這種可能變成實際行動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毛文龍那裡，就是直接根據從後金獲取的情報，指出後金確實已經存在繞道進關的行動方案。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數次繞道攻關的意圖，都被毛文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前識破。
根據《東江疏揭塘報節抄》的記載，我統計了一下：天啟四年一次，天啟五年一次，天啟六年一次，天啟七年達到三次，到了崇禎元年，反覆在塘報奏疏中提醒的次數更是高達驚人的六次，到了崇禎二年也就是毛文龍被袁崇煥殺掉的那一年，又提醒了兩次。
前前後後毛文龍一共嚮明朝中央政府提醒了十四次之多（如果算上天啟二年的那次則是十五次），然後就是毛文龍被殺，緊接著就是後金把多年以來一直試圖實施而未能實施的繞道進攻入關的行動變成了現實。
第一次提醒
毛文龍的第一次提醒是在天啟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塘報中，大意是根據金佔區逃回的遼人徐孤臣的報告，努爾哈赤從去年以來，就和最親信的李伯龍，現在改名李茂隆，以及和李永芳、黃建極等人終日商量，帶了很多禮物去送給西邊的蒙古部落，要借路進兵。頭目接受禮物後表示“你們兩家自去廝咬，輸贏盡你，我不管你”。
而後努爾哈赤佈置了種種準備工作，接著就是如下打算
“今年冬底，要從潘家口進攻豐潤等縣，從冷口進攻臺頭，建昌無備之處，一鼓攻進邊牆，得了中國，管他關上雄兵，江東這敵盡有多少人馬都是我的。又喜今西達憨酋是我買到，招養各家西窮達子萬餘，且得喜峰進攻，夾帶奸細消息，肯如前番痴誤！不乘此時西去，更待何時？”
毛文龍提醒朝廷“潘家口、冷口諸隘之攻，斷不可玩。如或弛防踈守，賊薄城下，將何以待之？”“嚴防喜峰進貢之奸，曲撫西夷於關外，毋令竊窺內地。東虜平，而西虜自然靜矣”。[8]對此東海鶴放道人眉批說“奴定計在六年以前，而其發難也，在將軍被誅三月以後，豈天將以此祚將軍乎？”
毛文龍的這份塘報，對於後金行動的時間、地點，行動方式都描述的極為清楚。
時間是隆冬，後金己巳之變也恰恰就是選擇在冬季起兵。
地點是薊鎮喜峰口方向的潘家口和冷口，和後來後金繞道進關的龍井關，在同一個地區。在一段介紹河北省遷西縣旅遊的文字裡有這樣的描述“遷西北部，87公里長城串聯起龍井關、潘家口、喜峰口、董家口、青山關等20餘座雄關險隘”。也就是潘家口就是緊挨著龍井關，毛文龍幾乎就是直接準確預言了後金繞道進關的路線。
行動方式，向蒙古人借道，和後金的實際行動相比，絲毫不爽。
有意思的是，對毛文龍的報告，天啟皇帝極為重視，而孫承宗在內的關寧官將反倒渾渾噩噩。在已經殘缺不全的《明熹宗寶訓》卷4保留了一段天啟皇帝給內閣的訓示，這段記錄相當寶貴，有助於我們瞭解真實的天啟皇帝。
在這份訓諭中，天啟皇帝說據毛文龍塘報，努爾哈赤和親信漢奸商議，要賄賂收買西虜，借路潘家口等處，假道長驅，為害不小。要內閣傳示兵部，馬上派人去傳信給孫承宗，仔細考慮塘報內容。另外各關口把守的將士軍官，都要晝夜防守，仔細盤問進貢出入的蒙古人，防止其中夾帶奸細：
“外呈稱奴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於昔也，倘以假道長驅，為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途各路，並東征將士，俱要仔細防禦，謹慎備嘗。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進貢出入進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戶工二部，並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並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所歸。特諭。”[9]
天啟皇帝不但鄭重其事向臣下提出警報，甚至連如何應對，都幫他們想好了。這次熹宗下諭，《督師紀略》裡也有提到“上亦發諭，謂復遼之機，端在斯乎。聞假道潘家口，其急圖防賊，而且令接濟文龍兵餉。”而對此孫承宗的反應是不以為然，奏疏裡回報稱奴賊狡猾，並且一向很謹慎，肯定不會做這種冒險的事情：“入潘口必過紅螺，則我大兵綴之，必全摧折。奴狡而計穩，必不出此。又恐關城謂虜由他道，便可緩防，以為聲東擊西之計。舉世不言復遼，獨我皇上自為社稷遠計，不忍高皇帝百戰土宇，頓壞於逆賊。舉世要省兵、省餉，而皇上特敕接濟文龍，此恢復之大機也。臣念逆奴天怒人怨，自當殄滅。而有錢糧工料則有兵馬，有兵馬則功可立奏。’”[10]
