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信守诺是人们称颂的传统美德，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品质。虽然我们的生活中不乏信口开河、胡乱许诺之人，但这些人在社会生活中都穿戴着守信的外衣。一旦这层包装被戳穿，个人信誉随之破产，将不再被人信任，成为社会的弃儿。
我国人民自古就重视信誉，《孟子·梁惠王》中孟子问齐宣王："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返者，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这位朋友答应了别人的请托，却未履行承诺，这样的人不配为友。
一诺千金的季布
汉初的季布只要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做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当时人们广泛传颂的这句话，既是对季布的赞赏，也是对信守承诺的褒奖。由此，更是产生了"一诺千金"的成语，千古流传。
但所有的承诺都要兑现么？所有的毁约都要受到指责么？也不尽然。因为承诺背后还有道义，道义之下的承诺才有坚守的价值。
一、信守承诺，先贤榜样千年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公元前544 年，季札出使鲁、齐、郑、卫、晋诸国，他是吴国的公子，先后三次让出当国君的机会，品格高尚。
季札一行从吴都出发，一路北上，途经钟离国，进入徐国境内。徐国的田野里五谷丰茂，乡镇中人民安居乐业。徐国国君素有仁名，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季札前往拜访。
徐君盛情相待，季札的贤名远播，是受各国欢迎的外交家和艺术鉴赏家。
宴会上，宾主尽欢。季札佩戴的宝剑引起了徐君的注意。
青铜时代，中原的礼器制作精良，但宝剑的制作，却是吴越争锋。宝剑是战争的利器，也是士大夫们身份的象征，上好的宝剑更是上层社会男士们追逐的目标，何况是极品的吴国宝剑。
季札出使，各国隆重接待
徐君观赏了季札的佩剑，啧啧称赞，有心索取，却难于启齿。
季札何等聪明，他看出了徐君的心思，有心以剑相赠，但自己出使各国的任务还未完成，佩剑是国家象征的礼器，拜见各国君主必须佩戴。
马上赠剑是不可能了，但季札在心中默默的许诺，外访归来，一定将宝剑送给徐君。
季札出访五国，历时一年多，当再次回到徐国时，接待他的已经换成了徐君的儿子嗣君，徐君去世了！
音容犹在，斯人已逝。季札记得自己心中的承诺，解下佩剑赠给徐国嗣君，嗣君推辞不受："先君未留下接受宝剑的遗嘱。"季札又来到徐君的墓前，将宝剑系于一旁的树上，"徐君有知，当受此剑。"
随从们劝说，徐君已经不在了，您又何必如此呢？
季札回答："我心中早就将宝剑许给了徐君，怎么能因为徐君不在， 就违背承诺呢！" 在季札的心中，徐君是仁君，也是位朋友，值得赠剑。不久后，在徐君的墓旁，人们筑起了"季子挂剑台"以纪念此事。
"挂剑留徐"事迹广为流传，诚实守信成为千古佳话。引得后世历代的人们来此凭吊、追忆，这份情怀至今已持续了两千七百多年。
季子挂剑台
二、小人物、近现代，诚信仍然是立身之本
季扎是古贤人，太久远了，也太高大上了。普通人呢？仍然离不开诚信。
清光绪年间，位于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是茶马互市的重镇，商贸繁荣。15岁的魏西园进入"乾泰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可是荣景没持续多久，当地闹起了匪患，并且愈演愈烈。
一次，土匪打过来了，乾泰永商号的东家仓皇出逃，连夜打包行李，返回江苏老家。临行前交代魏西园："你留此看店，一切自拿主意，保命第一。"
有人劝魏西园，"你也赶紧逃吧，土匪来了小命难保。"但他不为所动，因为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商号。
魏西园将货物设法隐藏起来，躲过了土匪的劫掠。并于匪患后，在商品的短缺期及时将货品出售。他以货款为本金，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魏西园一直坚守着商号，等着东家归来 ，但四年过去，杳无音讯，有传言，乾泰永东家早在逃难时就被杀了。
丹噶尔镇守信经营成为传统
一定要物归原主，魏西园带着账册与利润，前往江苏寻找东家，如果东家不在了，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家人。
2000多公里的跋涉，数月的行程，魏西园终于见到了东家，只为当年的一句承诺。
老东家原以为那处生意已经无望，没料到魏西园经营有方，千里送银。感动之余，他资助魏西园开设了"忠信昌"商号，商会也向官府举荐，拿到了营业的执照，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号。
三、孔子以身作则，不是所有的诺言都要遵守
在回答子贡的提问时，孔子将人的品行做了划分：第一等，知道对错，对不端的行为感到羞耻。能够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第二等，宗族中的人都称赞其孝顺父母，乡邻都赞扬他兄弟和睦。第三等，说到的就一定去做，并且不会半途而废。
"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
