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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得寵是有一定道理的，難道這“小人”就是禍國殃民，陷害所謂“忠良”的歷史角色嗎？
深度剖析👇👇
“賢臣”是誰
所謂賢臣是什麼人呢？他們就是儒家化了的豪族。對皇帝來說，豪族不可怕，就怕豪族有文化。
因為，一般的豪族對社會有組織力，又讓皇上收稅變得困難，皇上不大容易動得了他，但他們還不會從觀念上批評皇上；但是，有文化的人，則會引經據典地批評皇上，說你昏庸。
如果以上兩種情況合二為一，這個有文化的人還是豪族，皇上就只能乾瞪眼地被批評，還動不了他。有文化的豪族，從東漢的時候逐漸發展起來，直到隋唐的歷史上，被稱為門閥士族，經常也簡稱為士族。
士族對皇帝有各種約束，皇上就在士族外邊再去找一些有文化的人，為自己所用，不就能夠反制士族了嗎？你引經據典地說我昏庸，我的人就會引經據典地說我這是聖明，皇上不就不那麼憋氣了？
道理是這麼個道理，但是皇帝不大容易找著人。為啥呢？
首先得有紙的出現，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但這會兒的造紙技術還不發達，有句成語“洛陽紙貴”，這個描述的其實已經是西晉時期了，說的是有篇文章寫得太好了，洛陽的文化人競相傳抄，紙不夠用了，於是就變貴了。
光有紙還不夠，還得有印刷術大規模的應用。但東漢還沒有什麼印刷術可言，書籍的拷貝要靠抄寫。這種情況下，知識傳播的成本相當高，不是豪族的話，一般人根本讀不起書；讀得起的豪族，就成了士族了。
士族一代代發展壯大，逐漸成為世家大族，他們壟斷了知識和地位，壟斷了社會上的輿論。
這些人就是所謂“賢臣”，他們差不多把持了朝廷和地方的各種重要職位。世家大族彼此間還聯姻通婚，形成了龐大的關係網絡，對皇帝有著相當強的制約能力。
“小人”是誰
東漢開國的頭幾位皇帝還比較有實力，而世家大族也還在發展中，他們彼此還能相互制衡，還不算什麼大問題。
到了後面的皇帝，越來越受到世家大族的約束。皇上肯定感覺非常不痛快，我都是皇上了，還天天被人這麼節制？不行，我得有自己的人，收拾收拾這些天天跟我叫板的傢伙。
皇上要找來支持自己的人，來對抗世家大族。但問題是，世家大族把持著官僚體系，也控制著輿論，這些皇帝的支持者就肯定會被指責為“小人”了。
這與他們實際上的人品、官品怎麼樣關係不大。皇帝的行為，在世家大族嘴裡，也肯定是“親小人、遠賢臣”了。
再看看皇上吧，他到哪去找自己人呢？到民間去找？就像前面說的，知識都被世家大族壟斷，民間沒什麼可用之才。到朝廷上找？朝廷上放眼望去，都是彼此串通一氣的世家大族，也不行。
皇上還得保證這些人能站在自己一邊。對皇帝來說，什麼才能確保這些人支持自己呢？忠誠這東西是不敢指望了，能指望的是，他們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賴於皇帝，這些人即便是出於自私，也得站在皇帝一邊了。
那是什麼人啊？只有兩種，宦官，也就是太監，還有外戚，也就是皇后的家族。
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的博弈關係
於是，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組成的官僚，彼此之間形成了複雜的關係。
我們今天曆史書上說黨錮之禍是“宦官專權”什麼的，實際上只不過是皇帝通過宦官之手，跟這些世家大族進行PK，黨錮之禍就是皇帝進行中央集權的努力。
用宦官壓制了世家大族之後，漢桓帝又反過來開始壓制宦官，把當年幫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們狠狠收拾了一番。
但皇上也不會拋棄宦官，只是讓他們不要那麼囂張，日後還會借重宦官繼續抗衡世家大族。看到這些作為，我們會感覺，漢桓帝雖然說不上是什麼明君，但智商絕對不差。
宦官的力量過強，皇帝還可能再去用外戚來壓制他們，東漢後期的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
世家大族面對皇帝的這些對抗舉措，便會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天下為己任”的形象，獲得道德制高點，宦官和外戚就進一步被還原為“小人”。
這就是“親小人、遠賢臣”的由來，至於賢臣是否真的賢，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佩一
天下人都知道某人是奸臣，但唯獨皇帝不知道，反而認為某人是個好人，這是為什麼呢？難道皇帝都是傻子？
奸臣和珅
比如唐朝德宗時期的宰相盧杞，不僅長得其醜無比，人品也卑劣得無以復加。他瞞上欺下，排斥異己，陷害忠良，壞事做絕。盧杞最終被彈劾貶官，但德宗一直很想念他，於是就趁著大赦天下的機會，想把他調回朝廷重新任職。
但德宗沒想到的是，提拔盧杞的詔書還沒發出去，就遭到了大多數朝臣的強烈反對，最後不得不收回成命。
德宗雖然從了眾議，但心裡始終不是很爽，於是就想找人嘮一嘮，排解一下心情。
他把宰相李勉叫到宮裡來，問他：“天下人都說盧杞是個奸臣，但為什麼朕看不出來呢？”
