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襲擊全球，累計病例已近40萬，而時間只用了不到100天！
《地球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因此提出了一種新的紀年方法——“新元前”和“新元后”，即“新冠肺炎元年之前”和“新冠肺炎元年之後”。
2020年則因“新冠肺炎元年”而被世界歷史所銘記。
與此同時，海外一些疫區突然流行各種版本的“抄中國作業”。
從看中國笑話，到希望中國援助抗疫物資，再到迫不及待地學習“中國經驗”，變臉速度之快讓人瞠目結舌。
據說已經有媒體將新冠疫情描述為“天啟”，而東方大國則成為反轉命運的唯一救星。
因為到現在為止，只有中國庇佑了自己的國民。所以全班都來抄“學霸”中國的作業。
“學霸”的秘密
“學霸”之所以成為“學霸”，一部分原因在於其作業往往是最難抄的——除非他（她）願意幫助你，講給你——但你依然可能看不懂、聽不懂。
1、你可以看到中外兩種不同的“封城令”，一種是中國式封城，另一種是其他
中國式很容易理解，“其他”的花樣就多了，比如照樣跑步、喝酒、逛公園， “戴口罩”也一度被認為是譁眾取寵。
在現在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這種佛系封城，都把市長快氣哭了。
意大利市長的咆哮
2、你可以看到從企業到民眾的兩種反應
在中國疫情之初，情況不明朗，很多企業的第一反應是“想拿錢”。中國企業（大多數是民營企業）踴躍捐錢，大企業的捐款金額往往是以一億為起步價，百度3億、美團2億、網易1億、快手1億……後續很多企業還在追加。
過一階段後，很多企業發現醫療和防護物資才是最缺的，馬上發動自己的資源調動能力，從全球去找物資。缺什麼送什麼，而且還都是自發行為。
武漢告急時，全國的醫護人員義無反顧，逆風而行，很多是自動請願去防疫一線，很多護士是90後甚至00後小姑娘。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組織醫療隊奔赴湖北。
而媒體和民眾則不斷的在各個渠道提醒居家隔離，很多民眾就達成“不出門、不添亂”就是在幫助國家抗疫情的共識。
這就是中國。
但在海外，尤其是疫情初期，這種情況從未發生過。
3、對學霸中國來說，這還只是表面
因為上述那些現象都是普羅大眾能看到的抗疫前線，而在這背後，其實還有一個隱藏在背後的抗疫戰線，這大概也是國外最難“抄”的那部分。
比如以下這些情景，才是真正的挑戰——
收治新冠肺炎的醫院，如何消毒殺菌才可以儘可能避免人員感染，且每隔幾小時就消毒殺菌一次？
2月中旬開始，在武漢商學院、江漢大學，以及上海、深圳、廣州等多達16個重點新冠患者收治醫院的重點保護區域和隔離區域，出現了一些明黃色的“無人智能防疫車”，專門負責消殺作業，同時每天為超過100名一線醫護人員無接觸送餐。
感染幾率最大的醫護人員不可能每天都核酸檢測，但又該如何儘早發現感染？
位於武漢洪山體育中心的方艙醫院是“智能的”，所有醫療服務均由機器人和其他物聯網設備執行。
比如患者佩戴了與人工智能平臺相連的智能手環，以及連接5G信號的體溫計等，醫生護士也都佩戴類似設備，以發現任何早期感染現象。
機器人除了送餐之外，還能通過跳舞等方式娛樂患者。人工智能既保護人的身體，還能緩解患者恐懼和悲傷的心情。
這對海外一些人來說，無異於天方夜譚。
人們每天都小心翼翼，因為不瞭解信息而恐慌，如何才能瞭解自己周邊的感染危險？
百度地圖的遷徙大數據平臺、熱力圖、疫情小區等數據和服務，可以幫助人們瞭解人口流動數據，也可以瞭解自己所在區域的疫情發展態勢，隨時查詢周邊的疫情地圖，以及病例分佈。
車站、商場等場所的安檢人員不斷接觸人，如何儘量避免他們的風險和提高通行效率？