可說孫承宗、茅元儀、袁崇煥等人始終就是稀裡糊塗的。毛文龍在東江拼命襲擊敵後以作牽制，而他們全象沒事人一樣，認為後金不打他們是怕了他們，後金不去繞道進攻是因為不可能去冒險。從這來看，沒有毛文龍的話，後金在天啟年間就打到北京城下了。
為了避免累贅繁瑣，下面的十三次提醒，就簡單摘錄，不再詳細展開了。為保存原貌，不再轉成白話，讀者也可以跳過這部分。
第二次提醒
毛文龍天啟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伏乞諸上臺垂查兵多食少之苦，軍火器械不備之可憂，共建公論，轉達天聰，設策區處，速為接濟，官兵幸甚。更諭喜峰等口，嚴加謹飭，齊保無虞，社稷又幸甚矣！” [11]
第三次提醒
天啟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奏疏中：
“竊海外無糧絕食，因武、袁二撫臺貪忌所誤。賊四五月持火器棄寧遠攻關，職今死報朝廷，發憤過江掣後，守關上臺火器堅壁，固守無害，必不可搖動。但知一身報國，將死之日，無畏人議也。一介武夫，原倡義殺賊，即見人叩首亦願。假以禮節爭鬧，說謊稱快，誤公家之事，此職之不敢也”[12]
第四次提醒
毛文龍天啟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指後金攻打寧遠）不克，將繞道從喜峰、潘家口、牆子嶺、一片石等路直入。其陰謀定算，真有驚飈迅雷之忽發，即旬下未可保者 。”
“其喜峰、潘家口、牆子嶺、一片石等處，度其要害，務早埋伏地雷各項火器，凡城堡用先臣郭登守大同法，近城遍設絞地龍，堅壁示怯，切弗輕動。俾奴徐至而蹈我機，以靜御動，以弱制強。臣於是時，綴偏師撓之，誓以死報。明知我兵自經徐敷奏（袁崇煥手下之人）之誘，精銳悉逃，至今尚無固志者，而驅之以必死，則臣心為之耳。”[13]
第五次提醒
天啟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啟
“從古有款虜之事，獨此奴決不可款，……此奴做事，步步踹著我痛處，句句說著我空處，御之不早，必為著手。職思寧遠固奴所必攻，而其捷徑尤在喜峰口、一片石、潘家口、牆子嶺等處，須亟亟於等處相其要害，張設疑兵，埋伏各項器械，近城堡處，設絞地龍，此制敵之法，斷不可少者。”
“職願恩臺俞允下情，凡所陳設，件件依行，職尚可為關門牽後如不聽職言，虜一至，如入無人之境，禍豈獨朝廷憂哉。”[14]
第六次提醒
天啟七年十月十日塘報
“據鹿島遊記毛有忠報稱，新汗製造金銀馬鞍酒器等無數，買通西虜，隨要預先混入隊伍中，徑到喜峰口，假稱作馬市，伏兵在後，‘殺他湊手不及’。又統大虜奔攻寧前一帶搶糧，‘死活與他做一場，難道無有一處得勝之理’，等情到職。除一面差遣選鋒兵馬直入內境，或進或退，相機剿掣外，伏乞上臺俯鑑犬虜蠢動，假道西夷，更乞提防山海關，喜峰口一帶，多設空營石炮，提防馬市暗舉之禍，殺其素來蓄逞之心，不致疏虞，疆場之幸。” [15]
第七次提醒
崇禎元年三月十三日塘報
“卑職與崇禎元年三月初六日，親率南北官兵拒賊鎮江，相持十餘日，活擒達賊十一名，淹死四名，綁回七名。譯審韃子挑兵西去錦寧，相機攻搶，大略不便，要與新女婿小歹青從喜峰口等關，一待草長，悉兵抄入今先更換馬匹西裝，互市幾次，熟識路徑 ，分兵鎮江，擋戰是實。本月十一日，有降奴馬秀才，同四王子管家牛鹿等六名，持貂皮十四張，求款文書一封到卑職，聲說我達子家小重大，往西實憂‘馬法’倒後，幾番眼見得兵馬害我，急忙追趕，又不知藏在那個山灣嶺角。今特來求‘馬發’，聽憑吩咐。卑職將求款達子分營羈侯間，火速報聞上臺，急令西峰等關一帶，日夜嚴防，萬分真的，萬分不可弛懈也。”[16]
第八次提醒
崇禎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一著輸贏，間不容髮，兢兢以圖，固晨夜以之，而更慮奴之求款於東，而正欲肆騁於西。” [17]
第九次提醒
崇禎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塘報
