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德川家康於江戶拜領徵夷大將軍，在江戶設立幕府，建立起“小一統”的幕府統治，史稱德川幕府或江戶幕府。到了19世紀中葉，經歷了250多年風風雨雨的德川幕府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日本所面臨的社會經濟狀況已經和250年前大不相同。在這250年間，雖然幕府面對經濟形勢的變化，先後啟動享保改革、寬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但是施政內容換湯不換藥，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其改革的底線和禁區即是維繫德川幕府封建統治，因此不可能帶領日本民族走向新時代。
19世紀中葉的日本，德川幕府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但是幕府對於日本封建主義國家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統治力，從日後幕府爆發出的反制力來看，尚不會旦夕而亡，不至於坍塌的如此迅速。然而，1853年“黑船來襲”，顯然加速了這一進程。其實，早在1840年時中國發生的鴉片戰爭，已經給日本敲響了一記警鐘。日本的有識之士紛紛警醒，對和中國清王朝統治頗有類似的德川幕府統治方法產生了質疑，像什麼“水戶學”、“陽明學”、“古學”、“國學”、“蘭學”等種種新思想或破土而出，或被重新演繹，圍繞著這些理論，不滿於現狀的各個階層也蠢蠢欲動。
一、走向“大一統”的兩條路線
佐久間象山（1811-1864），是日本江戶末期思想家，也是幕末社會領導階層——年輕武士的師長和楷模，社會影響很大。佐久間象山的思想一般概括為“佐幕”、“開國”。深究其思想，會發現其思想更加接近中國戰國時期的法家，在“禮”的基礎上推崇力量。而法家由孔子-荀子-韓非子的流變，正是這樣一個由“禮”向“法”轉變，並形成為輔助“大一統”實現的理論基礎。佐久間象山崇信儒家思想，認為“禮”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有形的層面，例如朝廷的禮儀，又如不同等級的著衣形式，此外當然還包括外在形態的種種“禮節”。但是，佐久間象山實際上更重視的則是無形的“禮”的層面，而這個無形層面就是“社會秩序”。他同時認為，國際既成一局，那麼就必然要構成秩序，如同國內的“禮”一樣，存在尊卑上下的關係，而確定秩序的因素，則惟有軍事力量。他明確主張，“吾惟欲述者，則國力之義”，直言不諱地提出“國力第一”的命題。一言以蔽之，佐久間象山主張以國力確定世界秩序，把“國”這個集體概念作為“大一統”的基礎。按照佐久間象山的思想發展下去，將“佐幕”和“國力之義”有機結合，無疑將成為日本邁向“大一統”的理論基礎，不管這個“大一統”是由德川幕府還是由其他強藩來實現。總之，由一強有力的地方勢力統一全國，實現“大一統”。
同樣是幕末時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陰是佐久間象山的學生，然而，吉田松陰的學說卻與佐久間象山在價值取向上截然相反。吉田松陰（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名矩方，字義卿，號松陰，通稱寅太郎。日本江戶時代（又稱德川時代）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吉田松陰主張“尊王攘夷”，與佐久間象山的“佐幕開國”截然相對。佐久間象山期冀幕府能夠採納自己的建議和思想，反覆上書：1841年上書《海防八策》；1853年上書《論時務十策》。1862年上京，謁見將軍，談論時務，主張公武合體。佐久間象山希望自己的思想被某個主宰強大力量的主君所採納，統一日本，富國強兵，最終實現成為世界民族之林強者的夢想。在當時，似乎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強者就是德川幕府。吉田松陰則不然，雖然他早年也曾經有過在長州藩藩主毛利敬親的御前講義上嶄露頭角的經歷，但是他對於來自高層的關注和提攜似乎並不在意，他更願意去各地遊歷，瞭解實際情況，體察民間疾苦。為此不惜獲罪，被開除士籍，成為一個浪人。他在“松下村塾”授課之時，門下的學生不但有像高杉晉作這樣的高門子弟，也有像伊藤博文這樣的貧家武士，甚至還有像山縣有朋這樣連武士資格都沒有的窮苦孩子，充分體現了他目光向下、不論出身的價值取向，頗有幾分孔子“有教無類”的風範。後期，他乾脆提出了“草莽崛起論”，“草莽”一詞同樣出於儒家之孟子，泛指鄉野大眾。吉田松陰在安政大獄被羈押時第一次提出草莽崛起，說明身陷囹圄的他將倒幕的希望從武士自覺轉移到了百姓身上。因此，吉田松陰的“大一統”道路是由一個個個體的草莽來踐行實現的。