類似於清河火車站、數字北京大廈這樣的公共場合，工作人員不再拿著額溫槍逐個測量體溫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非接觸、無感知的測溫系統，再配合集成了人員信息、物業核驗、人流量統計、電子防偽功能的“電子出入證”，可以迅速完成“通關”。
最重要的是，這個過程無需摘下口罩，從而避免測溫時交叉傳染。
疫情減緩，企業急需知道哪些交通恢復、哪些還在管制？
在“世界工廠”復工的關鍵時刻，也有“復工地圖”，可以顯示自己前往目的地過程中所要經過的省市查驗政策和各個地區的交通管制情況，及時、準確地規劃復工“路線”。解決這些問題的背後，都是AI。
國外媒體，尤其西方媒體認為中國抗疫勝利是因為中國的組織和調動能力強的結果，這當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他們忽視了，這是一場全面的“戰爭”考驗，從政府到民眾，從人到技術，從物質到意識，每一個環節上都努力才讓中國取得勝利。
所以說，“抄作業”真不是那麼容易！
AI抗疫戰線
比爾·蓋茨曾表示，自己是個狂熱的“技術愛好者”，因為“沒有技術解決不了的問題”。
現在AI技術成了人類的擺渡者。
時代》週刊3月中旬報道稱，疫情期間，是多達300萬配送員幫助中國保持了運轉。
《哈佛商業評論》進一步報道稱，中國城市展現出的非凡韌性與兩個因素相關，一是數字驅動的交付（遞送）系統，二是消費者對於線上世界的諳熟和習慣，而相比之下，歐美在這兩方面都相距甚遠，“所以對歐美來說，這是個叫醒電話”。
事實上，AI在這場抗擊疫情的搏殺中，已經滲透到了基因層面。
這讓人好奇，但卻是事實。
比如百度和連心醫療開發上線了一套AI系統，能夠快速檢測識別肺炎病灶，為醫生篩選和預診斷患者肺炎病情提供依據，提升了診斷效率。
同時百度還開放了一套名為LinearFold的線性時間算法AI系統，它可以通過縮短新冠病毒全基因組的二級結構檢測速度，大幅提升新冠肺炎的確診率。
而當武漢疫情暴發初期，社區防控的壓力空前增大，以至於民政部一位官員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希望有企業能夠開發一個服務社區抗疫的軟件。
而百度早在此之前就推出了智能外呼平臺，可以提供流動人員排查、本地居民排查/回訪，特定人群通知等三大場景的外呼服務，比人工外呼電話效率提高了數百倍。
北京海淀區上地街道科技園社區工作人員接聽智能外呼回訪電話
現在這套系統已經在北京、西安、延安、上海、溫州等多達十多個城市的地區投入使用，外呼量超過200萬次。
智能外呼既能彌補人工外呼因疫情而無法運轉的問題，還能避免傳統外呼中心的人員聚集性感染。
其他幾家互聯網頭部公司，也推出了類似的智能服務。
所以抗疫戰爭是個系統工程。
而面對這場“戰爭”，包括AI在內的科技，已經走到了臺前，並且在方艙醫院和新增病例“清零”的過程中扮演了超級助手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類似於百度這樣的中國企業，在抗疫戰爭中把AI的開放屬性發揮到了極致。
公路與車
每一個企業都想要儘可能持久地保存自己的秘密，比如可口可樂那個神秘的配方——據說全世界只有三個人，分別拿著自己的那把鑰匙打開塵封的大門，才能窺得終極秘籍。
這是封閉時代的商業故事，一度還被津津樂道。
但這種充氣汽水的未來，跟AI相比，就像是玩數字遊戲的幼兒園學生和陳景潤對於1+1的不同理解。
AI之所以成為AI，就在於其不斷“自我學習”的特性，這決定了其天生自帶“開放”屬性。
AI只有應用於行業、應用於具體場景才能發揮巨大作用，就像公路上有車跑才能顯現其價值一樣，而這正是百度近幾年在全力推進的工作。不只是技術本身，圍繞AI和AI應用的生態才讓技術發揮出巨大作用。