“據鹿島副將王承鸞報稱：四王子發兵西去，欲往喜峰、一片石等路犯關是實 ，卑職隨即傳南北坐營中軍陳繼盛、龔正祥等，各調水路官兵間，……（省略處為這時候碰上王廷試要來查核兵數），事繫緊急，不敢坐視，但營伍不敢盡發，止挑每營精銳一二百名，大營或三五百名，立督上岸，相機剿掣截殺”[18]
第十次提醒
崇禎元年六月初三日塘報
“又據舊門下劉衛國稟報：五月初一日，酋長會議起精兵三千餘騎，前寇寧遠等處，擄掠牲畜田禾，直待秋獲，自喜峰口入寇，妄圖燕地。聞知各島大兵過江，各處攻剿，奴兵急從大路轉回牛莊矣。” [19]
東海鶴放道人眉批：東江牽制奴酋，已不遺餘力矣
第十一次提醒
從內容來看應是崇禎元年八九月的塘報
“況目今糾合西虜達酋，四面分逞，督造戰車，日夜不休，度其意，蓋未肯即蘧然帖服已也，冬初復當遠舉。臣敢矢心報國，以報陛下知遇之恩。
然不虞之戒，關、寧、喜峰等處，尤宜吃緊，不可斯須懈弛者。總之，廟議如塵飯塗羹，無當於實用，仍復鑄室道旁，以至邊將迄無成功，坐此弊端耳。”[20]第十二次提醒
崇禎元年九月初五日塘報
“又據來鄉張大頭等稟稱：聽得西夷兩大營，一營名克爾趁，在喜峰口一帶討賞，一營名入哈嘛，在宣府，大同討賞。今克爾趁等帶領部落韃子五百餘名，到奴酋地方做買賣，與憨攢刀起誓，情願齊心共攻南朝。於八月十一日，引領奴賊從瀋陽往西，相度那處關口地利好進兵。職一面挑選精兵相機截殺外，一面飛報。” [21]
東海鶴放道人眉批：偵探煞甚分明
第十三次提醒
崇禎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
“臣受數十疏捏謗以來，心志實灰，只為聖恩未報，不敢不遵明旨，力疾以做未完之局，非敢棲棲戀位也。於三月初二日以來，海凍初開，接得去冬十月邸報，見我皇上宣召廷臣，問對發帑記注。臣涕泣感嘆抱慚，邊將如林，都不能以實心實著，紓聖主東顧之憂，致我皇上，遠慮邊情，日愁帑匱，真有神武聖君，而無報國臣子。
因記劉愛塔來時，雲奴密謀，必於今冬還圖大舉。臣遂將層疊流言，一刀割斷，奮然自鼓意氣，預算圖克五嶺關，瀋陽等處，奴便裹足不西。臣之心事，天知鬼神知，不敢以一字欺聖明也。” [22]
第十四次提醒
這是毛文龍生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奏疏裡最後一次提醒，三個月後他就被袁崇煥殺害了！
平遼總兵己巳四月初二日一本：
“恐沿邊一帶地方，四王子已差大頭目固山前往烏龍江外，從不朝貢敵火兒動處，及受天朝敵義哈喇汗並聰兒侵處，俱已許借人馬與他，只等固山回，就要上馬西犯。又遠哨參將毛永詩（即後來之孔有德——引者注）稟報：敵臨邊境，外揚兵馬，吃挪回漸江已有謀犯情形。各稟前情到鎮，俱此謝。職看得敵狂狡，蓄謀叵測，發兵窺我車師，實欲長驅西寇，而山、寧等處，尤宜晝夜嚴防，薊、密沿邊，須用時刻提備 ，除一面添兵遠哨，相機截殺，為此理合塘報。”[23]
縱觀毛文龍十四次苦口婆心，反覆不已的提醒，有三點是很突出的。
第一點就是指出後金一旦繞道進攻，必定會採取種種隱蔽掩蓋偽裝的手段，比如“更換旗幟”“混入隊伍”“假稱作馬市”等等，而絕對不是大張旗鼓，等著你調兵去堵截，所以不能因為對方行動隱蔽就渾噩糊塗，不當回事。
第二點就是指出後金如果繞道進攻，時間多半就是在冬天，比如崇禎元年的幾次提醒裡說“直待秋獲”，“冬初復當遠舉”，崇禎二年的提醒說得更清楚“必於今冬還圖大舉”
第三點就是毛文龍為守關官將代想了許多兵力不夠下的辦法，比如說盡可能利用地雷殺傷敵人，在兵力不夠的情況下，以靜御動，以弱制強。毛文龍不但為東江的事情操心，還為別的防區操心，只是這份苦心，在當時又有幾人能理解呢？
看了毛文龍的十四次提醒，就可以清楚知道。後金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就在毛文龍死後的三個月繞道薊鎮，攻進關內，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首先他們有這個打算，不是一天兩天了，而是在努爾哈赤活著的天啟三年就已經萌發了這個想法，天啟四年就已經和蒙古人達成了協議，到後來的天啟七年，崇禎元年更是如熱鍋上的螞蟻，心急火燎的想把這個行動付諸實施，但卻始終不敢下這個決心，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毛文龍活著的時候，他們的動向，甚至在沒有真正開始之前，就已經被毛文龍掌握的一清二楚，這樣的情況下出動，就是自投羅網。有毛文龍在，那他們的行動，只能是孤注一擲，有去無回了，北京攻不下，老窩回不去，就是死路一條。
