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会对女性实施性暴力的男性，具有某些共同的个性特征；而导致韩国26万男性群体参与性侵女性的原因，还有更加深远的社会心理因素。
一、韩国“N号房”事件是什么？
“N号房”是韩国即时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上多个聊天群组的统称。为躲避搜查，嫌疑人提前建好多个聊天群，不断新建、解散聊天群，因此叫做“N号房”。
据韩国警方透露，“N号房”是一起从2018年开始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赵主彬等人以诈骗手法取得受害者的个人信息，之后通过威迫利诱等方式逼迫受害者成为“性奴”，并拍摄淫秽视频，供成千上万会员在线观看。这些非法淫秽物不仅有强制受害者拍摄的淫秽照片和视频，还涉及很多反人道的内容。令人震惊的是，已曝光的会员人数多达26万人。
“N号房”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女性，在这里，女性的称号通常是“XX狗”、“来月经的东西”，不被称为人，更不被当做人来对待。更让人震惊的是受害女性中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甚至还有婴儿。
韩国网友认为，“N号房”是21世纪最泯灭人性的案件。因为这不是一个人在犯罪，而是在26万双眼睛的注视下犯罪，这26万沉默的观众也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凶手。
二、韩国“N号房”事件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以及哪些男性，会对女性实施性暴力？
1、 因为男性在体力上占优势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男性平均比女性更高大强壮，在身体上能战胜女性。男人具有体力上的优势，这是男女两性在解剖学上天然的不平等，也是男性会实施性暴力的生理基础。
2、 因为性和暴力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紧密相连的
性和暴力的联系首先体现在生物学上。例如，人类的性冲动和暴力倾向都与同一种激素——睾丸素有关；两者都与重要的神经递质——血清素有关。暴力和性都涉及到自主神经系统的高度兴奋，并刺激大脑中的愉悦和奖励系统。
又例如，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在雄性啮齿动物中，攻击和交配的神经脑回路大量重叠。啮齿类动物与人类的遗传基因非常相似，所以它们的神经过程通常与人类的大脑非常相似。
性和暴力的联系也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例如我们用来描述性的某些词汇，同时也带有攻击的含义（例如英语中的“F-u-c-k ”与汉语中的“操”，既描述性行为，也表达攻击）。
它也体现在特定年龄的男孩会捉弄欺负他们“喜欢”的女孩。例如《82年生的金智英》中的老师说：“男孩子就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
这种联系也反映在有些人喜欢把暴力行为（例如捆绑、鞭打、抓咬）作为性唤起手段的喜好上。
当然，人类的行为不仅受生物学因素的影响，也受社会环境和社会身份的制约。例如，生物学决定了我们可以吃什么。但是社会决定我们应该吃什么。女性通常在生理上更容易受到攻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应该成为攻击的对象。男性在体力上占优势，也并不等于他们就可以实施性暴力。
3、那些会对女性进行性侵的男性，具有某些共同的个性特征
（1）他们往往具有“有毒的”男性气概，包括对女性的不信任和敌对态度，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认为男性有权支配和控制女性。
（2）持有不人道的性观念，包括偏好频繁、随意的性关系，以及把性作为征服的游戏和竞争，而非作为建立情感亲密的方式。
（3）多次性侵者通常具有强烈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在临床诊断上，他们可能是反社会人格障碍、性变态、恋童癖等。
（4）持有“过度感知偏见”，即他们会将女性的友好误解为性兴趣。
（5）对强奸持支持态度。例如，他们会认为 “穿着挑逗、喝酒、或单独和男人去某个地方的女人是想要被强奸”、“只要努力，女人就能抵抗强奸”。又例如韩国N号房的参与者在线发声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女生们的错误更大。但是这种支持强奸的态度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造成的。
但是，韩国N号房事件涉及26万人以上的参与者，难道他们全部是心理变态吗？很可能其中的大多数人是韩国社会背景下的正常人。他们可能是警察、教师、政府工作人员，是大家都熟悉的普通人，是韩国社会规范的遵循者而非反社会者。而在心理学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大多数性暴力发生在那些彼此熟悉的熟人之间。这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对这26万人来说，性暴力行为在其背景下看来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在解释韩国N号房事件上，社会情境因素可能会比个人特征更重要。
