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其實歷史學界早已有定論，比如制度落後論、思想禁錮論、官員腐敗論，而作為晚清政府權力的實際掌控者，慈禧的頑固守舊也被很多人認為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作為晚晴政壇第一人，史學界對其褒貶不一，是一個極具爭議的歷史人物
但如果對比日本歷史的發展歷程來看，似乎洋務運動的失敗對清政府來說是一個必然，即使換作康熙再世，也難以扭轉此敗局。
日本政治制度發展史，是一部天皇的權力爭奪史
作為一個以中國為模板發展起來的國家，日本從飛鳥時代的“大化改新”開始就全面唐化，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幕府當政者仍然像清政府一樣施行閉關鎖國政策，並幾乎與中國在同一時間被帝國主義打開了國門。
但此後中日這對“難兄難弟”卻走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發展道路，一個通過明治維新全面崛起，另一個卻在洋務運動營造的假象中進一步墮落。所以要分析洋務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我們先要回顧一下日本為什麼會成功？
明治維新以後，原本落後的日本氣象煥然一新，逐漸步入世界列強之林
（1）日本近代改革的成功源自其政權的二元結構。
作為神道教認可的天照大神的後裔，天皇自古就是日本人心中的合法統治者，但自鎌倉幕府時代（公元1192年）開始，日本天皇的權力被架空，政權落入幕府的“徵夷大將軍”之手，不過由於神道教影響根深蒂固，其宣揚的天皇神性、天皇崇拜思想使得幕府時代的歷代掌權者仍然將天皇奉為國家名義上的皇帝，這一點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類似。
1185年的壇之浦之戰，源氏和平氏兩大武士家族為爭權展開決戰，最終源氏獲得勝利並開啟了鎌倉幕府時代
於是日本從鎌倉幕府到德川幕府，近七百年時間裡形成了幕府和天皇的二元政權結構。在這種二元結構中，天皇為了重新奪回實權，必然站到幕府及其代表的整個地主階級的對立面，並試圖尋找一支自己可以依靠的新的階級力量。
在前任天皇屢次倒幕運動失敗之後，最終明治天皇藉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推翻了末代德川幕府。此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明治天皇發動了一場打破舊秩序的維新改革，使日本徹底擺脫了落後的封建制度走向富強之路。
主導明治維新的日本明治天皇
日本的這種二元政權結構，使得其資產階級力量可以依附天皇朝廷，獲得了生存發展的空間和土壤，也確保了日本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這種成功又進一步促成了明治維新的成功。
（2）明治天皇的倒幕運動是一場進步的“顏色革命”。
說起資產階級革命，就不得不提到二十世紀末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這場運動讓大量社會主義國家重走資本主義老路，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的大量顛覆活動在其中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非暴力的政權更迭方式被稱之為“顏色革命”。
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蘇聯解體，美蘇冷戰至此終結
對於德川幕府末期的日本掌權者德川慶喜來說，他就像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一樣，面對歐美帝國主義對明治天皇及其資產階級勢力的支持，在與倒幕派的幾場小敗之後便主動放棄了日本的統治權，讓日本得以從一個封建主義國家以“無血開城”的方式演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從這一點來說，德川慶喜和戈爾巴喬夫又有不同，因為前者促成歷史的進步，而後者卻導致歷史的倒退。
作為幕府末代“徵夷大將軍”，德川慶喜主動放棄權力，既避免了日本內耗，也為資產階級掌權掃清了障礙
所謂的顏色革命，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對地主階級現有利益格局的重新劃分。在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古代封建社會，土地作為核心生產資料，被執政者分封給宗族功臣，以求在廣闊的國土疆域之上達到“眾建親戚，以為屏障”之目的，通過一族之人分據各處，互相藩衛，保證自己的統治不會輕易被推翻。
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四十。還有齊、楚等國，或是親戚，或是功臣故舊。當初原是一族的人，分據各方，以對抗異族，以壓制被征服之人。——《中國通史》
周朝進行分封的宗族關係圖
這種分封制度也隨之形成了一套以土地為主的固有利益格局。對幕府時代的日本來說，幕府將軍通過將土地分封給諸大名，使國內地主階級利益得到滿足，進而確保其統治的穩定。
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再依靠土地生存的資產階級力量不斷髮展壯大，為了維護自己的發展利益他們要求在國家運行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權力，觸動了地主階級的利益，直接威脅到幕府的統治基礎。恰在此時明治天皇為了從幕府手中奪回政權，在歐美國家的支持下，充當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靈活的利用這種階級矛盾向德川慶喜發起挑戰，並幸運的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實現了政權的更迭。
日本町人，主要由商人、町伎、工匠組成，作為新興資產階級，他們在朝廷的倒幕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階級和民族矛盾形成的雙重困局，讓慈禧的洋務運動註定徒勞
通過上文分析可見，利用資產階級力量重新奪回政權的明治天皇，其推動的維新改革也必然代表資產階級利益，這也是日本近代改革能夠衝破舊秩序、全盤西化的重要原因。
而同一時期的大清朝，則不存在類似日本天皇制的二元政權結構，慈禧作為清政府的實際掌權者，她致力於維護清王朝的統治、維護地主階級利益，所以其在清朝內部的階級鬥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明治天皇恰好相反，洋務運動也不可能成功。此外，慈禧所面對的局面要比明治天皇複雜得多，因為當時的清王朝除了尖銳的階級矛盾，還有更加尖銳的民族矛盾。
《走向共和》中的慈禧太后
（1）先天的階級屬性，讓慈禧站到了歷史發展的對立面。
作為晚晴政府的實際掌權者，慈禧一生經歷了帝國主義對清朝的所有侵略戰爭（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並且在後三場戰爭中擔任清廷的最高決策者主導了幾乎所有對外和、戰事宜。在這場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她通過鐵腕手段樹立自己的威信，重用曾國藩、李鴻章等漢臣，為風雨飄搖之中的大清王朝不斷續命，從這一點來講其不可謂不鞠躬盡瘁。