而到了毛文龍一死，阻礙他們這個行動的最大絆腳石就被搬走了，雖然還有風險，但已經被減到了最小限度，對於袁崇煥這種對手，皇太極是有足夠信心來玩弄其於股掌之上的。
[1]有些人認為在天啟年間提醒後金繞道入關是完全無必要的，因為相關蒙古部落在那時未和後金勾結，儘管我列舉的毛文龍十四次提醒，大部分集中在崇禎年間，但為了透徹起見，對此問題還是有必要做一辨析，放在附錄中供讀者參看
[2]李亞平.前清秘史——入主中原之路.北京出版社，2007：164
[3]補遺.卷2.熊王功罪.萬曆四十七年六月熊廷弼上書//明史紀事本末.1418
[4]遼海丹忠錄.第十五回;明熹宗實錄.1251，天啟二年八月己巳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陳恢復事宜，為同一份奏疏。實錄有刪節，此段即在實錄刪節部分中
[5]茅元儀.督師紀略.卷六//明史資料叢刊.第4輯.70-71
[6]明熹宗實錄.1678-1679，卷三三，天啟三年四月辛酉
[7]茅元儀.督師紀略.卷八//明史資料叢刊.第4輯.82.
[8]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36-37，天啟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塘報
[9]明熹宗寶訓.卷4//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印.明實錄.附錄17.82
[10]茅元儀.督師紀略.卷八//明史資料叢刊.第4輯.86
[11]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54，天啟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12]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68，天啟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具奏
[13]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96，天啟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14]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97-98，天啟七年五月十六日具啟
[15]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02，天啟七年十月十日塘報
[16]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10-111，崇禎元年三月十三日塘報
[17]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14-115，崇禎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18]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19，崇禎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塘報
[19]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20頁，崇禎元年六月初三日塘報
[20]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61頁
[21]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21頁，崇禎元年九月初五日塘報
[22]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30頁，崇禎二年三月十三日具奏
[23]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62頁，平遼總兵己巳四月初二日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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