李勉答道：“正是因為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獨陛下不知，所以盧杞才真的是個奸臣啊！”
德宗聽了之後沉默不語，一整天都沒有再說過話。
奸臣高俅
後來，唐德宗又跟宰相李泌（《長安十二時辰》裡李必的原型）談話，說：“朕覺得盧杞這個人，還是不錯的，為人很清廉，也很耿直，只不過學問不高。別人都說他是奸臣，但朕卻看不出盧杞有什麼奸詐的地方。”
李泌不客氣地說：“建中四年，涇源亂兵譁變，陛下巡幸（出逃）奉天，如果陛下能早一點兒覺察到盧杞的奸詐，哪裡還會有建中之禍呢？禮部尚書李揆，因為與盧杞政見不合，盧杞便讓他出使吐蕃，可憐李揆都70多歲的人了，勉強回來後就病死了；顏真卿骨鯁忠臣，因為得罪了盧杞，被他派去出使李希烈，結果慘死賊手，盧杞作的惡還少嗎？”
德宗張了張嘴，卻說不出什麼話來。
隋煬帝和蕭皇后
李泌接著說：“其他像宰相楊炎，被盧杞構陷致死。陛下在奉天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千里救駕，盧杞妒忌他的功勞，阻撓不讓他與陛下相見，結果導致懷光憤而反叛，這些都是盧杞欺天罔人的鐵證！”
德宗舔了舔嘴唇，說：“愛卿所言，有些的確是事實。但楊炎這個人對朕大不敬，看待朕就如同看待三歲小孩子一樣，他提議的事項，如果朕同意了，也就沒事了，一旦朕不同意，他動不動就以辭官相威脅，搞得朕很是難堪。再說建中年間的禍亂，你之前也應該聽說過桑道茂的預言，乃是朕命中該有這場劫難，跟盧杞沒什麼關係吧。”
奸臣嚴嵩
桑道茂是當時有名的方士，曾勸說德宗修繕奉天城，加高加固城牆防禦。當時德宗不解其意，等到涇源兵亂、自己逃到奉天避難的時候，才明白之前桑道茂的深意，故而一直都以為這是天意使然。
桑道茂者，大曆中游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舊唐書·方技傳》
李泌對此嗤之以鼻，對德宗說：“命運之說，都是事後諸葛亮。命運是人創造出來的，不應該盲目相信命運。當初夏桀曾說：難道我的命運不是由上天決定的嗎？商紂王也認為自己有天命護佑，結果兩人不都同樣身死國滅了嗎？陛下如果相信天命，那和桀紂那樣的昏君有什麼兩樣呢？”
德宗老臉一紅，不好意思地對李泌說：“多謝先生教我！朕以後再也不信命運之說了。”
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新唐書·李泌傳》
從唐德宗與李勉、李泌的對話可以看出，之所以會出現“天下都知道某人是奸臣而唯獨皇帝不知道”這種事情，至少有以下五點原因：
奸臣魏忠賢
其一，奸臣善於偽裝，在皇帝面前往往表現出艱苦樸素、嚴謹正派的一面，皇帝都是深居簡出，對外面的輿情不太瞭解。所以唐德宗才說盧杞“清介敢言”，是個好人。
其二，皇帝不在乎誰是奸臣，他只在乎誰是忠臣。奸不奸的其實無所謂，皇帝只在乎大臣忠不忠。盧杞雖然對政治對手打擊報復，手段卑劣殘忍，但他對皇帝表現得忠心耿耿。涇源兵變的時候，盧杞是第一個翻牆逃出皇宮，跑到奉天追隨德宗的，所以唐德宗認為盧杞只不過是學問差了點，沒啥大毛病。
第三，奸臣往往善於逢迎拍馬，讓皇帝非常舒服，而忠臣則直言進諫，很容易“犯上”，讓皇帝很不爽。楊炎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宰相，但是他表現的太強勢，總是認為自己是對的，皇帝只能聽從不能反對，導致皇帝也很討厭他。而盧杞則像個哈巴狗一樣，皮滑毛順，讓皇帝感覺很舒服，故而深得寵信。
第四，奸臣害人，往往以公道的名義，讓人事前事後無可辯駁，皇帝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比如盧杞陷害楊炎，就是以楊炎把自家的房子賣給了河南尹趙惠伯，盧杞指使親信舉報楊炎從中漁利，從而誇大其詞，將一樁經濟案件上升到了政治案件的高度，從而扳倒了楊炎。他陷害顏真卿，是藉口顏真卿三朝元老，德高望重，必能勸降李希烈，故而派他去送死；折騰70多歲的李揆出使吐蕃，是以李揆是禮部尚書，通曉禮儀，而且歲數大了老成持重。排擠李懷光，是以軍情緊急，沒有閒工夫賜宴犒賞為理由。
這些理由在旁觀者看來都是陷阱，但在皇帝看來卻是合情合理的，因為臣子本來就是為皇帝服務的嘛。
除了這四點之外，其實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奸臣往往也很有能力，很會替皇帝辦事，而且只考慮皇帝的感受，從不顧忌百姓怎麼樣。唐德宗時，朝廷財政困難，盧杞就想出各種辦法，從民間大肆斂財，雖然搞得民怨沸騰，但也成功地解決了朝廷的一時困難，讓德宗得以繼續享受奢侈的生活，所以很受皇帝的信任。
奸臣得寵，是古代帝制時代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必然產物。畢竟像李世民那種英明神武的皇帝是很少的，大多數皇帝都是平庸之輩。庸君通過奸臣來控制政局，奸臣通過獻媚皇帝來獲取政治利益，雙方一種結合緊密的政治同盟關係，很難打破。所以盧杞即使被貶了，德宗還是時時想念他，想把他調回來重新起用。畢竟皇帝也是人，身邊有個臭味相投、會說話會辦事的人是很難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