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公羊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当时时代思潮的影响，今文经学自身的积累和发展也是动因之一。常州学派对汉代今文经学进行复兴，其目的在于让经学摆脱清前期由于考据学极度兴盛而出现的内在积弊，如考据难寻＂义理＂,时常陷入＂泥古＂泥潭，解经学说琐碎、空疏，发展走向有悖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等。
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高扬公羊学、义理解经、经世学风等，使得清代经学面貌焕然一新。在众多的治公羊学的学者队伍里，刘逢禄可以算得上的最杰出的一位。他在学术上不仅远超前人，还开启了晚清今文学的振兴，影响了龚自珍等一大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可以说是承前启后。
刘逢禄 字申受，号申甫，又号思误居士，江苏武进人。他出身很好，祖父刘纶，官至大学士。外祖庄存与，舅庄述祖，都是学术史上的大人物。“逢禄尽传其学。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可以说，刘逢禄早年踏入治学之路，全靠家学传统和自学。“其于学，务深造自得。尝读《汉书董仲舒传》慕之，乃求得《春秋繁露》，知为七十子相传大义，遂发愤研《公羊何氏解故诂》，不数月，尽通其义例。自其少时，初见侍郎公，叩以所业，应对如响，即叹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至是适从舅述祖解官归，与语群经家法，大称善。时述祖本有意治《公羊》，为辍业。”
刘逢禄其人“貌不逾中人，而容止温肃，吐属谦谨。”科场还算顺利，“年十八，补博士弟子员。年三十二，举顺天乡试。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可以说是一路考上去的，补仪制司主事。于礼部十余年未迁。一辈子生活比较稳定。
由于是经今文学出身，刘逢禄有个很大的本事就是用公羊家法处理政事和办案。不管啥事都能引经据典，从古代典籍中找出先例和往昔的处理办法。“在部十有二载，凡有大疑，辄援古事据经义以决之，非徒簿书期会如胥吏所职而已。”嘉庆皇帝驾崩办理丧事时，一切典章礼仪流程都是刘逢禄策划的。在处理一些地方刑事案件中，也能依从经籍断案。也就是真的做到了“通经致用”。
道光年前，有一次大臣上书请求把前朝尚书汤斌从祀文庙，但有反对者说，汤斌的名声在康熙和乾隆朝都有过争议，论德行不配享有从祀文庙的待遇。此时，刘逢禄上书言：“后夔典乐，犹有朱、均；吕望陈书，难匡管、蔡。”大意是说前贤未必知道后来的事情，就像周朝的时候姜尚留下遗书也管不了管叔蔡叔造反一样。尚书汪廷珍采用了他的意见，将汤斌从祀。
还有一次，是越南国王派使臣来朝廷请求赏赐人参给国王的母亲治病。但颁布的皇帝谕旨里有“外夷贡道”之语，其使臣要求改为“外藩”，认为“夷”是蛮夷的意思，有贬义。而越南是当时清朝的藩属国，应该称“外藩”。但此时诏书已经写好了，不好改。即便改了也很失朝廷的尊严，被外使看不起。此时，又是刘逢禄出来引经据典，刘写了一篇草牒回复，大意是说，称越南为夷并没有贬义，相反是褒义尊称。藩国比夷其实更远，“夷”这个字从大从弓，东方大人之国，是仁寿之地，当年孔子都想去住。周文王都是西夷之人，故使者不必对这种称呼有什么想法。越南使者遂无辞而退。
刘逢禄的治学风格是为学务明大义，不专章句。“本董生春秋窥六艺家法，本六艺求观圣人之志，故所著《公羊春秋何氏释例》十卷三十篇，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洞然，推极属辞比事之道。” 刘逢禄认为《春秋》有“义”也有“例”，“义”在《公羊》，“义”应从“例”求，有从“例”求“义”的意图自觉；依何休的《解诂》而作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是刘逢禄析“例”求“义”方法的实际运用和具体体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刘逢禄曾授龚自珍公羊春秋之学，龚自珍《已亥杂诗》有“东南绝学在毗陵”之句。刘逢禄的著作很多，除前文提到的一些，还有《五经考异》、《毛诗谱》、《诗说》、《议礼决狱》等等。
刘逢禄于五十四岁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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