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集权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秦王26年时建立，那一年秦王嬴政39岁，意气风发，睥睨天下。历史走笔至此，我们可以改口称呼他为始皇帝了。这一称号是他首创，因为字面上具备无法超越的终级意义而让后继者沿用下来。
他创立的帝国模式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一直被采用，他的争议性也接踵而至，人们抱怨他的手法过于粗暴，却又不得不延续他的政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继承者。
秦始皇画像
他的历史面目在一百年后的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更接近于一个严肃勤奋，而略带神经质的人。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要阅览的奏章，以重量计算，不到一百二十斤就不休息。他性格冷峭，可以虐杀数字惊人的战俘，但在四处竖立的碑文中，又绝不掩饰要天下太平，永绝兵革的决心。他精力旺盛，不拘一格，甚至半夜微服出现在首都的小巷里，似乎安静地待在宫殿里是件无法忍受的事情。
终于，他死在路上。
可是只要跟后继的汉王朝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毫无公心的独裁者。他有二十几个王子，至少十个公主，但在天下初封的时候，没有一个被他委任去地方掌握权势，他每设一郡必立守、尉、监，出任这些职位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血缘而被提名的，他的“子弟为匹夫”的用人政策不仅在当时惊世骇俗，就算在他身后，也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完全做到。
秦帝国建国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秦律向全国推广，这是一种极力抹杀各国差异性的做法，毫无疑问会引发各国，特别是贵族的极大反感，而秦始皇显然不会在乎这些反对的声音，他马不停蹄地北击匈奴，南平南越，从开发驰道到修建长城，甚至建造秦始皇陵墓，这些浩大的工程无一不需要全国性的总动员，造成了大战之后民力的枯竭，12年后，他的雄心和欲望终于超过了帝国所能承担的极限，不满的情绪也由贵族直透民间，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历史安排第一个举起反旗的人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兵马俑中的铜马
我们要说的焚书就发生在秦始皇建国8年后，也就是陈胜吴广起义4年前。
在秦始皇规划天下的蓝图中，意识形态显然并不是其中之一，对一个新生的大帝国来说，要草创的东西太多，顾不上意识形态。
但建国不多久，纷乱的百家思潮就因为挤在同一个屋檐下而矛盾毕现，他们之间的针锋相对终于导致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提议，使这位颇具雄心的帝王不得不格外留心起来。
秦王34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8年，在一个类似庆功宴的场合上，博士齐人淳于越对始皇帝的政治规划含蓄地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抛弃自古以来的宗法分封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应该分封皇室，但为什么要遵循这个传统，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含糊不清地重申: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始皇帝听了他的话，让他的丞相李斯跟大臣们讨论一下。
秦国的立国精神是“法家”，法家的中心思想就是“灭先王之法”，李斯作为法家的代表，最不耐烦听到的就是“师古”二字，于是他以一种激动的强调大声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始皇帝听了只说了一个字: 可。
这就是挟书律，也是焚书的由来。
烧的什么书一目了然，有三样，分别是“诗书”、“史记”和“百家言”。
首先是诗书。“诗书”，是指两本书，诗为《诗经》，书为《尚书》，前者以韵文的方式记载了一些西周的历史，后者是语录体的政治思想录，记录了周公，以及其同时代政治家的话。
在孔子之前，这两本书几乎是王官学术的重心所在，法家要“灭先王之法”，所谓的先王之法，落到实处，就是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进入民间是从孔子开始的，春秋时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源头，而孔子是这场解放运动的分水岭。
在孔子之前，文化是贵族才能够参与的事，类似祭祀，有严格的范围和规矩。西周的学术都统一在国家，由国家派遣的官员把关，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贵族可以参与，庶人无权接触。文字、历史、章典，都不通行天下，民间可说是无学术。这是文化萌芽阶段的一个特征，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虽初具规模但范围狭小。后人称这时的学术为“王官之学”。
而民间的启蒙是从孔子开始的，具体的风气也许形成在孔子之前，但孔子的“有教无类”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
在孔子临死的时候，他似乎还在为自己把学术引入民间而感到不安，于是留下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样左右为难的感叹。可以想见，即使在从事了一辈子启蒙工作之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依然让他看起来有些像个冒大不韪的普罗米修斯。
学术的门槛从此打开，私学的开办导致民间学术的兴盛，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对天下事的关心终于不再仅仅只限于贵族。
当时间进入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这些各式各样的思考就具备了它的现实意义，甚至在急切盼望强大的诸侯国里得到实际运用，这于是又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上下的彼此加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气象，一连串足以让中国人自豪千年的思潮一个接一个地诞生、成熟。