4、导致韩国26万男性群体参与性侵女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1）就如一些媒体指出的，N号房事件必须归咎到韩国社会存在已久的厌女文化——这种病态文化，不仅仅是贬低女性、物化女性，甚至于是对女性产生厌恶，并且在欺负、凌辱、侵犯女性中收获快感。韩国女性遭受父权制度、财阀资本和等级秩序的三重压迫，这三重压迫的结果就是“厌女”的病态文化，它在无形中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2）在更加宽广的社会心理层面上，其实很多国家都存在有问题的社会脚本。社会脚本是把特定的角色和性格分配给不同的演员，把他们放在特定的轨道上。例如在传统的性别秩序中，“插入皆代表权力与支配，被插入代表被动与屈从” ；“女性的角色是服从，而男性的角色是确保女性服从”。这样的脚本将女性定义为性的守门人，将男性定义为性的代理人，进而定义为潜在的犯罪者。又例如，强奸神话无处不在，犯罪者把女性穿吊带衫或者短裙扭曲为性邀请信号，以此来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辩解。
（3）另一个有问题的社会心理因素是暴力崇拜。在意识的水平上，我们的社会制裁暴力。但是在集体无意识的水平上，可能恰恰相反。正如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很久以前所观察到的，性之于维多利亚时代，就像暴力之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正式地谴责它，但实际上却奖励并陶醉于它。就像在中国文化中，一些父母用打孩子表达他们的爱。在美国文化中，爱国主义的象征是士兵，个人自由的象征是枪，最大的精神卫生系统是监狱系统，最受欢迎的运动是足球，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是枪击视频游戏，最卖座的娱乐节目是超级英雄复仇的电影。
暴力崇拜就是允许并推动男人走向性暴力的集体无意识。一般来说，如果你看到很多暴力，你就会看到很多性暴力。
（4）将人“物化”的社会病态。有些媒体和评论者看到了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例如男性把女性的身体变成满足性欲的道具。但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其实男性也经常被物化——不是作为欲望和生殖的工具，而是作为劳动和生产的工具。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体系中，劳动者（实际上还有女性）通常被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被剥夺了全部的人性，这种现象在文献中被称为“工作场所物化”（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资本家对待工人就像对待他们工厂的产品一样：用尽榨光，然后扔掉换新。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有多少人会认为男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财产，就像女人的价值取决于她们有多少美貌一样？在男性努力工作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恐惧？他们害怕被甩在后面，害怕赚不到钱而成为毫无用处的物体。被物化的男性，不太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人性化地对待女性。
三、韩国N号房事件的解决，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策略
所以，韩国N号房事件涉及的性暴力问题，其原因并不仅限于某些个体的心理变态，或者韩国特有的厌女文化。它还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性暴力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此消彼长”的问题。性和暴力在我们的生理和心理构成中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性暴力是由生物、心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变量的动态相互作用形成的。
因此，要防止韩国N号房事件重演，要解决性暴力问题，并没有简单、一劳永逸、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可能既需要从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来保护女性和未成年人，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方法改变社会文化的弊病。例如，个人、家庭和社区发起对话和行动，以此创建新的社会脚本和性别期待，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意识。
在美国，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多名女星丑闻，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于2017年10月发起Metoo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藉此唤起社会关注。
在韩国，愤怒的民众们在网络上发起五项请愿，要求韩国政府严格调查这一丑闻，并曝光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在短短一周内，超过五百万网民在青瓦台官网发起并参与了请愿。
重要的社会变革往往从草根阶层开始，或者需要通过草根阶层的努力而变成强有力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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