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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得宠是有一定道理的，难道这“小人”就是祸国殃民，陷害所谓“忠良”的历史角色吗？
深度剖析👇👇
“贤臣”是谁
所谓贤臣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儒家化了的豪族。对皇帝来说，豪族不可怕，就怕豪族有文化。
因为，一般的豪族对社会有组织力，又让皇上收税变得困难，皇上不大容易动得了他，但他们还不会从观念上批评皇上；但是，有文化的人，则会引经据典地批评皇上，说你昏庸。
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合二为一，这个有文化的人还是豪族，皇上就只能干瞪眼地被批评，还动不了他。有文化的豪族，从东汉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来，直到隋唐的历史上，被称为门阀士族，经常也简称为士族。
士族对皇帝有各种约束，皇上就在士族外边再去找一些有文化的人，为自己所用，不就能够反制士族了吗？你引经据典地说我昏庸，我的人就会引经据典地说我这是圣明，皇上不就不那么憋气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皇帝不大容易找着人。为啥呢？
首先得有纸的出现，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这会儿的造纸技术还不发达，有句成语“洛阳纸贵”，这个描述的其实已经是西晋时期了，说的是有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洛阳的文化人竞相传抄，纸不够用了，于是就变贵了。
光有纸还不够，还得有印刷术大规模的应用。但东汉还没有什么印刷术可言，书籍的拷贝要靠抄写。这种情况下，知识传播的成本相当高，不是豪族的话，一般人根本读不起书；读得起的豪族，就成了士族了。
士族一代代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世家大族，他们垄断了知识和地位，垄断了社会上的舆论。
这些人就是所谓“贤臣”，他们差不多把持了朝廷和地方的各种重要职位。世家大族彼此间还联姻通婚，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对皇帝有着相当强的制约能力。
“小人”是谁
东汉开国的头几位皇帝还比较有实力，而世家大族也还在发展中，他们彼此还能相互制衡，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到了后面的皇帝，越来越受到世家大族的约束。皇上肯定感觉非常不痛快，我都是皇上了，还天天被人这么节制？不行，我得有自己的人，收拾收拾这些天天跟我叫板的家伙。
皇上要找来支持自己的人，来对抗世家大族。但问题是，世家大族把持着官僚体系，也控制着舆论，这些皇帝的支持者就肯定会被指责为“小人”了。
这与他们实际上的人品、官品怎么样关系不大。皇帝的行为，在世家大族嘴里，也肯定是“亲小人、远贤臣”了。
再看看皇上吧，他到哪去找自己人呢？到民间去找？就像前面说的，知识都被世家大族垄断，民间没什么可用之才。到朝廷上找？朝廷上放眼望去，都是彼此串通一气的世家大族，也不行。
皇上还得保证这些人能站在自己一边。对皇帝来说，什么才能确保这些人支持自己呢？忠诚这东西是不敢指望了，能指望的是，他们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赖于皇帝，这些人即便是出于自私，也得站在皇帝一边了。
那是什么人啊？只有两种，宦官，也就是太监，还有外戚，也就是皇后的家族。
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的博弈关系
于是，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组成的官僚，彼此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我们今天历史书上说党锢之祸是“宦官专权”什么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皇帝通过宦官之手，跟这些世家大族进行PK，党锢之祸就是皇帝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
用宦官压制了世家大族之后，汉桓帝又反过来开始压制宦官，把当年帮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们狠狠收拾了一番。
但皇上也不会抛弃宦官，只是让他们不要那么嚣张，日后还会借重宦官继续抗衡世家大族。看到这些作为，我们会感觉，汉桓帝虽然说不上是什么明君，但智商绝对不差。
宦官的力量过强，皇帝还可能再去用外戚来压制他们，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
世家大族面对皇帝的这些对抗举措，便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获得道德制高点，宦官和外戚就进一步被还原为“小人”。
这就是“亲小人、远贤臣”的由来，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佩一
天下人都知道某人是奸臣，但唯独皇帝不知道，反而认为某人是个好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皇帝都是傻子？
奸臣和珅
比如唐朝德宗时期的宰相卢杞，不仅长得其丑无比，人品也卑劣得无以复加。他瞒上欺下，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坏事做绝。卢杞最终被弹劾贬官，但德宗一直很想念他，于是就趁着大赦天下的机会，想把他调回朝廷重新任职。
但德宗没想到的是，提拔卢杞的诏书还没发出去，就遭到了大多数朝臣的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
德宗虽然从了众议，但心里始终不是很爽，于是就想找人唠一唠，排解一下心情。
他把宰相李勉叫到宫里来，问他：“天下人都说卢杞是个奸臣，但为什么朕看不出来呢？”
李勉答道：“正是因为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独陛下不知，所以卢杞才真的是个奸臣啊！”