作为士人的最后一个等级，其标准为："言必信，行必果。"可见这是个基本要件，孔子对它的要求也很高。《论语·为政》中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人不讲信用，是不可以的，就像牛车、马车没有輗、軏（连接车辕与轭的重要部件），无法使用。
既然人必须守信，那么，孔子是严格执行的么？
孔子周游列国，屡次遇险
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路过卫国蒲邑，受到了围困。
当时，卫国内乱。公叔戌在封地蒲邑反叛，他忌惮孔子到了卫国国都后，帮助卫灵公，会对自己不利，因此想扣下孔子一行。
见蒲人对老师无礼，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大力士，要与其拼命。公叔戌畏惧了，派人对孔子说："如果你们不去卫国，我就放了你们。"
孔子与蒲人盟誓，决不去卫国。见孔子都对天发誓了，蒲人也就相信、释放了他们。
可是，一出蒲邑东门，孔子就命马车转向，直奔卫国而去。
弟子子贡不解地询问："盟可负邪？"孔子回答："要盟也，神不听。"在胁迫下答应的盟誓，鬼神不屑于理睬。
孔子告诉我们，诺言是自愿做出的承诺，自愿的情况下才有约束力。而非正义力量的胁迫，不能成为信用的基础。
被世人尊称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孔子，与造反的公叔氏订立城下之盟，旋即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岂非出尔反尔？其实，这正是孔子知权达变的表现。订立城下之盟，是迫于形势凶险不得已而为；前往卫国，不为对公叔氏的承诺约束，是因为公叔氏背叛国家，对坏人讲信义，就是为虎作伥。
要盟也，神不听
四、背信的后面是大义
臧应詹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清代名医。幼时勤奋好学，曾立志于科举。但为了给母亲治病，放弃仕途，改攻医术。
范仲淹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第一，这两个职业有共通之处——救人、济世。第二，古代读书人学医有着先天的优势，平日所学四书五经，古文功底深厚，五经之一的《周易》理论、阴阳五行知识了然于胸。
臧应詹师承张仲景，加之自身的灵性，很快融会贯通，学到了一身高超的医术。行医五十载，被誉为神医。
他很注重下一代的培养。有一次，臧应詹外出，恰巧有一名重急症患者前来求救，众人束手无策之际，徒弟孙良挺身而出，举措得当，救了患者一命。
臧应詹归来后得知此事，非常高兴。孙良聪明、有悟性，是他的重点培养对象，现在见他呈现出独当一面的潜质，随即当众宣布：要将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孙良，使其继承衣钵，并会将所珍藏的医书全部相赠。
数年之后，在臧应詹悉心教导下，孙良的医术突飞猛进。但在做人方面，他却显露出了贪婪、势力的本性。对权贵患者他曲意逢迎，极尽媚态，对贫穷的求医者却不理不睬，甚至推诿拒绝。
清代医生坐堂
医者仁心，面对反复的劝导，孙良毫不悔改，这让臧应詹非常失望。因此，
当孙良来讨要珍藏的医书时，臧应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孙良很恼怒，他不愿意放弃这笔财富，找来当初在场的人作证，试图逼迫臧应詹兑现承诺。
证人们很为难，臧应詹当初的确是承诺将藏书赠与孙良，如今反悔，岂不是背信弃义？人若是没有了信义，还怎么为人处世！面对孙良的振振有辞，证人们也觉得藏书还是得转交给他，否则，就失去了信义。
臧应詹从容答道："何为信？何为义？信乃承诺，义乃正义、道义。孙良行品德败坏，行医不端，帮助他是助纣为虐，阻止他才是道义。所以，我宁可背信，也不能弃义。"
了解了事情的原委，证人们纷纷转变立场，称赞臧应詹做得对。孙良见赚不到便宜，只得气急败坏的溜走了。
臧应詹违背了当初的诺言，是因为发现当初的诺言建立在被蒙蔽的基础上，如果继续履行，则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助纣为虐。大义面前，不惜背信，才是真正的守信 ，因为它守护住的是人类的良知。
一言九鼎
结语：
贤人季札以"诚信"名扬千古，小人物魏西园靠诚信"终成富商。有没有信用对于个人是立身之本，对于国家同样事关荣辱成败。商鞅变法从"立木取信"开始，西周灭亡也离不开"烽火戏诸侯"。
但诚信也不是没有原则的，孔圣人背弃公叔戌之约，名医臧应詹违背赠书之诺，是因为诚信要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
不讲原则地信守承诺，是许多年轻人常犯的错误，一味地讲诚信，遇到违法的事情忘记了道义，还自以为义气，其实是忘记了守信的根基。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道义之下的信守诺言才是问题的关键。
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诚信依然是人际关系的基础，而且其重要性无可替代。但是在做出承诺、履行诺言前要想一想，确保"信"和"义"是在同一辆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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