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农村是主要的兵源所在地。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没有在农村统治基层做任何改良直接沿用清末的乡绅宗族制度，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的宣传动员，无法唤起农村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补充兵员主要靠基层地痞恶霸的暴力抓壮丁进行。
当年国民政府的征兵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抽丁”（王保长外传中有介绍），但实际地方保甲长和兵役官员互相勾结，有钱有势的官僚子弟、地主，哪怕是兄弟七八个人也不会被抽壮丁。
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基层主要靠乡绅地主在维持。需要进行体检。部分有钱人家可花钱够买穷人家孩子冒名顶替。所以壮丁的名额自然主要是穷人。
后来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各地抓到的壮丁要前往指定的补充兵训练处操场集中，为防止中途逃跑，国民党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一个个的用绳子连成一串牵着走”，“大小便都不许上”。由于恶意克扣壮丁粮食长期饥饿大部分壮丁都是营养不良状态，不是枯柴的瘦个子，就是脸肿肚胀“胖子”。有些补充团甚至利用接送新兵的机会，贩运货物，由于负担太重，过分疲劳，途中经常发生逃跑或大量死亡事件。
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回忆，“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地痞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了国军虐待士兵的种种劣迹，并做了如下分析：“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国军）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白修德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壮丁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他们被国军指挥官毫不吝惜投入战火中，经常导致毫无必要的大量死亡，但他们是值得同情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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