德宗听了之后沉默不语，一整天都没有再说过话。
奸臣高俅
后来，唐德宗又跟宰相李泌（《长安十二时辰》里李必的原型）谈话，说：“朕觉得卢杞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为人很清廉，也很耿直，只不过学问不高。别人都说他是奸臣，但朕却看不出卢杞有什么奸诈的地方。”
李泌不客气地说：“建中四年，泾源乱兵哗变，陛下巡幸（出逃）奉天，如果陛下能早一点儿觉察到卢杞的奸诈，哪里还会有建中之祸呢？礼部尚书李揆，因为与卢杞政见不合，卢杞便让他出使吐蕃，可怜李揆都70多岁的人了，勉强回来后就病死了；颜真卿骨鲠忠臣，因为得罪了卢杞，被他派去出使李希烈，结果惨死贼手，卢杞作的恶还少吗？”
德宗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什么话来。
隋炀帝和萧皇后
李泌接着说：“其他像宰相杨炎，被卢杞构陷致死。陛下在奉天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千里救驾，卢杞妒忌他的功劳，阻挠不让他与陛下相见，结果导致怀光愤而反叛，这些都是卢杞欺天罔人的铁证！”
德宗舔了舔嘴唇，说：“爱卿所言，有些的确是事实。但杨炎这个人对朕大不敬，看待朕就如同看待三岁小孩子一样，他提议的事项，如果朕同意了，也就没事了，一旦朕不同意，他动不动就以辞官相威胁，搞得朕很是难堪。再说建中年间的祸乱，你之前也应该听说过桑道茂的预言，乃是朕命中该有这场劫难，跟卢杞没什么关系吧。”
奸臣严嵩
桑道茂是当时有名的方士，曾劝说德宗修缮奉天城，加高加固城墙防御。当时德宗不解其意，等到泾源兵乱、自己逃到奉天避难的时候，才明白之前桑道茂的深意，故而一直都以为这是天意使然。
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诏翰林。建中初，神策军修奉天城，道茂请高其垣墙，大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乱，帝苍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旧唐书·方技传》
李泌对此嗤之以鼻，对德宗说：“命运之说，都是事后诸葛亮。命运是人创造出来的，不应该盲目相信命运。当初夏桀曾说：难道我的命运不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商纣王也认为自己有天命护佑，结果两人不都同样身死国灭了吗？陛下如果相信天命，那和桀纣那样的昏君有什么两样呢？”
德宗老脸一红，不好意思地对李泌说：“多谢先生教我！朕以后再也不信命运之说了。”
帝尝从容言：“卢杞清介敢言，然少学，不能广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觉也。”对曰：“陛下能觉杞之恶，安致建中祸邪？李揆和蕃，颜真卿使希烈，其害旧德多矣。又杨炎罪不至死，杞挤陷之而相关播。怀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诚有之。然杨炎视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论奏，可则退，不许则辞官，非特杞恶之也。且建中乱，卿亦知桑道茂语乎？乃命当然。”对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数纣曰：‘谓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则桀、纣矣。”帝曰：“朕请不复言命。”——《新唐书·李泌传》
从唐德宗与李勉、李泌的对话可以看出，之所以会出现“天下都知道某人是奸臣而唯独皇帝不知道”这种事情，至少有以下五点原因：
奸臣魏忠贤
其一，奸臣善于伪装，在皇帝面前往往表现出艰苦朴素、严谨正派的一面，皇帝都是深居简出，对外面的舆情不太了解。所以唐德宗才说卢杞“清介敢言”，是个好人。
其二，皇帝不在乎谁是奸臣，他只在乎谁是忠臣。奸不奸的其实无所谓，皇帝只在乎大臣忠不忠。卢杞虽然对政治对手打击报复，手段卑劣残忍，但他对皇帝表现得忠心耿耿。泾源兵变的时候，卢杞是第一个翻墙逃出皇宫，跑到奉天追随德宗的，所以唐德宗认为卢杞只不过是学问差了点，没啥大毛病。
第三，奸臣往往善于逢迎拍马，让皇帝非常舒服，而忠臣则直言进谏，很容易“犯上”，让皇帝很不爽。杨炎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宰相，但是他表现的太强势，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皇帝只能听从不能反对，导致皇帝也很讨厌他。而卢杞则像个哈巴狗一样，皮滑毛顺，让皇帝感觉很舒服，故而深得宠信。
第四，奸臣害人，往往以公道的名义，让人事前事后无可辩驳，皇帝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比如卢杞陷害杨炎，就是以杨炎把自家的房子卖给了河南尹赵惠伯，卢杞指使亲信举报杨炎从中渔利，从而夸大其词，将一桩经济案件上升到了政治案件的高度，从而扳倒了杨炎。他陷害颜真卿，是借口颜真卿三朝元老，德高望重，必能劝降李希烈，故而派他去送死；折腾70多岁的李揆出使吐蕃，是以李揆是礼部尚书，通晓礼仪，而且岁数大了老成持重。排挤李怀光，是以军情紧急，没有闲工夫赐宴犒赏为理由。
这些理由在旁观者看来都是陷阱，但在皇帝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臣子本来就是为皇帝服务的嘛。
除了这四点之外，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奸臣往往也很有能力，很会替皇帝办事，而且只考虑皇帝的感受，从不顾忌百姓怎么样。唐德宗时，朝廷财政困难，卢杞就想出各种办法，从民间大肆敛财，虽然搞得民怨沸腾，但也成功地解决了朝廷的一时困难，让德宗得以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所以很受皇帝的信任。
奸臣得宠，是古代帝制时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必然产物。毕竟像李世民那种英明神武的皇帝是很少的，大多数皇帝都是平庸之辈。庸君通过奸臣来控制政局，奸臣通过献媚皇帝来获取政治利益，双方一种结合紧密的政治同盟关系，很难打破。所以卢杞即使被贬了，德宗还是时时想念他，想把他调回来重新起用。毕竟皇帝也是人，身边有个臭味相投、会说话会办事的人是很难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