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以秦國統一六國告終。這是一條“佐久間象山路線”，通過強力的手段實現統一，並建立起秩序。這種秩序是通過君主國家之強力實現的，基於脫胎於“禮”的“法”，但是卻與“禮”之價值取向背道而馳。所建立的秩序也是一人強力之下、萬民匍匐的秩序。但是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並不是沒有草莽崛起的跡象。魯國是周王正式分封的姬姓侯爵諸侯國。後來，周王逐漸失去了對諸侯的控制，諸侯國之間相互征伐，魯國就是陸續吞併了周邊的極、項、須句、根牟等小國，並奪佔了曹、邾、莒、宋等國部分土地，成了“方百里者五”的大國的。然而，到了魯桓公時期，卿大夫的權力超過了魯國國君，《史記》中說，“悼公時期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形成了“卿大於君”的局面。可是三桓也沒有威風多少時候，他們的權力又被他們的陪臣攫取了，先後有陽虎、公山弗擾、侯犯、南蒯等人或手握大權，或割據一方。“下犯上”的局面根本無法抑制。
在英法等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革命也有不斷深化的趨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最初是士紳和新貴族反抗王權的鬥爭；後來發展為大地主（王黨）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長老派）之間的鬥爭；後來形成下層大貴族克倫威爾等人（貴人派）帶領中小資產階級（平民派）掌權；在軍隊中的貴人派和平民派之間也有矛盾和鬥爭，甚至一度以武力相向；除此之外，還有更低階層的“掘地派”的抗爭。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最初是法國國王和貴族間的政爭引發的，很快引發巴黎市民的暴動，最終蔓延至全國；巴黎人民起義後，是吉倫特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掌權；之後是雅各賓派（中小資產階級）掌權；拿破崙繼承了雅各賓派的衣缽，並把革命推向高潮。
雖然，革命往往有不斷深化的趨勢，但是革命的最終結果是由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階級力量的對比決定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建立的是大地主貴族（王黨）虛君共治的統治；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中小資產階級始終在全國擁有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在戰國之後則形成了封建專制統治的局面。
在日本，歷史沒有選擇佐久間象山的“諸侯統一”路線，而是選擇了吉田松陰的“草莽崛起”路線。在完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之後，迅速發生資本主義改良，這同樣是由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階級力量的對比決定的。
所謂的“草莽崛起”，正是中下層武士在新興地主的支持下，和農民力量相結合，以天皇為凝聚力量的紐帶，推翻了封建貴族統治，形成封建大一統的局面。
二、草莽的崛起
草莽們似乎一直頂著諸侯的名義在作戰，然而事實上他們早就脫離了諸侯的控制，成為了凝聚在國家和民族旗幟下的日本民族力量的代表，而不是聽命於諸侯主君的封建武士。他們自稱草莽，作為一個個個體承擔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擔。作為草莽們的精神領袖，吉田松陰在《草莽崛起論》中闡釋了自己的主張。在民族危亡的危急時刻，草莽們對於上層貴族的表現非常失望。吉田松陰認為他曾經與長州藩政府為伍“乃一生之誤”，他對其他諸侯、幕府和天皇也不抱希望，只有草莽才是救國的真正力量。他寫道：“今日之幕府、諸侯皆已為醉人，無扶持之術，非草莽崛起之人無所望矣。”“天朝、幕府和我藩都可以捨棄，需要的只是我這六尺之軀。”他把希望寄託在一個個只擁有自己六尺之軀的草莽們身上。
在倒幕運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薩長同盟”就是中下級武士們沒有經過諸侯主君的允許而擅自決定的。其實，這種擅自做主和合縱聯合的作為，早在“櫻田門外之變”時就體現出來了。1858年德川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對尊王攘夷運動進行了一次大鎮壓，史稱“安政大獄”。為了反抗高壓政策，在京都的薩滿、長州、土佐、越前和水戶藩藩士們，經過多次密商，決定反抗幕府暴政，其中就包括暗殺井伊直弼。在前藩主德川齊昭和現任藩主德川慶篤被要求隱居幽閉和停止登城的情況下，水戶的激進藩士們自我行動起來，和同樣沒有經過允許的薩摩藩武士共同發動了“櫻田門外之變”，暗殺了德川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作為水戶藩士中的激進派，“櫻田門外之變”的組織者高橋多一郎和金子孫二郎在得知即將受到水戶藩的“傳喚”的消息後，以及負責“櫻田門外之變”具體實施指揮的關鐵之介在得到即將受到水戶藩逮捕的消息後，全都選擇不顧本藩的要求，潛逃而出，繼續實施暗殺。而薩摩藩的志士們，也不經本藩許可（事實上也不可能被許可），派出有村次左衛門兼清參與暗殺，以示和這些水戶藩士同志。在這些暗殺藩士隨身攜帶的《斬奸旨趣書》中，他們自稱為草莽。他們寫道：“草莽之我輩，目睹此等奸臣——因此申明大義替天誅戮之。”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暗殺活動得到了一名叫做“櫻岡”的豪農的經濟支持，說明這些尊攘志士和新興地主階層千絲萬縷的聯繫。