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也许就不会有百家争鸣。
孔子不是一个儒者，但是儒者接了孔子的衣钵，成了王官之学的主要传人，《尚书》中朴素的人本主义和天命理论被儒者拿过来，发扬成关系得失天下的仁政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君主对民众怀有温情，还为君主设立了一个虚拟的监督者——天。
年轻的法家自然不喜欢这一套，他们极度推崇独裁，认为君主是他们理论中唯一、也是最后一名仲裁者，他们也从来不认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道德的高下。
他们诞生于战国，因为适逢乱世，所以缺乏春秋时代才有的沉稳大气，他们偏狭冷峭，务实际而尚功利，崇尚集权统治。能够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产生巨大的运作效率，但也同时具备毁灭一切的气概，缺乏可持续意义上的长治久安。
法家首先是个怀疑论者，他对传统的思想体系抱有很大的悲观和不信任，他不认为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理论可以解决今天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动手打造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在打造新的之前，他们自然要先破坏那个旧的。
这就是法家与王官之学的冲突，体现为“当下”与“传统”的直接对峙。
于是一旦掌握了公权力之后，法家要烧《诗经》和《尚书》就不那么难理解了。
除了烧书，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李斯要跟儒者过不去，虽然他烧了《诗》、《书》之后，儒者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儒者仍然以一个庞大的数字存在着，作为学术的中坚力量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在汉代大放异彩。
在挟书律中，李斯罗列了很多罪状，但最重的罪有两条，分别是“以古非今者族”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一个灭族，一个弃市。
这两项罪的共同点是“以古非今”，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它来进行的，“偶语诗书”也许没有什么，但一联想到《诗》、《书》是所有“托古立言”者无法回避的话题，就明白随便说说这两本书有多么大的嫌疑了。
除了上述两大罪证之外，藏书超过三十天的罪过就要轻得多，所受惩罚也仅仅为“黥为城旦”，这是一个为期四年的戍边刑，相比一个诛杀全族，一个杀身弃市，可说是很温存的了。
除了《诗》、《书》之外，另一样被扔进大火的还有各国的“史记(春秋)”，如李斯所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这与法家的“灭先王之法”有关，完全是战国时代秦国霸道的外交政策所致。
在秦以兼并为唯一目标的战争中，没有一个交战国对他存有好感，这种厌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战国后期的一种普遍风气，并影响到各国史官。他们提起秦国毫不客气，极尽鄙夷谴责之能事，这促使李斯下决心要烧掉它们。
烧史书这一举动没有引起太大怨言，这多少跟不伤及儒者有关。但却给后代作史的人留下很大遗憾，太史公在搜集资料写《史记》时，不得不发出惋惜的声音:
秦既得意，烧天下书，诸侯史记甚尤，为其所剌讥也。诗书多复见，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于周室以故灭，惜哉！
除了《诗》、《书》和各国官史，百家言也在被烧的行列中，但如果细辨，会发现百家言与前者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首先它不在被禁止谈论的范围内；其次，对私藏百家言的惩罚也相对轻得多；再其次，烧的范围也仅仅局限在“非博士官所职”。“博士官”是官方设立的学者，将百家言只保留于他们手中，有很明显的学术国有化的意图。
虽然很大一部分人至今仍然笼统地认为，秦始皇焚书是要灭绝百家思想，但这不符合历史原貌，也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活动的发起者李斯是法家弟子，无法想象他会把自家学派的言论就此焚灭。
阿城曾经在《闲话闲说》里提到这段，他说：秦始皇不烧世俗实用的书，例如医药书、种树的书，秦始皇烧思想。
这话前半句没错，后半句呢？只说对了一半。
秦始皇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烧尽天下图书，更不是“愚民”那么简单——布衣天子的可能性要等到刘邦才来创造，在秦始皇的眼中，也是春秋以来的普遍看法，贵族才是权力最有可能的威胁者，黔首是如此无力，以至于还看不到需要愚蠢化他们的必要。
普遍的说法是，李斯烧书，是为了恢复西周的学术制度，让政府重新垄断学术。
学术民间化起始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很大程度上滋养了战国游士的狂放豪迈之风。在始皇帝建国8年后依然有淳于越这样的人对帝王的思想路线指手划脚，可以想见这种嚣张作风多么令李斯不安。焚书除了对意识形态做出粗略规范之外，也是对这种战国余韵的收束警醒。除此之外，焚书并没有灭绝思想的企图。
焚书坑儒
但焚书无疑是伤害了所有读书人，以至于口诛笔伐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读书人的一连串指责让焚书更加具备象征意义，成为思想禁锢的代名词。
也许亲手点起这场大火的秦始皇和李斯并不这么看，“诗书”在他们眼里跟各国的文字没有什么不同，和去掉的各国度量衡没有什么不同，和收起来的天下兵器没有什么不同。天下太平，万法归一，这是中国第一个对意识形态有自觉性规划的皇帝。
值得一提的是，挟书律的执行期比我们想象的要长久，一直存在了22年，到了汉孝惠帝四年才被废除。也就是说，焚书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一直持续到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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