比如衝殺在抗疫一線的“無人智能防疫車”，這種萌新小神器來自於百度Apollo（阿波羅）開放平臺，是與興華教投合作的無人駕駛產品。
基於開放原則，Apollo目前已經是國內最大的自動駕駛開放平臺，甚至包括寶馬等一些跨國巨頭也已經接入了阿波羅平臺。
而中國在AI領域最讓人激動的因素之一，就是為開發者提供了可以迅速落地的應用場景。
因為對於開發者來說，沒有什麼能比看到自己的技術轉化為價值更有成就感，同時這也是商業運營的基礎，是技術變現的前提。
毫無疑問，這也會讓包括開發者在內的整個AI行業變得極具活力，甚至All in。
比如在人人佩戴口罩被證明是阻斷病毒傳播有效途徑的背景下，中石油旗下的中游瑞飛在百度大腦旗下百度飛槳團隊的協助下，短短數天即完成了AI口罩檢測的升級、優化和應用，實現了不摘口罩的測溫統計，識別準確率超過了96.5%，目前已經在北京的一些地區進行了部署。
這為安全復工，以及包括地鐵在內的公共衛生安全，提供了技術保障。
在疫情尚未被徹底清零，“復學”還未實現的情況下，在線教育成為熱點。
“出口成章”app為全國600萬用戶和20萬語文教師提供體系化、個性化的在線課程和直播課堂服務，百度大腦為其提供了免費的算力資源，並接入免費語音識別技術接口，保障了學生們流暢地在線學習。
對一個商業公司來說，這種開放讓人難以置信。
但這就是AI的本質。
所以百度通過開放AI技術，不斷與醫療、教育、物流等產業企業合作，擴大AI應用場景，打造了智能化的“基礎設施”，也即“新基建”，並由此成為整個國家科技實力中的核心力量。
“新基建”概念是國家2018年提出的，但“新基建”的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事實上在包括百度這樣的企業層面早就在推進，並已經被應用到各種產業中。
這次疫情讓“新基建”受到了一次檢閱，很明顯它給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幫助。而這是此次抗疫中也很難“被抄的作業”。
脆弱還是強大？
連續錯失工業革命曾是幾代人心中永遠的痛，但正在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的位置完全不同——不再是技術浪潮中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看客，而是出演關鍵角色。
這場工業革命的標籤是AI、大數據、雲計算、平臺化，所以人們才能在這場抗疫戰爭中，既能看到類似於無人駕駛智能防疫車這樣的AI應用，也能看到大量的開發者在包括阿波羅在內的開放平臺上推出自己獨特應用的戰疫故事。
AI決定了創新的高度，這一次中國拿到了神之權柄。
這意味著科技落後而屈服於船堅炮利的日子，只存在於教科書中了。
泰戈爾說，歷史在很有耐心地等待著被侮辱者的勝利。
而在這個戰“疫”時刻，AI小試牛刀，並且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包容性——比如百度已經在這場抗疫戰爭中開放了自己的核心AI算法，供全世界的醫療中心、研究所、病毒研發機構使用。
換句話說，新冠疫情不但沒有顯示所謂中國的“脆弱”，反而宣示了中國的強大。
而被西方媒體稱之為“天啟”的災難場景，甚至有可能在中國技術的幫助下，實現反轉。
英國《地鐵報》認為，對於是否加入中國的科技革命，並沒有真正的選擇，因為無論是否喜歡，它都會到來。
這有點戲劇化，正如托馬斯·弗裡德曼發明的那個“新元前”和“新元后”的紀年法概念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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