1863年 9月 30日（文久3年8月18日），幕府勢力操縱公武合體派在京都發動政變，趕走三條實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史稱“八月十八日政變”。政變導致長州藩在京都的駐防權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親及其養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喪失了政治上的主導權。此後，長州藩以排除會津藩主、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等人為目標，派兵進入京都，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在京都市區內與幕府聯軍進行激烈的巷戰，史稱“禁門之變”。24日，天皇在幕府策動下，以“禁門之變”為由發佈征討長州藩佈告，命令前尾張藩主德川慶勝任徵長總督，統率本州西南、四國和九州地區21個藩的藩兵出征。與此同時，英、美、法、荷四國藉口長州藩炮擊通過下關海峽的外國船隻，組成聯合艦隊進攻長州藩，擊毀下關炮臺，佔領海峽一帶。長州藩在內外夾擊形勢下被迫向幕府屈服，命令對禁門之變有責任的三家老自殺，並處死四參謀。尊攘派三條實美等五公卿轉移至福岡。12月12日幕府撤兵。此為第一次徵長戰爭。經過這一系列變故，長州藩激進尊攘派勢力大受催折，高層勢力被一掃而空，中堅力量也受到巨大損失。松下村塾三秀才已有兩人（吉田稔磨，久坂玄瑞）斃命，只剩下高杉晉作；猛將真木和泉、來島又兵衛等人也已犧牲。在長州藩內，“俗論派”全面掌權，並對激進派進行毫不留情的鎮壓。在這種高壓局面下，1865年1月14日，高杉晉作在下關功山寺舉兵，受到豪農豪商的熱烈支持，他們組織了“莊屋同盟”，發誓要組織農民起義，並給予大量財力物力上的幫助。2月1日，晉作發表“討奸檄”，率部與保守派軍隊決戰於繪堂，一舉奪取了藩政權。2月22日，藩主毛利敬親宣佈，長州藩全體藩士要百政革新。此時的長州藩主，已經成為一個傀儡，完全失去了對藩政的主導權。
三、天皇和幕府是一丘之貉
“草莽崛起”並不是說不要“大一統”，“大一統”是歷史發展的方向，是社會生產能力發展的標誌，無論是“草莽崛起”還是“諸侯統一”，其結果都是“大一統”；無論在哪個歷史文明的進程中，這個過程都是專制君主與平民力量的結合實現的。其區別在於，在這個歷史過程中，誰的比重更大；在這個過程之後，誰佔據了力量優勢。在日本，具有封建一統諸侯力量的德川幕府，經過250多年的歷史侵蝕，早已經腐朽、衰落，已經無法肩負起統一日本的重任；其封建專制的屬性也和資本主義革命的時代背景不相匹配。“草莽崛起”是無數個體的崛起，這無數多的個體自然需要一種紐帶緊密結合在一起。這個紐帶就是日本民族的統一和崛起，鑑於德川幕府既無能力、也不符合時代背景，因此類似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周王的天皇，就被這些草莽們選作了代表日本民族的統一和崛起的象徵。
日本天皇做傀儡已經作了幾百年了，他自然想在社會的變動過程中獲得權力。然而，他所渴望的權力並不是想做草莽們的國家和民族的象徵，事實上他想獲得像德川幕府那樣的封建專制權力，他的價值取向和草莽們截然不同。可以說，天皇希望的專制統治和幕府專制統治沒有任何本質區別，區別只在於權力集中於誰的問題。1860年“櫻田門外之變”之後，德川幕府統治衰微，地方諸藩率領藩兵入京。孝明天皇大喜，自以為擺脫幕府、號令天下的時代來臨了。然而，現實卻給了他沉重的一擊。出於對草莽尊攘的厭惡，天皇把尊攘派的計劃透露給幕府，誘發了“八一八”政變的爆發。此後，孝明天皇終於意識到，他的價值取向和那些草莽們截然不同，並不具備合作的基礎。他開始轉向支持“公武合體”，希望通過與德川幕府合體實現專制統治。1866年末，一貫壓制倒幕派的未滿36歲的孝明天皇突然暴死，年僅14歲的明治天皇即位，形勢變得有利於倒幕派。他們屢屢以“玉”代表天皇，提到要“奪玉”、“抱玉”，即首先控制天皇，把天皇作為他們戰鬥的旗幟和號召，以天皇的名義奪取政權。他們“最擔心玉被奪走而無法行事”。1867年，討幕派就是以天皇的名義命令長州和薩摩討伐幕府的。
對天皇失望和利用天皇作為民族和國家的象徵並不矛盾，草莽們只是利用天皇的象徵和紐帶作用。假如天皇的作為失當，當時的草莽們並不會盲目迷信天皇，他們會毫不猶豫的拋棄天皇，正如當時中國的志士們拋棄清王朝一樣。事實上在倒幕和維新期間，對於幕府、諸侯和草莽而言，天皇的權威性並沒有多高。這和日後軍國主義形成後的日本，天皇所具有的權威性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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