但慈禧所代表的清廷是地主階級利益的忠實維護者，慈禧本人又沒有德川慶喜的魄力和智慧，在面對帶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太平天國運動時，採取了強力鎮壓的措施，不但限制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大大消耗的清朝的國力。
以拜上帝會發起的太平天國運動，具有西方宗教色彩，也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但隨後其領導層逐漸封建化
在此後的洋務運動中，其改革也僅僅是停留在改善武器裝備，並沒有解決廣大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需求，使得清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國始終是一個撕裂的、不團結的國家，這種改革註定是治標不治本，一旦國家面臨外部危機，種種內部矛盾就會集中爆發，讓一切改革成果化為泡影。
（2）先天的民族屬性，讓慈禧的洋務運動淪落為少數人的獨角戲。
很多人在對比中日近代改革時，都認為日本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通過制度方面全盤西化、進化成一個近現代國家，而洋務運動時的清王朝並沒有進行西化，所以才導致改革失敗，在此後的甲午戰爭中輸給日本。
甲午戰爭中犧牲的清軍士兵
但實際上，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遠沒有達到一個近現代國家的標準，其中央集權的程度較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1889年頒佈的日本憲法第一條就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將幕府時代與中國不同姓氏家族改朝換代類似的權力更迭行為，曲解為天皇的持續統治（實際上僅為名義元首，無實權），進而實現與天皇“萬世一系”的銜接；
又如憲法第三條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進一步強化了天皇的統治合法性；
再比如憲法雖賦予了公民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卻又規定政府只要願意便有權制止這些權利。
所以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只有一個近現代國家的門面，其國家權力仍然和清朝一樣高度集中於個人。
明治天皇駕崩前，日本民眾集體下跪為其祈福
因此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最根本的區別，其實不在於對西方制度的學習與否。如果再結合甲午戰爭中兩國的表現來看的話，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應當在於民眾的國家和民族意識的覺醒，而意識的覺醒又要靠廣開民智，民智之開則要靠教育。
明治時期日本普遍推行義務教育，並明確規定教育的目的是促進國家利益而不是為了個人發展。明治天皇還推動神道教成為國教，以此深化國民對天皇執政認同感，激發國民愛國主義精神，促進民族統一。而洋務運動過程中的教育僅僅停留在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對國家和民族方面涉之甚少。
明治維新時期形成的日本國歌《君之代》，其部分歌詞為“我皇御統傳千代，一直傳到八千代”
任何改革都應該把增強國民的國家認同感、形成強大的國家凝聚力作為核心內容。但可惜的是，以慈禧為代表的的清政府，其少數民族統治者的身份，讓其在團結國民方面較之日本明治天皇存在很大的先天不足。
清朝借明朝內患之時入主中原，民族抵抗本就激烈，歷代統治者又對旗人在選舉、司法等方面給予了大量優惠政策，激起了更加強烈的民族矛盾。為了緩和矛盾、維護滿族統治，清廷採取各種措施摧挫上至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的士氣，壓制漢人的民族意識，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政局的穩定。
電影《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中愚昧的白蓮教眾，是清末民智未開的真實寫照
但“物極必反”，這種摧挫改變了宋、明之時盛行的士大夫氣節，到了清朝晚期時，面對國家和民族的空前危機，清朝“士大夫多變為厭厭無氣之流，不問國事”，幾萬萬民眾也淪為麻木的看客，無論是改革還是戰爭，都只是幾個廟堂之上的掌權者的獨角戲。
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擬言風俗書》
中國第一位田園派詩人陶淵明，生於東晉時，當時正值中原五胡亂華，這是厭世歸隱的田園派文化產生的大背景
當然，民族團結的重要性慈禧是明白的，但與其喚醒整個民族的力量，她更樂於通過重用曾國藩、李鴻章等漢臣的方式將漢人的勢力影響降至最低。這種民族環境的窘境，讓包括慈禧在內的所有清朝統治者在整個執政生涯裡都畏手畏腳，始終沒能解除對漢人力量的限制，直到後來，甲午戰爭帶來的空前國家和民族危機，最終引燃了清朝內部的民族矛盾。
階級和民族矛盾的最終解決
慈禧推動洋務運動時，面對的是一個比明治天皇更為複雜的局面。明治天皇在二元政權結構創造的良好外部政治環境之下，能夠領導日本資產階級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促成單一民族體的日本形成更加具有凝聚力的中央集權體制；而慈禧除了要在階級矛盾中代表落後的地主階級進行改革，還要以少數民族執政者的身份領導多民族的清朝實現自強，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洋務運動的失敗也就不難理解了。
清朝遼闊的疆域，也為其帶來了多民族管理的難題
實際上，華夷之辯理念導致的民族矛盾，直到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概念、孫中山將其固化之後，才得以解決，而根深蒂固的階級矛盾則直到新中國成立、建立全新的經濟制度之後，才得以解決。這些都是包括慈禧在內的任何清朝統治者都難以完成的。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孫中山
所以，洋務運動的失敗不能歸咎於慈禧一人，它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徹底解決三千年之固化的階級矛盾，同時進行多民族融合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通過這個代價，中國徹底走出了民族和階級矛盾的雙重困局，國民意識得以全面覺醒，國家發展潛力全面釋放，並在隨後的發展中利用短短几十年就實現了對傳統資本主義強國的彎道超車。
伴隨著中日之間發生的五次戰爭，中日之間的國家相對綜合國力差距也逐漸拉近，再到反轉，直至最終再次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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